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嫩生活的回忆

五分场    吴才海

    那是1973年一月上旬,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回家过年的人都走了,分场里显得冷冷清清。我住在分场队部后面一砖房里。我和室友们花了不少力气把后面一栋火烧过土房的大樑和窗框都加工成一米左右的薪材,整齐地在北炕上垛成垛,还作了春节年货的采购计划,准备好好过个年。不料突然总场下达了命令,所有留下的男知青立即去引嫩工地当民工。
    我们挤进用帆布围好的卡车车厢。车子出分场院前在干部砖房前停了下来,只见桑维桢副主任走了过来对着车厢叫周忠文,让他下车,他说你这个老病号去那里干什么,周获“特赦”,真是幸运,而所有其他“壮丁”很快就尝到这次旅行的滋味。虽然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车开不久就感觉脸和脚冻得发麻。于是就使劲跺脚、搓脸,但还是无济于事。好容易挨到嫩江,人人都冻得几乎下不了车了。
    我们住的是大帐篷,宽6米,长约20米,两排木炕中间是取暧的炉子和悬空的铁皮烟道。烧的是乌黑的冰冻落地油,天天吃的是冻白菜、土豆、清汤。偶尔见一两片肉片,却是“痘猪”。住地方圆十几里地都是一毛不长的盐碱地,杳无人烟,最近的太平庄得走20里地。刚去时,井还未打好,得用毛驴车从太平庄拉水。每人一天一茶缸淡水,半脸盆洗漱水。从头洗到脚后,这水就跟泥水差不多了。落地油烧得好时倒也挺舒服,可是出毛病是家常便饭,半夜里常被冻醒或热醒过来。冬天难过殊不知夏天更难过。一天烤下来,帐篷里象火炉一样难受。于是人们就把帐篷两边支起来通风,这样确实凉快多了,但蚊子小咬,蜂拥而来。没法只好把两边放下烧草熏蚊子。大部分不速之客都被熏死了,但人也呆不住,只好在外面熬到半夜后才能进帐篷摆平。
    农工负责打眼放炮,我们的早餐是在“礼炮”声中进行的。伴随着隆隆的爆破声,冻土块就哗哗地砸在帐篷顶上和四周。我们的工作就是用洋镐把炸开的大冻块加工成较小的,然后装上独轮车。这推车的是个力气活,只有为数不多的佼佼者才能胜任。前面一人拽车,后面推车的得一鼓作气把装满冻土块的小车由渠底一直推到坝顶。周伯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当时“吃”的“苦中苦”为他日后“作”人上人打下了基础(引周原话)。这样反复一直到冻土块搬运完毕,再把两米以下露出的暖土层清理干净,这一天的活就算结束。早上8点多出工,中午短暂休息,午餐后接着干,一直要干到下午近3点才收工。这时天已开始黑了。
    比较起物质生活的匮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精神生活的匮泛。下工回来除了上炕无处可走。报纸书刊根本无处可觅。同伴们的唯一消遣是下棋,打朴克和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常有人戴着耳机收听“敌台”,听得津津有味,大家心照不宣。所幸似乎无人报告,上面也从未查禁。
    女民工来之前,引嫩工地是清一色男性领地,这就给小伙子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差不多人人剃光头,拉屎撒尿毫不避讳,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几乎没人愿意多走几步去那厕所,因此帐篷四周布满了一个个“地雷”。化冻前无碍,化冻后常有人抱怨不小心踩到了“地雷”,叫苦不迭,但又有谁知道这个“地雷”说不定是他本人亲手“埋”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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