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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火腿老法师——何建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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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同川  整理）

何建源（曾用名：于建元），男，1946年2月生。1959年由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考入复兴中学初一（4）班，1962年中三（相当于现在的高一）毕业报考音乐学院未果，决定去新疆。他先是酷爱小提琴，被同伴昵称为“火腿”。经由盛中华名师指点，小提琴技艺颇高。后来自学电子技术，成就非凡，被同事赞誉为“老法师”。1983年调回上海，开始了大展宏图的征程。

从进入上海海丰农场开始，何建源拥有了施展电子技术才华的天地。他刻苦攻读外语，学习、消化并改进了引进国外的电缆设备，多次负责国际先进设备的安装、调试及技工培训，并提出重大合理化建议，节约了数以万计的国家资金。他由电工班长成长为新疆知青中唯一一位高级技师，市级技术能手和总工程师。他还和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和科普作协理事郭正谊一同作客中央电视台《电视批判》栏目，探讨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问题。达到了新的境界，实现了新的辉煌。

序一

2014年1月30日，凌晨4点，起身给一双儿女喂好奶后，打开IPAD上的视频直播软件，开始同步收看国内的春晚。

虽然很多年没好好看过春晚了，但这次与以往不同，人生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过的年，当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了》开始演唱，大屏幕上出现大萌子与父亲的30年的合照，一曲终了，已是泪流满眶。

从未体会到我们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了，为人父母后，才知养儿不易，但不知道我现在的环境其实已经比父母当年好了千万倍。

时代造成了父母一生动荡不安，按我父亲的话说，一念之间，需要牺牲三代人才能翻转过来，所幸今日我们努力给一双子女创造的环境，足以让父亲自豪。

父亲的文章，再看时，方能体会父母的艰辛，2012年元旦，带着妻子和父母回海丰农场参观知青纪念馆时，看着一张张的某某回上海读书亲戚做担保的担保书时，我对妻子说，现在去看这些东西，真的无法相信，这些写担保书的亲戚算是不错的，更多的情况是兄弟反目。

希望我的子女长大后再看爷爷的文章，能体会爷爷奶奶的不易，珍惜爷爷奶奶和父母两代人为他们创造的环境。

                                         何波  写于南京

                                         2015年01月27日

火腿老法师 最后编辑于 2015-06-24 22: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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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我们知青都有一个梦，

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梦。

我的梦就是能够拉完舒曼《梦幻曲》。

但是，

我永远没有拉完。

你听！

那拖拉机的哼哼声正在继续做我的梦呢！

多少往事历历在目，

又有多少伤心的事难以叙述。

紧跟在后面的胜利和喜悦有多少？

攀登！攀登！

攀登到高峰后的胜利喜悦让人信心倍增！

新疆，

给了我什么？

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有人见山望而生畏，绕道而行，

结果永远默默无闻，碌碌无为，

无所作为成为弱势群体。

我将永远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人！

新疆，

让我伤心！让我失望！

海丰，

又给了我什么喜悦？

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有人能够勇攀高峰，

迎难而上，

结果却是事业有成，

大有作为，

叱咤风云成为时代的强者。

海丰让我成为，

十万大军中独一无二的高级技师！

海丰让我，

值得留念！

值得赞美！

在中国，

在东方广袤的荒野上，

至今还屹立着我们知青的痕迹，

我们的住房。

任凭风吹雨打，

三十年依然不倒。

在那里叙述着我们知青的辉煌史！

而新疆，

留给我们什么？

什么都没有，

唯一可留念的，

只有那口亲手做的大水缸！

                                        何建源  写于南京

前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十万知青满怀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豪情壮志，来到祖国边陲新疆建设兵团，参加了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伟大事业。如今，他们大多年近古稀，有的战友也因病远离人寰，他们不仅把青春献给了新疆、把一生献给了边陲，而且，还把自己的子女留在新疆。所谓“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就是对十万上海知青人生轨迹最好的评价。

有首歌唱得非常好，我每听一遍就流泪一次：“在别人眼里，新疆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是我们一钱不值的故乡，是我爷爷奉献一生的地方。”短短的几句话，唱出了几代人的心声。在电视台采访我的故事中，有一段我坐在自己制作的大水缸上，流着泪哭说着：“我的青春就洒在这里”。

有人说：我们的青春无悔，我却对自己的青春耿耿于怀。十七年岁月空洒戈壁，如果那荒废的十年放在我的后半生，那我将不仅仅是一个老法师了。在我退休之际我说过一句话：如果再给我十年时间，我就是大师了。

我是受人之邀写了这个故事，我的好友、我的同学——美籍华人何宇平，她说：“你的人生非常精彩，你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留给后人。你们知青的的人生都是非常丰富的。知青是中国的历史，需要大家来写。一个人写下来的故事是故事，一千个人写下来的故事就是历史。”

                                        2014年12月18日                                                     

何建源  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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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自左至右）：蔡元翠、木慧珍、董玉英、孙丽君

后排（自左至右）：王力青、周正强、倪鸣亮、曹胜利、林敦和

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上）

第一部分  艰难的起步

第一章  热血涌动赴北疆

当年有志为国捐，青春热血北疆献，

且看楼主经历广，各项行动震心田。

一生漂泊一生蹉跎，一路坎坷一路磨难，再回首已是白发苍苍满目创伤！

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人永远在突围之中。付出和回报，或许是相等的。我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我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我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人总要有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去进取。当人生的付出得到回报的时候，也是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我的一生使我懂得挫折能使人变得更坚强。逆境造就人才，只有逆境中出来的人，才懂得珍惜光阴，才懂得进取，才懂得成就来之不易。

人生的道路，人生的回忆，就是对人生的感悟；人生的逆境，人生的坎坎坷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现实，意志消沉自暴自弃。现实不可改变，但是看法可以改变。面对人生，面对走过的路程，要坦然的面对；正确地对待、正确地去认识，从中找出进取的途径来。

遥想当年，英姿勃发，豪情满怀的我们，渡长江，跨黄河，西出阳关，奔赴边疆。在那千年沉睡的沙漠里，曾埋下了建成塞外江南的美好理想；在那万年高耸的雪山顶上，还闪烁着我们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二十多年的边陲生涯，酸甜苦辣，百味尽尝。它不仅赋予了我们强壮的体魄，更赋予我们百折不挠、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那万里之遥的第二故乡，不思量，自难忘，魂牵梦萦，绵绵情长! 而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上世纪六十年代，距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当年，作为上海知青，我们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军支边，汇集在天山山脉南疆阿克苏的托木尔峰下，开始了屯垦戍边的那一段经历。二千多名战友分别于六三、六四、六五年从上海进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又陆陆续续回到故乡，现在仍留在博士山脚下的战友已所剩无几了，可这一段西北边陲的岁月，我们无法淡忘。

我曾与当年自己所在连队的挚友说起：多少回，思念牵挂战友；多少回，吟怀第二故乡——曾经在四团激情燃烧的那些日子，虽坎坷动荡，但梦牵魂萦，在脑海浮现回想；尽管那些远去的日子影踪飘忽，几多无奈、几多迷惘，但毕竟战友的深情，在时间的每一刻度里，曾经装点了生活的色彩，浸润了美好的遐想，也挤满了生存的艰辛，充盈了生命的顽强……

是的，我们的人生在那戍边疆土的热潮中拉开序幕，我们的青春在那托什汗河的涌流中开始启航。我们曾在那里播种，播种的是一次次希冀与理想——“屯垦戍边，巩固国防”，伟大的理想，曾在我们青春的旗帜上激荡；我们曾在那里收获，收获的是一次次奋进与坚强——“手握银锄，耕耘边疆”，辛勤的汗水，浇灌了冰山雪莲的迎风怒放。往事如烟，时光荏苒，南疆的沙枣花一定仍在低吟着上海知青的千古绝唱；弹指一挥，两鬓斑白，铭心的战友情依然还在延续着四团战友的年轮沧桑……

曾记否，当年我们正在生长发育，而历史的车轮就把我们载到遥远的边疆。那一条条笔直的田埂，留下了我们坚实的脚印；那一副副沉苛的重担，磨肿了我们柔嫩的肩膀；修大路、筑堤坝、挖冻土、建水库，哪一处工地没有我们的身影？插秧、浇肥、割稻麦、掰苞谷，哪一样农活能抑压我们的昂扬？甜菜馒头、玉米糊糊，对我们来说是海味山珍；地窖、土屋，更是我们珍爱的营房。那时，我们多么热情而单纯，可是，生活的磨练，没有能把我们压垮。虽然我们远离了校门，却从社会中读懂了人生；艰辛的日子使我们成熟，坎坷的经历使我们成长。当返回自己的故乡，我们又扬起生命的风帆，用理智去面对生活的新的远航。因为，生活是一种承诺，我们曾用自己的双手筑起温暖，挡住博士山下严冬的冰寒；我们曾靠自己的辛劳植起绿荫，遮住戈壁滩上酷暑的骄阳。所以，我们至今也仍然会从容淡定，让微笑构筑生命的纯粹——而不论世事是如何无常。

也许，因为有了这一段生活的磨难，我们更领悟了励志的内涵与启迪；也许，因为有了这些年岁月的历练，我们更懂得了生命的真谛与寻常。是的，一份阅历是一份积蓄，一番感悟是一段华章。那段经历，我们不会忘记；那段历史，人们更不会遗忘。我们的经历，并不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它是阳光与风雨的搏击，是希望与沮丧的对抗；那段历史也不是一首优美的小夜曲，它是欢乐与痛苦的交织，是理想与现实的冲撞——它们是一次蹉跎岁月的生命畅想！

火腿老法师 最后编辑于 2015-06-25 12:35:38

几回回思绪，几回回惆怅，梦见过情同手足的缠绵，梦见过共沐风雨的彷徨。昔日，我们虽有几多惆怅，但也曾经拥有几多激昂；而今，我们溢出几多思绪，也自然拥有几多欢畅！人依依，情依依，多少往事的回忆，留给我，留给你，留给了时常的记忆，永远永远令人难忘！

1964年5月22日，我们刚满18岁就满怀一腔“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热血，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奔赴祖国边陲戈壁，战天斗地。6月1日我们来到了我们第二故乡——农一师四团。光脱脱的一条小丘陵将整个“四团”一分为二。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老一辈的军垦人给这座小丘陵起了一个儒雅的山名——“博士山”，反正在地图上是找不到这座山的。我们这一中队被分配到山南的一个连队——九连（现十二连）。九连位于博士山脚下，从山上一眼望去巍峨壮观。郁郁葱葱的树林，夹杂着绿茵茵的麦田，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可是到了山脚下连队里又是另一番景色展现在眼前。最初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个象小山丘似的土包，这些土包象变魔术一样，一会一个个马匹从中蹦了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养马的地窝子马圈。紧接着我们又听到隐隐约约象是飞机的哄哄声，带队的指导员告诉我们，那是我们连队的机耕小队拖拉机准备出车去耕地。放眼望去，在马圈的后面有一片树林，树林中隐隐出现一个个烟囱，像冒着黑烟在移动。哦！那就是拖拉机？！队伍继续往前去，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排排白色的土坯房。接着队伍突然向西拐弯，出现了一队敲锣打鼓的人群在欢迎我们，大门前挂着一副横幅“欢迎上海青年来我连”。啊！我们到家了。

土坯房成三个口子型院子围在一起，成为一个天然的“目”字朝向南北的营房。我们班被分配到南面院子最南端中间一排的房子，这排房子共有五间房间，每间房门朝北，窗朝南。我们班十六个人分了四间，东山墙的一间分给了五班。

很快我就到了集合的地方，因我是班长，所以我必须赶快把我班的人员召集好。不远处大队长和中队长高梅妹正在讨论什么，我向他们汇报我班全部到齐，这时才知道八班的班长昨天已经到她的乡下避难去了，因此临时决定叫姜复婴当班长。我们浩浩荡荡的去了北火车站。在车站我妈妈因是里弄干部，所以早早的进了车站，我们一到她就帮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她对我说：“你看，王亚妹（八班班长）昨天去了乡下，你就不听我话。”我不耐烦地说“这事别烦了”就走开了。她只好含着热泪看着我走上火车。我要不是这无情的家庭、不是我妈妈狠心逼我去乡下，我怎么会去新疆呢？我的大妹去了乡下早早的夭折了她的小生命，我在六岁那年去了乡下后，整整拉了一个多月的痢疾，并且头上长满虱子。这些都让我记忆犹新，我怎么敢再去那鬼地方。我的二妹后来插队到了那里，圆了我母亲的梦，可她却永远的留在那里。

十点钟左右，随着一声催人上车的长铃，送人的和被送的人们抱得更紧，哭声，确切的说，是嚎声，像突爆的巨雷一下子撼动整个火车站。车站高音喇叭把音量搞到了极限，《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歌声嘹亮。但仍被这站台上的上千人和站外的嚎哭声吞没了！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那汽笛声丝毫不像往常那样尖厉，而是格外地低沉，同人们的嚎哭声融合在一起。火车缓缓的启动，车站内一片哭声，车厢内也是嚎声连天。火车带着这一片哭声远远的离去，带着我们的悲哀，带着我们的迷茫，走进那荒凉的戈壁沙漠，走进那绿油油的托木尔峰山脚下。突然一阵哨声把我吹醒，是大队长叫我们班长到车尾开会？不是，是早晨起床的哨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我们正式开始在新疆的独立生活。

第二章  到疆三月换新岗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我从一个懦弱的小孩子已经成长为黑炭样的小伙子。为了证明自己连起码的“韭菜和麦苗”都能区分，我起早贪黑，总是走在班里的最前面，带领着一个班的十六位上海小伙子，战天斗地。连队为我们配备了一个老班长帮我们增加农业知识，这位老班长姓彭，湖北知青，因为他一说话就直流口水，我们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彭答答”，意思是滴滴答答。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雅号。因我的小提琴在来新疆的途中，在上汽车时被人一脚踩坏了小提琴盒子，幸好没有殃及小提琴。当时我没有办法只好找一张塑料纸，将小提琴包扎起来背在身上。远远看去活像背了一个火腿，因此大家给了我一个雅号“火腿”。这天，老班长彭答答叫上了我“火腿，连长找你有事，你去一次”。我答应了一声“噢！”就去了办公室。走到了办公室门口老远就听到里面的争论声，指导员说：“为什么不让朱承德去，朱承德比于建元（作者曾用名）更能吃苦耐劳。”连长夏天德说：“于建元比朱承德老实得多，朱承德城府太深，他和台湾特务韩素英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我们不能不防。”指导员说：“于建元不也是地主出生么？”连长说：“那是他祖父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他父亲是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高级知识分子，劳动模范。我们不用这样的人，用谁？”“啊？！正在议论着我呢。”我想，并且止住了脚步犹豫不决，到底是进还是不进？这时又来了两位知青，陈白君和孙家义。孙家义首先敲了办公室门：“报告！”“请进。”连长这时发话了。我们三人进了办公室。

进了门以后，连长指导员请我们坐下，然后指导员宣布：“鉴于你们三位同志进疆以来的突出表现，连队和党支部决定调动你们的工作，让你们到我连的重要岗位机耕小队工作。孙家义你到DT54小组报道去，于建元你到东方红6号小组去报到，你的工作将有朱承德替代，陈白君你到25K小组去报到。有什么意见吗？”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地说：“坚决服从命令！”

就这样我们三人第一次从连队漂亮的土坯营房搬进了地窝子，领略到地窝子里另一番的风采。地窝子顾名思义就是在地底下的房间，确切的说就是地下室。它坐落在我们九连的东北角，从营房要穿过马圈、猪圈，然后才能看到一个个的小土包，在这些小土包的前方都有一个个的小凹槽，从这个凹槽下去就进入到地窝子。地窝子冬暖夏凉，进入里面就像进入了黑暗世界，头顶上开了一个小小的天窗，这光亮根本就照不到各个角落。因此，猛一下进入地窝子由于不适应什么都看不见，过了好久才看见里面一个个床铺，床铺边坐着一个个浑身衣着黑乎乎的老同志，他们就是机耕小队的职工。一位师兄（1963年进疆的上海知青）将我领到他的床铺边，指着边上的一个空铺说：“这就是你的床铺，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的难兄难弟了，我叫姜传福，请多多关照。”我向周围巡视了一下，我们的床铺坐北朝南，我的左边是姜传福的床铺，我的右边是1963年上海知青吴宝兴的床铺，他紧挨墙壁。说是墙壁只不过是被砍土曼（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一种铁制农具）刷直了的土墙，不时还落下阵阵灰尘，我的床头也是这样的墙壁，和营房是天壤之别，简直叫人苦不堪言。这时吴宝兴说了：“这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第二天正式上班，我师兄带我进了拖拉机场地，向我一一介绍了我们的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组长王改新，1956年进疆的河南知青、副组长姜奎宝，姐姐是1953年的山东知青，1960年投亲参加的工作、组员唐志辉，甘肃自流进疆（没有经过组织集体进疆的人员属自流进疆）。还有就是吴宝兴和姜传福。组长宣布我们将分成两个班，吴宝兴和姜传福和副组长为一个班；我和唐志辉、王改新为一个班，今天抓紧保养车子，后天就要开犁冬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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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天，由于擦车子的碎布不够了，小师兄姜传福带领我到连队营房爬房顶找衣服。我非常奇怪房顶上怎么会有衣服呢?原来我们新疆连队营房都是平顶一层土房，房顶周围有围墙拦着，房顶上什么也看不见。小师兄说：“给你变个戏法。”我们爬到了房顶我一看，哇！我的天哪！在男生寝室的房顶上堆满了许许多多的脏衣服、破衣服、破裤子、破袜子、破鞋，怪不得我以前好多战友老是吵着衣服不见了，原来这里是垃圾堆场了。由于许多男生不会补衣服，又怕别人笑话，所以隔两三个月就能捡到许多破布。当天晚上我和小师兄一起到伙房烧开水，小师兄说：我们这里的水是硬水，不能用生水加到拖拉机的水箱里，否则会产生水垢堵塞散热器，会影响散热的，必须用烧开的软水。

我们九连的田地都是东西走向的，从西向东排列有三个斗渠，每一个斗渠连有五六个农渠，每个农渠所浇灌的土地大约为四五百亩土地，九连连队的营房就建在二斗四农最东边一百多亩的土地上。第三天早上我们东方红六号顺着大路带着五华犁浩浩荡荡的向着一斗五农开去，为播冬麦去犁地。我们一组是夜班，当夕阳快要落下时我们登上了征途。我们在一斗五农的地东头和姜奎宝组交接了班，组长叫我坐在五华犁椅子边上，看着他是怎么打犁的。九月的初秋，晚上是那么的阴凉，而暮色的夜晚是那么的安静，整个田地里只听到我们拖拉机的哼哼声，象一头老牛拖着沉重的担子在迷途上往返。拖拉机的哼哼声正好是C调的低音5，又仿佛是在哼着舒曼的梦幻曲的开头音5又永远哼不下去。我帮着它哼下去吧，51--7135……。黑色的夜空北边远处隐隐约约的浮现出天山蜿蜒起伏的壮观景色和山巅上泛着柔光的积雪，东北角的银色像是点缀在半空中的一颗翠珠，那是托木尔峰依然屹立在我们的东北方。望着这漫长的夜色，那哼不出的梦幻曲将哼到什么时候？

到了下半夜，组长叫我试打犁，他在边上看着。这犁怎么就像奔腾的野马一样，那么不听使唤。组长一会叫我向上向上，一会叫我向下向下，一会儿深了，一会儿浅了。拖拉机后面犁的地，像沸腾的大海一样，高高低低、起伏不平。还没有到地头我已经是满头大汗，累得精疲力尽了。我刚把棉衣脱下，放在座椅靠背上。突然一股力量把我的棉衣拖走了，啊！我的棉衣被卷到地里去了。我赶紧叫拖拉机停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棉衣给拖出来。唐志辉和组长看着我狼狈相哈哈大笑，并且告诉我打犁的诀窍。果然，奔腾的野马被我驾驭了。也让我一夜之间弄得满身黑乎乎的机油和泥土。

第三章  排练节目获爱情

一个星期以后，周顺突然跑来找我，说是连队排练节目国庆节要到团部演出，叫我参加乐团拉小提琴。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殊不知这下招来了横祸。

这天，我们正在排练，组长带着机耕小队谭队长怒气冲冲地跑到排练现场，见了我就连骂带训地糟蹋了一顿。大意是训斥我有什么资格跑到这儿来排练节目，无组织无纪律，冬播这么忙难道不知道吗？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只有演出负责人五班班长高寿松不愿意了，质问他有什么资格跑到排练现场来大吵大闹的。组长也不示弱指着我说：“他是我的组员，不干活跑到这儿来瞎胡闹，还有脸质问我？”“叫他来排练节目是领导的决定，你不能干扰排练。”“没有我的允许，他就不许乱跑。”说完就拖着我回了机耕小队。高寿松赶紧跑到指导员处告状去了，并且说要撂挑子。第二天连队党支部发来一个通知给机耕小队谭队长，让谭队长自己内部调配人员，借调于建元直至国庆结束，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排练节目是一种逃避繁重体力劳动的巧妙办法，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产物。如果每一个人一生所从事的工作是那么的繁重、那么地心力交瘁的话，那么排练节目就是一种最好的避风港。人的长期劳累在这里得到缓解，人的身体长期透支在这里得到了恢复。因此，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这里就成了我们竞争的目标。在这里形形色色的知青都出现了，每个人的演出水平都不一样，有的水平极高，有的什么也不会。高寿松因人而异给各位配备了角色，有器乐演奏，也有话剧和舞蹈。有演维族小伙子，有演维族小姑娘。其中一位演维族大娘的叫林珊的女知青让我眼前一亮，她那么美丽端庄，稳重而朴实。虽然她什么也不会，但还是让我不由得不为之心动。我教她维族舞蹈该有哪些基本动作，她没有节目时也爱到我们器乐组看我们排练，尤其喜欢问我小提琴的知识，我也一一解答。慢慢的我们俩就变得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到演出结束后，我们已经对对方有意了，心中都忘不了对方的样子。

很快就到了国庆节，我们在团部演出获得圆满成功，团长和宣教科长都亲自接见我们，交谈中透露团部将成立演出队，希望在我们这个演出组抽调一批人。团长对高寿松、周顺、冯爱玲的演绎水平感到非常满意，这时高寿松向团长介绍我，说我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团长看着我满意的点点头。高寿松和我是好朋友，我们俩在上海就非常要好，我们一起在里弄里排演话剧《年轻的一代》，高寿松演主角林育生，我演配角。我们俩演着演着自己倒演成了“年轻的一代”了。在上海，有一天高寿松突然来找我，吐露出他想报名到新疆的心愿，问我愿不愿意去新疆，劝我省得到那河南饿死人的穷地方。我想了想说：“好吧！我就当配角，给你当到底了。”高寿松非常高兴的说：“我们俩在新疆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就这样我们俩一同来到了新疆，分别当了四班、五班的班长，而我们俩都在新疆有自己的悲惨命运，这是后话了。

河南是我母亲的家乡，那里有我的外祖母，她孤身一人，我的外祖父在三年自然灾害给饿死了。在我中学三年级（我念的是五年制中学）出来报考音乐学院无着落的时候，我母亲很想让我去河南照顾外祖母，躲避动员新疆的报名风潮。可我确实对河南害怕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拉痢疾的情景，不会忘记发高烧、说胡话差点把命给送掉的时候。当我父亲得知我报名去新疆的事，一直埋怨我母亲，为什么非要逼他去河南？也确实是我的好朋友高寿松挽救了我的一生，否则我的一生就像我的大妹一样给毁了。

让人舒心而脱离繁重体力劳动的排练节目很快就结束了，大家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战天斗地。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机耕小队，去听那哼不下去的梦幻曲。自从排练节目结束以后，林珊被调到山南地区学校幼儿园当保育员，和老同志的小孩子们住在一起，照顾这些孩子们的起居饮食（说穿了就是保姆）。从此，我就多了一个避风港。博士山南边有五个连队，最远的十一连离我们有五公里路。而山南地区就把小学办在我们连队，这给小孩子上学很不方便，因此他们都采取住宿制。这里远离大部分知青，没人知道我们在恋爱。尤其是到了星期天，学生们都回去了，这里更是我们两个人的天地，学校的老师们对我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在这个时候团里发来了几份调令，调动周顺、高寿松和冯爱玲，唯独没有我的调令。我跑去问了指导员是怎么回事，他说：“已经给你安排了开拖拉机的工作，你已经享受过调动的资格，不能再调动了。” My God!This is what logic!高寿松也为我着急，跑去问团长是怎么回事。团长说劳资科确实发过去四份调令，被你们的连长给扣了一份，说是这位同志已经安排了特殊岗位，不能在调动了，否则我们的工作不好做。就这样我无缘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它与我失之交臂，也波及了以后再进演出队工作，因为这种工作的特殊性，最佳参与这种岗位时期就是刚组建的时候。

这种打击多多少少影响了我的情绪，同时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我整天处于迷茫之中。时值十月份深秋季节，对于新疆来说已经非常寒冷，繁忙的冬播冬耕季节，来不得丝毫马虎。一天，连长夏天德突然来到了我们工作现场，针对我开了个现场会议，做出了严肃批评，严厉地指出我如果不想干可以到大田工作，没有人会吝啬你，这样得工作抢都抢不来呢！这样的现场会对我来说只能适得其反，迷茫的情绪只有到林珊处去发泄。她总是在安慰我，她说她不也是一直做被人家看不起的保姆吗。只有在她那儿才能找回真正的自我，让我得到丝丝的温馨。

第四章  三九寒冬爱别离

转眼到了冬天，三九寒冬、地冻三尺，拖拉机已经不能下地了。机耕小队的职工全部集中到场地上，保养农具。我们一边把废机油用火烤热，一边取暖，同时把农具上的泥巴和铁锈刮掉，抹上废机油。这些活纯粹是磨洋工活，因此大多数都在闲聊。可这些老同志闲聊的内容实在下流、庸俗，脏话连篇，天天如此，让人感到非常厌烦。不过也确实让我这朦朦胧胧、什么也不懂得小伙子知道了人类是怎么繁衍后代的。天天说，天天讲，让人非常心烦。有的时候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说他们几句。这下倒好，招致他们的讥笑和掀起群攻。说什么“一天不说×，太阳不落西。”“你不说×，你为什么和林珊谈恋爱？”甚至还有更庸俗、愚昧的话跟着出来了。而且我又多了一个雅号“二逑四号”，“二逑三号”是陈百君，都对这种低级、下流、庸俗、愚昧的话极其反感的人。我不明白这“二逑四号”、“二逑三号”是什么含义，小师兄姜传福悄悄的告诉我就是“二赖子”，含义比二赖子还下流。我把这话告诉了我的好友高寿松，他也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说：“你知道吗？我们上海知青叫他们什么？老客帮、老帮埚”。老客帮、老帮埚的涵义就是落后、愚昧的一族。

在机耕小队中，对我们上海知青是极为歧视的，他们老客帮已经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盘根错节的群体。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们上海知青首当其冲，所以上海知青身上更脏。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动不动就是训斥、谩骂，稍不留神什么脏话、恶话都向你头上没头没脑的扣来。我们的陈百君稍不留神慢了几步，就给扣上“二逑三号”的“雅号”。他的那位组长刘聚财天天辱骂他，还讥笑他，简直把他弄得无地自容，这样的气叫人怎么受得了。陈伯君狠狠地把工具往地上一扔，愤愤地说：“把我当什么东西？没有这样的侮辱人格的，我不伺候你们了。”悲伤的、哭着离开了机耕小队。“二逑三号”就这样消失了，留下我“二逑四号”继续和老客帮作对，我还想继续打破那盘根错节。

很快，一年一年的过去。1966年，祖国大地是个多灾多难的年月，我们四团山南地区也成立了营建制单位，指导员任营教导员，山南地区增加了有五、六、八、九、十、十一和机耕二连等七个连队，为二营地区，从此，山南地区又叫二营地区。

1966年的春节，由于我的女友不堪我开拖拉机的寂寞而离开了我。

我的初恋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留下了难忘的瞬间，为什么是那么短暂，不懂得珍惜，却在失去后深深地思念呢？淡淡的青涩,朦胧的初开的情窦，羞怯的纯洁的多情，始终是我对爱情回忆中最刻骨铭心的爱。

My first love is the most precious memories. A memorable moment. Why is so short. Don't know how to cherish. Was lost in deep thought? of pale green. Shape at the temples. Of the pure blushes. Has always been my most unforgettable memories for the love of!

《匆匆那年》

多少人以友情的名义，爱着一个人。

多少人以友情的名义，拒绝一个人。

多少人不敢说出来，怕说出来后连朋友都不可以做了。

多少人喜欢一个人，只是告诉了她让她知道，而后转身离去，再也不提。

多少人是因为得不到,才假装不想要。

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在分离。

多少人已经分开了，却还彼此爱着。

多少人走着，却好似困在原地。

多少人败给了一个“等”字。

多少人约定，转身后谁也不再回头，可是谁也忍不住。

多少人见证了很多爱情，却没有见证他们的婚礼。

多少人来到你的生命，便匆匆离去，再也不见。

多少人走进你的生活，只是为你的人生上一节课。

多少人希望与你生活在一部电影里，下一镜头是一行字幕：多年以后……

多少人在你的生命里一闪而过。

多少人曾想与你一起颠沛流离。

多少人一直活在你的记忆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多少人的青春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在义无反顾中呼啸而过。

多少人与你听着同一首歌曲，触动着同样的心情。

多少人放开了你手，却盼望你能回来。

多少人挽留过你，可终究没挽留得住，你挽留过多少人，也是如此。

多少人小时候很少去考虑长大了是怎么样，长大了却老是去想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多少人想知道哪天自己喝醉了，一个人走在街头，会歇斯底里的喊出谁的名字。

多少人把眼泪埋在睫毛深处，轻轻的对你说：祝你幸福。

多少人在一起，誓言永远不分开。

多少人分手了，一个出去流浪，另一个却站在原地，一个早就忘记了彼此过往， 另一个还在傻傻的等你累了再回来。

多少人因为你的丢失，而翻遍了全世界。

多少人明知道你们不可能，却对你嘘寒问暖，一如既往。

多少人爱你，爱了整整一个曾经，多少人想你，想了整整一个过去。

多少人想在雨天给你送伞，却怕你不接受。

多少人告诉自己不要改变自己，却还是因为你失去坚持。

多少人想陪你看第一场雪，你也想有人陪你看雪，可对方却不是彼此。

多少人喊你傻瓜与笨蛋，其实他喜欢上了这个傻瓜与笨蛋。

多少人想你，无时无刻不，每时每刻都，可是你却想念着别人。

多少人每天都打扮好自己，只为能与你遇见时的第一印象。

多少人珍藏着一个小物件，那是你送的；多少人持有一个小物件，为将来送给某个人。

多少人为去见你，会从远方赶到你那里看你，最后却只能又匆匆回去。

多少人曾在充满雾气的玻璃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匆匆擦去。

多少人忍不住欢聚，经不住别离。

多少人又能像她一样不顾一切的爱着你。

多少人在寻觅，多少人在等待奇迹。

多少人……

多少人……

谨以此文献给曾经的你，我，她。

My first lover，My dear wife.

接踵而来的灾难还没有结束，这一年的春天，是灰蒙蒙的春天，它预示着将有大的暴风骤雨出现。我们的组长逐渐露出他那酒鬼的面貌，这引起我们另一位组员甘肃知青唐志辉的不满，两人关系僵的不可开交。经过协商将姜奎宝组的吴宝兴和唐志辉对调，吴宝兴和我跟着组长。这下我们两个上海知青凑在一块就有组长好戏看了。往往是好端端的一瓶酒第二天就喝不成了，变成一股酸馊味。组长也百思不得其解，这好端端的白酒怎么会变馊的？更稀奇的事还在后头呢，你拿我的衣服当抹布，明天你的衣服就不易而飞了，你爱喝酒，拖拉机也爱醉汹汹的老坏。

慢慢的组长也嗅出一些门道了，5月1日营教导员发来了一纸通牒，一张调令摆在了我们两人面前，调我们到五连朱承德班去。我们被发配充军了，我问教导员是什么理由调我们离开机耕队？他对我说：“你不是很想到演出队当音乐家么，今天就让你实现你的理想。”也就是说，给我颜色看看。那好，我就严阵以待，发配到了五连。而吴宝兴什么理由也没有，忍不下这口气，跑去卧倒在拖拉机履带前，迫使组长松了口。

第五章  发配戈壁挖沟渠

五连是为了惩罚不听话的知青而成立的，它就建立在废墟上的机耕小队的地窝子里。由于成立了营建制单位，机耕小队也变为机耕二连，搬到营部。营部设在原六连地区，现已经改为九连，而我们进疆时的六连现更改为六连。我又搬回到我曾经在机耕小队住的地窝子。朱承德班已经不是我原来那个班，许多成员都已经调走只留下朱承德、赵介民、吴明，还有三位一个是疯子，两个是傻子，都是其他班组不要的丢给了他，是上海凑名额的知青。当时团演出队被解散了，有几位就发配到我们班。还有原五连一些调皮捣蛋的知青，其中包括一位大学生，人挺聪明，就是牢骚话连篇。

时值毛泽东发表了重要通知——《五一六通知》，但通知下达到连队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席卷到我们这里，四团的形势依然如旧。给我们下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挖团结渠。所谓团结渠，就是从我们天山的山口（龙口）库马力克河边挖一个渠道到我们的一个维吾尔族连队，全长十来公里，途经广大的戈壁滩。每人每天要挖2.5立方土，里面掺杂着好多鸭蛋石头，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到太阳快落山时，大家都已经做不动了。每顿我能吃十五六个包谷馒头，做到一半时间肚子早已经是空空如也。好在我们团场虽然吃得不怎么好，但却不定量。我始终想不通，全国闻名的温宿大米产地，却吃不上大米饭。

戈壁滩离我们连队住房近三十公里路，我们就搭帐篷住在工地边，挖一段挪一个地方。每人在地上铺上点干草，垫上垫被就是每个人的床位了。帐篷里白天是像烘箱一样，太阳晒得根本进不了人，而夜里又冷得大家睡不着觉，刮起大风来可以把你的瓶瓶罐罐吹得满天直飞。好在托木尔峰脚下的夏天风沙的日子不多，可这样的日子我们就可以不去干活了，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休息日。

托木尔峰脚下，库马力克河边（塔里木河的上游），是我们每次休息日去游玩的好去处。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水塘，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知青，每天中午吃过中饭，就去那儿游泳。每当我们躺在那水塘边，仰望那托木尔峰的美景，心中多么舒畅。我们亲吻了你——大地，又在这里用砍土曼刻画着你那满面苍殇，皱褶纵横的老脸，刻画出美丽的团结渠。库马力克河的河水是那么的清澈，犹如维吾尔族姑娘的白纱巾，清清地流进了我们的团结渠。团结渠周边顿时生机盎然，一颗颗植物都争相爆芽，长得绿荫葱葱，给那吐木休克地区，吾尔台民族连的戈壁滩增添了一条绿色的彩带。

第六章  深山丛林扛木头

干完了挖团结渠的工作，接着就是进深山老林去扛木头。九月的初秋，大地一片丰收的景色。我们一个班打好背包坐上了拖拉机，向天山深处穆孜力克沟进发。我们的目的地是皮牙孜勒克山，那里有绿荫葱葱、参天大树的松树林。千里马拖着一拖斗的上海知青，颠簸在漫漫的上山路上，一路周遭的悬崖峭壁，林立怪石，仿佛电影中放映的片景从前方慢慢地飘来，从我们身边拂过，又从我们的身后远逝。进了山拐过一个山坳，眼前呈现出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一群群白羊像一串串白珍珠般点缀在山坡上，使人联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美景，然而又区别于阴山的草原，那是天山牧场，祖国大西北边境托木尔峰山麓广阔、绝妙的景观。维吾尔族的小巴郎在那高高的山顶上向我们招手，欢迎我们到他们的草原上来。陈一民告诉我们，绵羊是修养性最高的动物，打死它也不会哼一声。

千里马右拐了一个弯穿梭在一条峡谷里，怪石林立的山崖迎面扑来。突然拖拉机停了下来，停在了一个悬崖峭壁前。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我们隐隐看到一条小路直通山上的山坳，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背上背包要走的路。翻过那个山坳就是穆孜力克沟了，也叫吾力杰力克大峡谷。从这里下到穆孜力克沟里，在沟里行走18公里才能到达我们的营地。时至中午从早晨吃了早饭出发到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伐木队为我们备好了可口的饭菜，我们就在拖拉机前一片空地上吃完午饭，跟着伐木队的战友们向皮牙孜勒克山前进。吾力杰力克大峡谷是我见到的最美的大峡谷，穆孜力克沟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蜿蜒18公里一直通向皮牙孜勒克山脚，这就是库木艾日克河的源头，也是塔里木河的一个源头。

我们背着背包又说又笑的一会儿趟过小河，一会儿穿梭在峡谷中，两边山谷里成片的酸枣树丛不时会把你的衣服扯住，像是热情的主人招待客人，邀请客人留在府上。山坡上点缀着群群白羊，一会像天空的白云，一会又像成串的珍珠。迎面走来了一群毛驴子，它们是我们伐木队的后勤部队，刚刚运送完粮食返了回来。这美轮美奂的风景让我终身难忘，许多年以后当我听到格罗非的《大峡谷》时，就联想到这吾力杰力克大峡谷，这迎面走来的一群毛驴子就会浮现在我眼前。嚎叫着撒着欢的跑来，又蹦又跳的离去，奔驰在那山涧小径。

当我们走完一大半路程的时候，天渐渐地暗了下来。路边的酸枣树丛突然不见了，前面迎来的是成片成片的松树林。我们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队伍中再也没有人说笑了。大学生陈一民走向路边的一个牧羊圈边，倒地就睡。说：“我不走了，我吃不消了，我在这个羊圈里睡到明天早晨再走。”我们爬上了一个山坳，突然，一排排的白色帐篷出现在眼前。中间还有一幢土屋，土屋的烟囱冒着白烟，这白烟中又喷发出阵阵饭香，它正在招呼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我转过身向陈一民大喊：“到了……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大部队休息了两天以后就开始劳动。我们每人每天工作量是扛和本人重量差不多的木头，有的树木甚至超过本人的体重。每天跑十八公里路，把木头扛下山，再返回山上，也就是说每人每天要跑接近马拉松赛跑的路程。为了节约时间，减少路程，有人就翻山越岭，走悬崖峭壁。这条路能够少走八公里路，这对于四肢乏力的人是不小的诱惑。这条路我只走过一次，再也不敢走了。太吓人了!站在悬崖峭壁上根本不敢往下看。我们的张关元先生和写过《天涯路》的王龙才先生在走此路时都曾掉下过悬崖，摔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人总是把最容易干的活先干完，扛木头也是如此，先是把一个人扛的木头先扛完。每个人都能超额完成任务。接着就是该需要两个人才能扛走的木头，大家相互自愿搭配完成工作。我和朱承德扛一根，因我俩个子高低相同，扛着木头才能都不吃力，否则个子越矮越倒霉。赵介民和吴小姐个子相同，他俩搭配在一起。吴小姐是我们知青中最秀气的一位男生，长得又温文尔雅，因此得了一个雅号叫“小姐”，即吴小姐。见人总是先对你笑，任何人对他发脾气，他总是淡淡一笑，就让你气消云散。赵介民也很喜欢和他搭配。两人扛木头很有讲究，上山时必须大头超前，有后面小头的人推着木头上山，这样不累。而下山时恰恰相反，这时大头在后，还要抱着它不让它下滑。我和朱承德总是抢着干这一头，而赵介民他们这一头的活总是他的份。我们知青们相互勉励倒也相安无事。

紧接着就是三人扛的木头、四人扛的木头、六人扛的和八人扛的。为了减轻劳动负担，伐木队将公路修到了穆孜力克沟悬崖边。我们一下减少了五公里的路，我们只要把木头扛到悬崖上，扔下悬崖就完事，这确实省了我们不少的力气和路程。但这也有不利的地方，废木料增加了。我们班八人扛的最后一根木头拦腰摔断成了废木料。

我们过着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吃得是细粮，大米饭管饱，每天是顿顿有肉。团里每天上山来拉木头的拖拉机，总是带来一车水果，我们把木头扛到目的地以后，就把西瓜、桃子敞开肚子吃个够。伐木队长说了，谁愿意拿回去可以拿回去吃，但没有一个人拿，谁也不愿意再回家的路上增加负担。

山里的天气是千变万化的，早晨从皮牙孜勒克山出发还是晴空万里。可到了穆孜力克沟悬崖边已经是乌云密布、雷声隆隆。这时候扔下木头就得赶紧往回跑，否则山洪暴发就别想回去了，这一晚上就得饥肠咕噜，露宿大草原上了。穆孜力克沟的山涧小溪，平时温柔得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可以让维族姑娘把它当着镜子照。可到了山洪暴发时，它就暴跳如雷，万马奔腾，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冲击着山涧，仿佛要把这山涧拉入地球的末日。一次我们八人刚把一根木头抬到悬崖边，把木头扔下悬崖后返回没有多少路，紧跟着就是暴风骤雨，霎时间山洪的笼头就像撒了缰绳的野马，奔腾着扑面而来，让我们猝不胜防。我们八人只有手牵着手，紧跟着一步不离的趟过一道一道的山洪，终于在雨过天晴的傍晚回到了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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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到机耕再扛木

十一月初大雪封山，我们不得不结束扛木头生活，回到了连队。山上地冻三尺，山下还绿荫葱葱，一股丰收的景象出现在眼前。下了山后我被调往五连伙房任炊事员，这才好不容易的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和大学生住进一个地窝子里，时间对我来说显得太多太多。闲的太无聊、太无聊。在空余之际、在闲淡无聊的时候，人们总是打牌下棋来打发时间。可我总在那里发呆，思考着如何把我进疆时带来的单管收音机修好，让我在这枯燥的年月能够听到我久违的古典音乐。我曾用烤火炉上烧电烙铁、火烙铁，都没有成功，大学生在一旁讥笑说：“你这样能焊出收音机来，那收音机厂好关门了。”我不服气地说：“你看着，我总会弄出来的。”他说：“我等着火腿的世界发明。”接连几天大学生伙同知青大胡子，大鼻子等几个知青再带上几个娇滴滴的女知青，天天晚上杀鸡，拔完的鸡毛都埋了起来，然后烧鸡汤大家同吃同喝。前几次还劝我一起吃，我问他从哪儿来的鸡，他说维族老乡那儿买来的。接着没有几天，不是这家老客帮家鸡少了，就是那家少了。我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搬到伙房老客帮宿舍去住了。

好在没有几天大部队又开拔到阿克苏去筹建化肥厂去了，总算一场风波销声匿迹。大部队的男知青都走了，剩下就是一群“调皮捣蛋”或娇滴滴的女知青。她们每天到八连北边的老水闸边开垦荒田，我就每天中午给她们送一顿中饭，带着打水和晚饭，工作非常轻松。特别是到了晚上就闲的发慌，我就会去胡思乱想。俗话说有些东西你一旦失去就感到它的珍贵，经过这一年多的苦炼，确实感到开拖拉机的好处，感受到机耕连队这个土皇帝的优越性。经过我的好友，营长窦振英的努力，我终于又回到了机耕二队。可是此时已非彼时，时至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胡汉三返乡没有好果子吃。正好机耕二队搬到营部以后，所有拖拉机和农具都放在露天，机器很容易生锈。所以机耕二队经团部同意，上山去扛木头盖机棚。当然少不了我首当其冲，其中包括王东海的一批上海知青，还有一些老客帮，由刘聚财带队，向皮牙孜勒克山进发。冬天的吾力杰力克大峡谷，又是另外一番景色。穆孜力克沟已经被冰川所铺满，吾力杰力克大峡谷披上了银装素裹，一眼望去极为壮观。冰川铺的厚厚的一层，有些地方连原来的酸枣树丛也不见了踪影。冰川非常滑，走在上面一不留神就会滑跤，所以伐木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毡袜、一双套鞋和一双钉爪，这一套钉鞋穿上就不会滑跤了。

由于有了这一大片冰川，木头就不用扛了，敲上一个钉钩拖着木头就好走，八人扛的木头一人拖上轻轻松松的还能跑。一直拖到穆孜力克沟悬崖边，然后扛上木头爬上山坳，扔下悬崖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因此实际上我们还是两人搭档扛一根木头，有时还可以坐在上面像滑雪橇一样滑着跑。我和王东海个子一样高，所以我俩搭档，到扛木头时我总是捡最苦的大头，这让王东海非常感激我，从此我俩成了终生好友。由于我在五连锻炼了这一年，显得比他们这些老弱病残者尤为突出，我和王东海的成绩是一路领先，连刘聚财这个倔老头也对我刮目相看，日后还和我成了知心，把什么秘密都告诉我。

冰川上走路要特别当心，要捡干的地方走，不能走湿的地方，否则掉进冰窟窿里被水浸泡，整个腿都要被冻报销了。由于这一大片的冰川推波助澜，工作效力要比秋季扛木头高出许多，因此早早的就能返回住宿营地。冬天再住帐篷显然非常不适宜，我们就住在维族老乡放羊的小木屋里。皮牙孜勒克山是维族老乡夏秋放牧的大草原，冬天都把羊群赶下山，回到村庄去过冬了，所以这些小木屋个个都成为我们的宿营地。闲聊时他们就是烤着火，开着脏话连篇的玩笑，现在的我对这种话已经是麻木不仁了。我只有睡在那儿，暸望窗外的皮牙孜勒克山素装银裹的美景，思索着今后我该怎么生活，今后的路怎么走。刘聚财也兴致勃勃的向我叙述他们老客帮们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其中王改新的连襟是团部的一个大官，怪不得王改新这么有持无恐，能够呼风唤雨。

第八章  派别斗争终爆发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姗姗来迟，来到了我们四团。老客帮中的“贫下中农”纷纷组织了一个个的造反队。其中1965年转业来的许世友部队的江苏知青，仗着自己“三块金牌”而有恃无恐。为了纯洁队伍的组织，我们这些狗仔们没有资格参加，只能在外围观望。“一月风暴”刚开场，就引发了派别斗争，宗派之争，主要是老客帮和上海知青之间矛盾激化及老客帮和这批复员军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在这些权力矛盾的漩涡中，吃亏的总是上海知青，同时也使我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1967年春节那天，天空是灰蒙蒙的，大雪过后的四团披上了一层阴霾，洁白的雪地让这层灰装裹得晦气沉沉。整天都不见太阳露出。春节这天伙房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羊肉抓饭，休息日一天开两顿饭，早饭不知塞到肚子的那个角落，空空如也。抓饭的香味迎面扑来让我们垂涎欲滴，更激起我们的饥饿感。机耕二队的一位上海知青闻到这香味不由自主的偷偷跑到伙房，挖了一碗抓饭就偷偷地跑了回来。这下可激怒了九连的复员军人，全体“工农兵”造反队的人都跑到我们机耕二队，要求揪出这位上海知青进行批斗。我的小师兄姜传福也不甘示弱（他父亲是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拿起钢钎对着他们挥舞说：“老子革命时你们还在穿开裆裤，敢到这里来撒野！”眼看一场武斗将不可避免，营长窦振英跑来夹在当中，以自己的身躯阻止了这场武斗。他说：“有什么事情等过了年再说，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年，好吗？”

过完年后，即使这位上海知青做出了深刻的检查，也无法消除这批复员军人的怒气。他们提出要求让我们滚回六连去，滚回老家去，营长也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之。在搬家的过程中，姜传福无法消除心中的怨恨，砸烂了所有房间的火墙（烤火用具），又敲碎了所有的玻璃窗。我也从中推波助澜，这一推波助澜改变了我的人生，把我推向这场械斗的浪尖。复员军人怒气冲冲的追到六连，要揪出我这暗中搞破坏的地主分子孝子贤孙，他们认为我在幕后操纵一切。机耕二队的老客帮们也是落井下石，逼着我和姜传福滚出机耕队。刘聚财和马玉龙为我们说了点好话也遭横祸，刘聚财被罢了官，马玉龙我的组长在老客帮中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只好跟着我们俩一起到了六连，一个好端端的拖拉机驾驶员，从此就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马车夫。我也从此结束了开拖拉机生涯，甚至还殃及到我的专业无线电电子技术，1970年四团有了电以后，所有的领导都不会想到我这们特长，连队的电工职业与我无缘，即使让贫下中农去做电工，都不会让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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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自左至右）：谢玉华、蔡元翠、秦红珍、高丽君、李荣兰、陈玉珍、水慧珍、董玉英

前排（自左至右）：盛康华、陈兆雯、张招娣、毛瑞红、王中燕

第二部分  文化大革命

第一章  参加造反为过瘾

进入六连，就进入一种焕然一新的环境。那里是我进疆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站，那里撒下了我的青春，那里有我纯真的爱情，那里也播下我爱情的种子，是生我子女育我子女的地方。农业连队里的人最醇厚，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那里的人最亲切，因为他们的思想最纯真没有争斗。那是我最值得回味无穷温馨之处，让我至今也魂牵梦绕。

连队里上海知青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和我一起进疆的战友，还有1964年9月份进疆的一批知青，其中有老毛、小毛兄弟俩，郭润、郭仁兄弟俩，以及著名音乐家、歌唱家的女儿蔡英。还有两位特殊知青老绍和林松，他们的地位比我们还低，是真正阶级斗争的受害者。老客帮也非常纯真，其中包括我们的连长人称夏宝的，一个国民党陶峙岳起义部队的战士。还有大胡子和他的爱人姜玉花，一位真正的三五九旅革命战士，因脾气暴躁而失宠，从一个营长一直跌落到战士。还有纯洁而洁白如玉的维族姑娘李新英和他的父亲李保民。

连队里同样也有各种造反团体，由于大家命运相同，不分高低贵贱，只分老客帮和上海知青，形成了两大对立派系。在这里没有了狗仔，所以我能参加一个造反队，让我过了把参加造反队的瘾。我参加的是“只争朝夕”造反队，这一造反队就是梅氏兄弟和另一个上海知青组织的。组织成员大部分是上海知青，而唯一的老客帮就是大胡子。和大胡子朝夕相处慢慢地了解到老客帮并不都是那么愚昧无知，也并不都是个个欢喜耍赖，满口脏话。尤其是和大胡子的爱人姜玉花接触时间一长，就知道这些人是非常纯朴，又是及其的仗义。姜玉花，1953年参军进疆的山东知青，暂且称呼山东知青吧，因为在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提议之前。1953年这批参军的山东女青年，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雄伟大志，来到了边疆屯垦戍边。她说：“我们进了疆以后才知道是为了解决三五九旅这些老战士的个人生活问题。”这时大胡子插嘴了：“为了解决个人问题。每个人打仗十几年，从十几岁小伙子，一下到二三十岁，还没有一个安家落户，你叫谁谁不揪心？”姜玉花叙述了她们这批山东女青年的辛酸泪史。

火腿老法师 最后编辑于 2015-06-25 15:06:07

我们参加造反团体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过把瘾。至于该打倒谁该保谁与我无关，谁执政我们都得吃饭干活。而那些个造反团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上海知青的造反团体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尊严，为了上海知青能有一个生存空间。老客帮的造反团体目的是保住自己的盘根错节的现状。两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矛盾的激化就是武斗。在这对立形势当头，大胡子提出我们该退出组织了。小毛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再加上他们和那位上海知青头头的意见分歧，同意这种做法。从此，我们就一心一意地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两派的对峙所有人都不去生产了，只有我们这些逍遥派老老实实地跟着连长在地里干活。地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十来个人干活。我问连长这能干到哪年哪月？他说总会有办法的。我们的连长夏宝，从陶峙岳起义开始当连长，当了一辈子的连长。由于他计算劳力特别有一套，做什么事都是不慌不忙的，条条有理，所以大家都叫他夏宝。

第二章  上海知青多遭殃

劳动艰辛条件苦，有人偷吃摸鸡犊。

文革混乱脾气涨，上海知青多遭殃。

1967年的秋天，两派对立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农田里也开始割黄豆了，由于黄豆是和玉米混种的，只能全靠人工收割。大田里清清凉凉，一望无际的玉米田里，只有我们这几个逍遥派在劳动。9月20日是大礼拜的休息天，新疆建设兵团在农忙时实行大休息日，即每个月只有三天休息，10号、20号和30号。这天早上我想到团部商店去买些日用品，老毛也想托我带些东西。那天正是武斗最激烈的一天，小毛思考了很久，他劝我不要去，再艰苦一段时间。正好林徐也想去，劝也劝不住，他以为自己是逍遥派，老客帮不会打他。结果不到三四个小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后来，他的眼睛就瞎掉了。这个瞎子的模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抹之不掉。

小毛以及他的哥哥老毛是影响我一生的战友。小毛沉着干练，比我小一岁，却表现出少有的老练。你说一句话他就知道你将说的第二、三句话，前前后后考虑的头头是道，活像一个诸葛孔明再世。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我懂得了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把握好自己的前途。

第二天上班，地里人突然多了起来，而且都是上海知青。上海知青在这场械斗中失败了。在家闲聊的人也成清一色的老客帮，而且还美名其余的堂而皇之的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不，武斗打到家里来了，所谓的打狗队（上海知青称之为“狗大队”），天天一个一个连队转，房间里只要有上海知青不上班，就被拖出来拳打脚踢。就连我们这些逍遥派也难幸免，所有的上海知青的造反团体都被强令解散，只留下老客帮的团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反队。不久，一天早上上海女知青盛康华起床后感到右眼皮直跳，吃过早饭一位老客帮说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说是把《打倒王恩茂》改成了《打倒×××》，把王字改成了毛，后面字迹模糊不清。团保卫部门立即前来侦察，拍照取证，下午就把盛康华揪了出来，游街示众，然后五花大绑的送到了团部。接踵而来的就是皮鞭、吊砖，人身的侮辱和玷污。过了没有多久，又把“只争朝夕”的头头五花八门的绑了去。

在团部我的好友周顺也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我的好友高寿松也不见了踪影。更为寒心的是我的老哥，一个与世无争的逍遥派，陶峙岳起义部队的战士李保民也被揪上台交代特务罪行。老李绝望了，一夜没睡，喝着酒向我倾述自己的痛苦，我陪着他，安慰着他。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见了踪影，我们赶紧找他，结果在二斗五农的渠道里上吊离我们而去。她女儿李新英哭得死去活来，对着她这养育她的养父绝望的喊道：“爹！你为什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我们几位好友为他默默地准备了葬礼。木工房的陈君特地为他赶制出一副上好的棺材。

那天的天特别阴沉，阴森森的寒风凛冽，像是为一位慈祥的老者送葬，老天爷为其鸣不平。马车载着沉重的负荷向博士山脚走去，马车上老李的妻子和女儿哭得昏天昏地，马车下我们几位好友沉默地扶着棺柩，静静地为其哀悼。车到了目的地，老马为其长嘶了一声，我向着这位老友一声祈祷：“老哥，你走好！” 下葬的时候，又刮着些风，挖穴时，风把沙土扬起来老高。好友们抢着挖穴，李新英和她妈都悲悲凄凄地站在一旁看着。等把棺柩打开后每个人看了最后一眼，把它往穴里放时，李新英就控制不住地要往穴里面扑，一边喊着，“爹！你别走，你走了我们怎么过？……”大家伙把她拉住了。

第三章  我的音乐我做主

1967年的冬天是阴沉的，大家都躲在火墙边，一边嗑瓜子一边打牌，谁也不愿意出去，生怕下一个不知轮到是谁。小毛、老毛兄弟俩已经有了女朋友，躲到了她们的寝室里去了。宿舍里冷冷清清，只有我和李昌，曹狗熊以及曹阿杜几位打牌的上海知青。我望着油灯发呆，琢磨着久久困扰我的烙铁问题，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烁过。我试着将烙铁头放在油灯上面烤，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出现了，烙铁头上的焊锡化了，也不氧化了，温度刚好适宜焊线路板。我赶紧在线路板上焊零件，可惜没有一会焊锡就冷却了。我把烙铁头尾端绑了一个手柄，再放在油灯上烤，反复试验了多次，终于摸索出一套油灯上焊线路板的方法。这年冬天，我终于把我的小单管收音机装好了，戴上耳机听到了我久违的音乐。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精神上的痛苦。在长达十多年的封闭中，对一个爱好音乐又无法听到喜爱音乐的有志青年，这种折磨恐怕不为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时逢动乱年代，除了“红色歌曲”再无任何古典音乐可听，其心境可想而知。当我听到那渴望而久违的音乐时，就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兴奋之情，实在无以言表。

我的人生我做主，尽管包含了很多的艰辛，但是想成功就得含辛茹苦。贝壳夹杂着沙砾在体内的折磨，终于造就了珍珠的璀璨光芒！生活的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别人又岂能担当得起。
    挂上耳塞，音乐响起。我的世界从此多了宁静，少的只是世俗的纷扰。我的音乐我做主，所有的音乐都包含着音乐家的心境，唯有用心体会方能于之产生心灵的共鸣！在音乐中，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存在，其他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可是总有取下耳塞的时候，取下时又面临一切，所以渐渐的学会了勇敢的面对，好的坏的一并接纳，然后化解排除，这便是人生！

这时我向我的父亲求救，希望他能够支援我，我想装一个六管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他还装了一个价值80元的六管收音机，连同零件在1968年的春天一起寄给了我。我们的寝室顿时生机盎然，收音机整天不停地唱着，唱着那八大样板戏。不久，小毛给了我一个信息：“火腿，有位姑娘想和你谈朋友，你喜不喜欢和她谈？愿不愿意和她谈？”我问：“是谁啊？怎么那么神秘？”他说：“这人名声不好听，盛英”噢！那个说只嫁给工资80元的小姑娘，是冲着我这80元的收音机来的。我说：“我思考思考。”

我的家庭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金陵大学高材生，曾经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工资170元，是一个非常殷实的家庭。可惜我母亲不会料理家务，家里是出了名的里弄不卫生户。难道这小姑娘是冲着这170元来？我让小毛回话，先让她来谈谈看，是什么意图。

和她第一次交流中，她的一番话把我征服了。在她的叙述中我得知她的父亲批斗中因不堪忍受虐待而含冤自杀。这让我倏然升起了一波涟漪，一种对老哥李保民一样的敬仰。使我刮目相看这位姑娘，同情这位姑娘。我们恋爱了。

每天晚上我带着收音机和她一起穿梭在沙枣林里，在这静谧的环境，我陶醉在音乐和爱情中。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我向她介绍了这首曲子的内涵和创作过程。

这是柴可夫斯基1880年旅居在意大利时，收集了当地民间音乐素材完成的。乐曲一开始就奏出带有随想气质的主题，它采用了威尼斯船歌的形式……。你听，这是双簧管吹出的意大利民谣《美丽的姑娘》，多么迷人的旋律呀……。我一边欣赏着音乐一边跟她讲解。可是她听了后一片茫然：“我怎么听不出什么东西？”

很多年以后，当我和我爱人谈起这件事时，我爱人笑着说：“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痴迷音乐啊！”

第四章  牛鬼蛇神轮番批

1968年的夏天，我母亲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我父亲被揪出去批斗了。组织批斗的人却就是我的好同学曹一霖，说父亲用封资修的毒草怎么怎么地毒害蛊惑，接着父亲被隔离审查，反动学术权威，工资被革，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我赶紧把存款寄回上海，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厄运接踵而来，一天盛英把我所有的衣服都送了回来，把我赠送她的收音机送了回来：“我不想和你谈恋爱了。”“为什么？”我问。“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谈了。”“噢！我懂了，为了那170元。”她什么也没多说，就走了。反正我对恋爱已麻木，80元来80元走，无所谓。就这样，三个月的恋爱史结束了，我成了当代的“吉塞尔”。从此，我对爱情失去了信心，不想在这上耗费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爱人出现，才扭转了心态，我爱人称盛英是“一个具有经济头脑的女人！”

很快经过我大弟的努力，170元的工资又争取回来了，我的担子轻松了许多。时值八月底，周顺、盛康华这批“牛鬼蛇神”正在我连打土坯，一天五六百块不但消耗着他们的体力，而且折磨着他们的精神。并且造就了周顺今后的成就，使他最终成为一位高级教师。突然，专政机构不知从哪儿把失踪的高寿松绑回来，并且被判了刑。公判这天我们早早的到团部，一批“牛鬼蛇神”们全都揪上高台陪斗。十点钟高寿松被押上了台，我看着那台上被剃了阴阳头的高寿松，那满面蜡黄的脸被揪得老高老高，我望着这位肺腑之交满是满腹心酸，泪水梗噎着喉咙。大会公判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判了十四年的牢狱之灾，1973年平反，从此他销声匿迹，远离了我们这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远离这炎凉世态。

紧接着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为了改善连队住宿条件，迎接新一轮上海知青结婚的高潮，夏宝决定由我们班组建工程班组，盖建新营房。一天我们在施工休息间隙，回到我的宿舍等着听我的收音机。可当我摸到被褥后面傻了眼了，我的手半天抽不出来，大家还以为我被蛇咬了。我紧张地说：“我的收音机不见了。”大家都在说：“是谁开玩笑拿去听了，问问看。”结果一个连队问下来，谁都不知道。接下来夏宝脸变颜色了，他非常慌张地说：“我们连有窃贼。”首先怀疑的就是他们俩，老绍和林松。排摸下来老绍不具备作案条件，疑点集中到林松头上，他有口难辩，本来就结结巴巴的他就更说不出口，只会在那里生闷气。接着又排查了其他人，都无功而返。我的这个80元的收音机跟着那80元经济头脑的女人销声匿迹了，好在不久，我自己的六管收音机也装了出来，淡漠了这场风波。

秋天到了，为了紧跟形势，我连组织了一场忆苦思甜的演出《收租院》排练，迎接十月国庆。这次排练由演出队解散下来的杨喜德负责，杨喜德人称洋鳖，是我团第一对结婚的上海知青，一生以幽默著称，他的夫人林小妹是个豪爽又开朗的人，经常赢得我们开怀大笑。杨喜德组织了由蔡英、王峰、王小生为首的主要演员，以我、小公鸡、周岳飞为首的器乐伴奏。我再给洋鳖介绍了李新英，此时的李新英还没有从丧父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演出的效果不尽人意，还没有发挥出维族姑娘的特有专长。倒是一位四川来的大学生知青脱颖而出，成了这场演出的总导演，主角。

东风劲吹的风暴席卷着新疆大地。这年冬天，林彪派了一批军队干部下到了我们兵团各个团场，我们上海知青的冤假错案得到了伸张。盛康华终于回来了，周顺也出来了，周顺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和洋鳖这里，看望他的老战友，诉说他的心中的苦难。我对他幽默地说：“这下你可减肥了，力气都比我大得多。”我和洋鳖还有小妹为他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为他接风洗尘。而小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不满意，一直在埋怨我为什么接待他，现在是什么形势，你敢接待这些牛鬼蛇神？我说：“没有关系的，这是老战友，我总要尽地主之谊。”紧接着所有的知青都放了出来，而牛棚并没有因此取消，却关进了我的老友窦振英、周英一批老领导，包括赵国胜也成了牛鬼蛇神。牛棚里一批一批的牛鬼蛇神轮番登场，像是一场总也演不完的神鬼之战，硝烟弥漫，充斥着整个文化大革命。而在另一个政治舞台，一个又一个小丑也轮番登场，首先是那批许世友部队转业过来的复员军人，一个个牢牢的坐稳了各个连队的第一把交椅，以及团各机关的重要岗位。和我们上海知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孙培元，坐上了和上海知青有着命运关切的劳资科第一把交椅。吴锁福当上了我连的指导员，与夏宝平起平坐。和我一起进疆的小知青杨紫浩，当了我们排的排长，而调皮捣蛋、大字不识的王海友，却当上我们班的班长。更为惨烈的是这批人在批斗周英时，强迫周英跪在沙枣刺上。周英强忍着疼痛，对着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痛骂“什么玩意儿？？？”一时间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都匆匆地坐上了政治的浪口风尖，又匆匆地离开舞台。这场闹剧维持了不到两年，以林彪的失败而告终。

1969年的春天，一直沉默了很久的上海知青工资评级悄然在连队里拉开了序幕。自从上海知青的三、五、八供给制待遇结束以后，一直没有把这事落实到位。现在以百分之二的名额评定上海知青农工二级的人员，在当时那么激进的场合下，大家都相互推让，谁都想拿到这多了四元的二级工资，但谁又都不想把自己推向浪口风尖。经过多次的追逐，这个名额却幸运的降临我的头上，而大家都一直异口同声地认为“只有火腿最合适。”连夏宝也认为非于建元莫属了。别人28.84元工资，我幸运地得到了32.96元的二级农工工资。

这年春末的一个休息日，天刮起了大风。早晨陆鹭寝室的朱颜跑到四班寝室门口，拼命敲打四班的门叫道：“王鑫、王鑫，陆鹭不行啦，肚子痛得直打滚。”我们整院的男知青全吵醒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奔向陆鹭寝室，惊动了整个连队。这时小毛沉着的指挥大家，“王峰你去叫指导员，老牛，赶快去套马车。”顿时，安静了下来，不一会马车来到了院子，上边铺上了褥子，王鑫把陆鹭背了出来，放到了马车上。这时指导员吴锁福也来了，吴锁福拉上马车，带着王鑫直奔卫生队。

不到半个小时马车又回来了，而且马车上又多了一个小生命，我们连队知青的第一位后代，就这样在这风声鹤唳的早晨诞生了。我们听着吴锁福讲述一路上的见闻，他说：“我们马车走到了二斗一农桥边，陆鹭突然想小便，马车停下来，王鑫扶着她去沙枣林里，不一会我听到沙枣林里一声孩子的哭啼声……”

第五章  在疆六年返故里

1969年，我们第一次回上海探亲，这是我们上海知青最向往的大事。一晃五六年过去，思亲的心越加强烈。年复一年的中秋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赤子之心盼望遥远的故乡，故乡的亲人思念着远在他乡的亲人。这一年，连队大批大批的上海知青轮流回上海探亲，我们一批被安排在六月底动身。连队为我们一行六七个人开出了介绍信，到团部劳资科孙培元处开通行证。这个孙培元真是在我们上海知青身上发了一大笔，他的妻子原是我爱人所在排的排长，和我们同一天进疆的上海知青。我们的夏宝把一部分娇滴滴的女知青抛到八连去了，由她带队。

拿到通行证回沪探亲，不亚于多年后的调回上海的心情。赤子之心急盼回归故里，当天下午我和喇叭、朱志文、陈亦非等一起登上去阿克苏的汽车。我们是怎么来的，又是这样的回去，火车带着嘈杂的人群回到了上海。上海北站的出站口，似乎永远都是水泄不通，我的大弟早早地等在车站月台上，伸着脖子大声地问：“你们是52次吗？是从新疆来的吗？”当得到肯定地回答后，又一节一节的车厢找。“哥！”他看到我了，“大弟！”他帮我拿起行李，我脸上露出久别重逢的泪水。回到家中，母亲在焦急地等待，见到我说了一句“建元！”就已泣不成声。

黄渡路亚细亚里是我生长的地方，也是李白烈士被捕的地方。我家就住在弄堂进门第二家，是我父亲单位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我家住在一楼、二楼，恽家住在一楼、三楼。自从有了文化大革命，我家只有了一楼的一间，强行住进了两户人家，从此，安静的亚细亚里变得吵吵闹闹。

这次回来我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离开牛棚，二是追根寻源。我母亲也叫我去父亲单位想想办法，能够叫我父亲回来。我带上我父亲喜欢吃的糖果，坐了三趟公交车，赶到了在漕河泾的519厂。厂革会热情地接待我，希望我说服我父亲老实交代特务罪行。啊！一个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劳动模范突然之间变成了特务？我把带的东西交给我父亲，希望他能够诚恳检讨，争取早日出来和我们团圆。我没有给厂革会满意的结果，无功而返。

7月20日我瞒着母亲带着大弟和我堂弟乘车去了靖江，到老家去看望我的奶奶了。奶奶在上海被打成“地主婆”要揪斗她，只好带着户口投奔我小姑姑。小姑姑见到我们非常惊喜，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她告诉我们奶奶因为怕城里揪斗，就住到乡下她妹妹家了。我们三人睡在表弟床上，一晚上，我表弟问这问那，问我新疆好不好，新疆是个什么样子？新疆种不种水稻？我都一一的回答他。第二天我们一行四人徒步走到八圩，去看望深爱着我们的奶奶。7月大伏的靖江，没有一丝微风，我们顶着烈日走到八圩，见到奶奶和我的四姑奶奶。我奶奶根本想不到我会去见她，因家庭矛盾我被我母亲由何姓改为于姓后，我奶奶感到非常失望。这次我这个大孙子能够冲出世俗的眼光去看她，给了她极大的欣慰。天太热了，一到奶奶家我们四人就跳到奶奶家门前的池塘里去游泳，傍晚我们又到长江里去游泳，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在长江里游泳。长江的水，家乡的水，哺育了我们何家一代又一代。我祖父在靖江城是出了名的书香门豪，不知什么原因而家道中落。

晚上我问我奶奶，为什么我母亲和你们那么对立？她什么也没有说，满脸无奈和惆怅地对我说：“过去的事别再提了。”第二天我带着奶奶回到了小姑姑家，我奶奶和我小姑姑母女俩有着说不完的话。这天下午两位儒弱的小伙子，大弟和堂弟都生病发着高烧，这可把我老中医的小姑父急坏了，赶紧给他们抓药打针。奶奶也急坏了，小姑父说：“不要紧，这是大热天出汗后猛地去洗澡引起的，出了汗就会好的。”果真隔了一天，两位又生龙活虎地和我去游泳去。那天下午，表妹也从插队的农村回来，大家沉浸在热烈又喜悦的气氛中。

接着几天我们游览了靖江的一些名胜古迹，走访了几家亲戚后，离开了我的家乡靖江。这也是我唯一到我故里去的一次，在以后的日子里有多少次经过靖江，都没能驻足好好欣赏家乡的风景。

火腿老法师 最后编辑于 2015-06-25 15: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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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至右：何建源、王襄成、李一峰、陆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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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会友拜师技艺升

回到上海后，和小毛、老毛、郭润、郭仁等我连知青游览了复兴公园，在那里我们留住了青春的瞬间。

接下来，就去看看我的老同学，我的知音小凯。小凯和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提起我们成为好朋友的经过，还得从一首歌说起。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下课了，我正在教室里吹口琴，吹的是一首叫做“夏令营之歌”的曲子：34555551233333......，小凯在旁边听着，随着琴声，他轻轻地唱了起来：祖国遍地是阳光，我们生在幸福中......我就问他:“你会唱这支歌？”他说：“会唱呀，我也会吹口琴，不过没你吹得好。”他又告诉我他还会拉手风琴。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起做功课 ，一起玩耍。 不久，我们双双的进了学校的口琴队。在口琴队里，我吹口琴，他拉手风琴，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有一段时间，我国著名口琴演奏家石人望先生来口琴队讲课，我们就一起去听课。记得有一天晚上一阵大雨之后，我和小凯去听课。一路上，我们飞奔着，高兴得双脚尽往马路边的积水里踏，随着啪啪的响声，水花溅了我们一身，那真是个快乐的童年时光啊！是的，每当我和小凯见面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不约而同地提起这首“夏令营之歌”，它是一首永远值得我俩品味的歌……

我和小凯又见了面，相互问长问短。当时小凯正在热恋中，他的未婚妻热情接待了我，让我到她家中去做客，我们还到西郊公园去留了影。

一天，小凯突然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晚上过来。是谁呢？让我好奇。殊不知这将是差点影响我一生命运的人，如果我的命运走另一条道路的话。晚上，在小凯的引荐下我见到了我一生教我级别最高的老师，著名的音乐家、小提琴家盛中华。这让我真正的受益匪浅。首先是她独奏让我们欣赏那禁锢的音乐，那些在长达十多年的封闭中，对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又无法听到喜爱的音乐，这种折磨恐怕不为一般人所能够理解。她演奏了新疆之春等小提琴曲，又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她的高超演绎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每天晚上她都会演奏一首曲目给我们欣赏，当演奏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跳弓乐段时，我第一次打断她的演奏，要求她把这段跳弓再演奏一遍，我好看出其中的诀窍。第二天白天，她就开始手把手地教我指法、弓法，纠正了我自学时一些不正确的演奏姿势。她教会了我泛音、和弦。这天晚上她又独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让我见识这和弦、双泛音等高超的演绎技巧。在她的指引和教导下，我的演艺技巧、演奏水平也在突飞猛进，以至于回到新疆后我的同行都对我刮目相看。

这一段时光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刻。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师生情谊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哼起那优美的曲子，会想起那优美的跳弓，想起那让人心醉的双泛音。多年后，当我去音乐厅观赏她的演奏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刻。她指点了我小提琴迷津，指出了我的缺陷，让我在小提琴技艺上出现了突飞猛进。以至于探亲回疆后曾在团演出队沙家浜剧团任小提琴手。

火腿老法师 最后编辑于 2015-06-25 15:15:49

第七章  吴小姐意外亡故

前些日子我托小凯替我买一架手风琴，他去了好几家乐器商店，终于买到了一架非常精致而美丽的手风琴，在我要回新疆之前交给了我，我把它带回了新疆。

很快就到了要回新疆的时候，中国人的户口政策迫使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家乡，不得不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作无效的往返，无功的损耗。

52/53次列车（返疆是54/51次列车），俗称强盗车，它牵动着每一个新疆上海知青的心。它载着我们满怀期望的回到上海探亲，又载着我们一次一次失望和迷茫返回新疆。它给了我们希望和愉快，也给了我们痛苦和悲伤。它看见每一位上海知青的生活过程，又看见每一位知青拖儿带女的来回奔波。它承受着我们的生活重担，又承受着我们心灵负担。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乘上它离开上海的时候，留在上海北站的是阵阵哭声、悲伤和无奈。

很快我们回到了连队，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伙房里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寿面。吃过中饭不久我们的吴小姐突然闹肚子疼，他的女友一位女知青悠悠问他：“吴小姐，怎么回事？要不要去卫生队？”他强忍着疼痛说：“不用，一会就会好的。”可过不了多久他就疼得直打滚，这下悠悠急坏了，赶紧去找吴锁福。大家急急忙忙套好马车，把他送到卫生队。不久来消息说吴小姐得了胃穿孔，需要手术输血，叫连队组织力量参加输血。一下子我们上海知青都跑了去，一验血，我和盛康华都是B型血，符合病人的血型。我们俩每人300CC，为吴小姐输了600CC血后静卧在手术室边，只听着吴小姐一声一声的吼叫。这时护士袁玉华走了出来，去拿麻醉药，同时告诉我们吴小姐得的不是胃穿孔，是肠梗阻，手术太大需要全身麻醉再开第二刀。不久里面安静下来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主刀老客帮苏医生走了出来，对着吴锁福和我们宣布手术非常成功。我们进去看了吴小姐一眼，脸色煞白，眼睛直翻白的躺在手术台上，给我一种揪心的感觉。

我们出来后，门口聚集了很多人，见我们出来小猪罗、老K挤上来问我：“吴小姐怎么样了？”我说：“苏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开了两刀……”悠悠听到这里唰的哭了出来说：“小姐，你挨了两刀？！这能受得了么？”吴锁福安慰着她，又吩咐马车把我们两位输血者送回连队。可到了第二天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吴小姐走了。就这样我们一位秀秀丽丽的吴小姐走了，他的女友悠悠哭得死去活来。一起医疗事故送走了我们的好友，让他永远地留在了新疆，永远地留在了博士山脚下。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可他父母却给了我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真切的感谢我为他们的儿子输血，可还是没能挽留住他们儿子的生命，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回上海到他们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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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七一之年多变故

当年从沪赴天山，青春奉献多艰难，

回忆当年各样事，酸甜苦辣滋味全。

带回来的手风琴给我们演出增添了色彩，我的小提琴演技让大家目瞪口呆，也博得大家的赞赏。因此，我仍以小提琴为主，而手风琴也就成了绰号叫阿福的演出工具。一天，我拉小提琴，阿福拉手风琴正在为演出排练，吴锁福在看我们排练。突然，盛英闯了进来骚扰我，弄得我和小毛下不了台，连吴锁福相劝都没有用。一连几天的无理取闹，弄得我们非常尴尬。而在这时一位美丽而大方的上海姑娘来到了我身边，遏制住这场风暴，她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大玉，她美丽、端庄、贤惠，一位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上海知青。我妻子有位好友，为了一顿香喷喷的饱饭，抛弃了自己的知青男友，嫁给了老客帮。而我妻子在老客帮的包围之中，始终坚持她的立场。      

自从有了她，我的青春焕发了光彩；自从有了她，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她是在我危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和我一起承担生活的重担；她是在我困惑的时候来到我身边，和我一起患难与共，厮守终生。她无微不至、无私奉献、默默无闻地陪伴我一生。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们海腾厂厂长亲自为她颁发唯一的贤内助奖。

紧接着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父亲因为在隔离期间不接受批判，态度恶劣，尤其让那些头头难以容忍的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呼喊反动口号而被判处十年的牢狱之灾，到底是什么口号？谁也不知道。从此家中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大弟被插队到黑龙江，大妹被母亲发配到河南，剩下小弟小妹整天和我母亲忍饥挨饿，过着地狱般的日子。而在这个时候，我的妻子大玉和我一起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把我们微薄的工资一半供给给他们，但这也是杯水车薪。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大弟工资，他每月的平均工资是66元，加上其他一些补贴可以拿到八九十元。他每月可以给家中四五十元的补贴，这对于一个每月进账从170元一下子跌倒零的家庭是多么大的奢侈。和我的补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差距，这也给我以后带来了隐患。我给家中补贴五元、十元，已经是极尽全力了（我因此反倒成了一位最穷的上海知青）。大弟甚至在冬天别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去参加伐木队伐木，挣钱贴补家里。

1971年的夏秋，祖国大地正处于地摇山动的时刻，而我们四团地处边境、消息闭塞，仍处于平静的状态。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了迎接十月国庆，团里早早的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成立了交响乐团《沙家浜》剧组。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剧组，我和牛兄、小马、张斌为小提琴手，子祥为大提琴手，阿福拉手风琴，还有笛子、二胡等，由周顺担任指挥。在排练的过程中，周顺慢慢地看出盛中华教出我的一些小提琴演艺风格。在一次我和牛兄、周顺的讨论中，牛兄说：“火腿，你的手指抬得太高了，这样会影响演奏快速跳弓的。”周顺说：“火腿的演艺技巧是斯卡拉蒂风格，这种风格的巅峰境界就是双泛音。而这种风格的最大缺陷就是手指会不知觉的抬高，影响发展。而牛兄的演艺技巧是克莱斯勒风格……”，“有一次，克莱斯勒演奏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时，用口哨替代双泛音，人们真认为克莱斯勒会拉双泛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