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野牛”
                三分场     俞懋锦

    “野牛”周公亦绰号也。“野牛”走了,前几年一场意外的车祸使他丧身在南非这个异国他乡。当时,听闻噩耗,我心里难受了很多日子。
    我和“野牛”的友谊是在农场里结成的,当时我在连队里任指导员,他担任排长,由于工作关系,我们接触比别人更多些。
   “野牛”名如其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干起活来动作麻利,风风火火,确有一股“野劲”。他担任生产排长,工作总是身先士卒,而且就象当地人讲的“干啥象啥”。在我的印象中,尤其是在秋收场院夜战时,他把垫肩布往头上一披,一百八十斤重的黄豆麻袋就上肩了,一口气走上三级跳,脸不红,气不喘,真潇洒极了。
   “野牛”富有正义感,好见义勇为。记得有一年在西大沟夏锄,烈日当空,地上象被晒得冒烟,干了半天活大家又累又渴,这时多么盼望有一口水喝啊。但连队负责送水的“二蛋子”当时还真上个颇有名的捣蛋鬼,直到下午三点多才赶着一辆老牛车慢慢悠悠地来了。我火冒三丈,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其他知青也都数落“二蛋子”。没料到“二蛋子”感到没面子了,就在地里撒起野来,他把牛车上的水桶掀翻,从车弦旁猛地拔下一把小刀挥舞着朝说他的人们冲去。我一看不对,上前想夺他手中的刀,没想到“二蛋子”身高马大,舞着的刀刷地一下划着我右胳膊肘上,顷刻,血流如注。我火了,喊声“把他绑起来!”,只见“野牛”临危不惧,一个箭步冲上,从后拦腰把“二蛋子”抱起,按倒在地上,另外几名知青一拥而上,用牛车上的绳子把“二蛋子”来了个“五花大绑”。直到“二蛋子”求饶。后来“野牛”又用牛车把我和“二蛋子”送回分场,我去医务所包扎受伤的胳膊,“二蛋子”则被分场保卫干事老邓带去关了几天,直到写了检查才被放了回来。此事我一直从心底里感谢“野牛”,要不是“野牛”,要不是“野牛”见义勇为,我这时还真无法制服“二蛋子”呢。
   “野牛”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和我在私交上也可算得上知己了。记得在农场里每次回上海探亲,我总会到他那在武定路的老式弄堂房子去玩。他家中只有年迈的母亲一人。在他家我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有时会不回家而和他一起睡在阁楼上,俩人天南海北地神聊,即使是自己的感情生活也互相不隐瞒。说实话,对于以后我的婚姻,“野牛”还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呢。
    一九七七年,我从农场考上了大学,“野牛”也于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时回上海了,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在哈尔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上海工作,我才又见到了“野牛”。“野牛”挑着家庭的重担,但事业上并不一帆风顺。在纺织厂虽是骨干,但纺织系统“兵败如山倒”,他转到纺织品仓库,又到一个招待所担任副经理,但单位效益不好,且领导班子不和,使他的心情一直不愉快。最后一次见面是他请我在一家小饭店吃饭,他突然告诉我他准备去南非打工了。我很诧异,问他已经这样的年纪为什么还要到异国他乡去闯荡?他说,没办法,听说那里挣钱容易,准备干两年挣些钱马上回来。人各有志,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祝愿他出去如愿一偿了。
    他出去后开始一直听说他在南非干得不错,老板很器重他,让他管理六、七家店,还配备了一辆自备车让他自己驾驶。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哪次吃饭竟成了我们的永诀。我为失去了这样一位战友和知己而痛心。
   “野牛”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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