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生活的回忆

――――黑龙江省七星泡农场上海知青丁金龙

                                         荒蛮的岁月

   
     1970年6月,不满18岁的我踏上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历程。当时家里属虎的二哥去了江西井冈山,属龙的我下到黑龙江,虽然各有所归,却使父母骤添了许多白发和惆怅。
    7月11日,我们早早的收工回到九分场4号地”新上海”集中营,因为宿舍晚上没电,晚饭和所有的个人洗漱必须在天黑前处理结束。晚饭倒是简单,来了一个月,天天是大头菜咸菜和小米粥就馒头,洗漱就有点困难了。半盆水从头洗到脚,打了肥皂便没有更换的清水,男孩还可以将就,女孩确实是委屈一些,没多久“革命的小虫”就光顾了我们。上海人的爱用水是出名的,我们在农业排大院居住的时候创下了一项纪录:把一口日本人时代打下的40多米深的井水淘干,当地老职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晚上6点半,从后面的女生宿舍传出了细微的哭声,有人不小心打碎了上海带来的暖瓶,旁边有劝说的声音,渐渐的劝说变成了哭凄的和声。几个调皮的男生觉得好玩,发出一些怪声去逗她们,一时间也分不清真假。突然,有人提醒,明天是下乡一个月,她们是在想家啊。宿舍里顿时一片寂静,逗人的也没了兴趣,黑暗中逐渐传出男孩子克制的抽泣。这时,女生宿舍的哭声已经不可抑制,成了一个月来感情的总宣泄。最终大家在黑暗中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第二天,分场的钱副主任开会狠狠批了这批新上海,“嗯,什么革命青年,啊,晚上鬼哭狼嚎,什么玩意?”,数月后,钱副主任的家养狗被人吊死在家门口。
    1970年11月17日,大地里的活基本结束了,除了捡包米等零星活,农场开始猫冬。我迎来了18岁生日,远离家乡和亲人,孤单和思念困扰着我,我和同学小姜商量,第一年批假是不可能的,只有擅自回家。早上,在小陈的护送下,我借道格球山农场往北安转车,没成想,当天去北安的交通车已经走了。一个人在格球山农场的招待所过夜,既担心农场领导发现后走不成,又怕回到上海和父母说不明白,让父母担心。迷迷糊糊到了天亮,总算老天不负我,顺利坐上了往哈尔滨的火车,想想这18岁的生日过的真窝囊。到了上海给连队指导员张司令去了一封平安信,才知道这次出走损失惨重,使我整整花一年时间才重新被批准入团,一气之下,我直接打了一份入党申请表明心迹。那时候,我们真年轻。
    在农场,我有一个很投缘的天津知青大哥,他一直关心照顾我,说我是“傲霜枝”,给我鼓励。他本不该下乡,是个腰脊柱变型的残疾人,家里就老哥他一个,姐姐远嫁邯郸。可他硬是将72岁的老爸往邯郸姐家一送,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肉上,在天津河西区知青办软磨硬泡泡了个下乡名额,一路来了七星泡。下乡后,他什么活都干,冬天干活不带帽子冻坏耳朵,夏天,麦场舞钗子看不见人形,连年评劳模。更绝的是亮个口号“农场不变样,三年不回家”,硬生生下乡三年没回家。74年冬天,我临探亲前回连队去看他,诺大个二排宿舍只剩了他一个人,北炕上堆满了豆秸,南炕上就他一个被窝,铺的盖的拉了好几床棉絮,气得我直骂:“你他妈的真不是爹咒娘养的,大冬天的在这耗啥,这要一把火着了,你都不知道咋过去的”。那时候,我年轻,听说他前后追了几个女孩子,想谈朋友,人家不干。回城后除了一张党票,毫无优势,如今还是独身一人,他本应该属于那个时代,我经常会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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