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八年有感

五分场    程伟民

    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由此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文革中,应届知青[老三届]“一片红”,全部去农村、边疆“上山下乡”,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关于对这场运动的功过是非已有许多评论见诸报端,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理论清楚。大家都看过《孽债》、《今夜有暴风雪》等电视剧,这些均从不同的侧面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知青的生活和工作,而实际上有些知青的生活、工作还要艰苦、复杂得多。据说在上海放《孽债》时,收视率非常高,许多人是含着眼泪看完的,因为事情似乎就发生在许多人的家庭,引起共鸣是可想而知的。“上山下乡”对知青来说,无论在生活上、思想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下乡的八年中,我赶过马车、牛车,开过拖拉机,挖过猪圈,给垒猪圈的当过小工。夏天,在烈日炎炎下割麦、晒场、播种,扛100公斤麻袋包上五级跳板;秋冬,在刺骨的冰水中沤蔴,在凛冽的寒风中喂康拜因,对现代城市青年来说似乎是天方夜潭,但确实就发生在我们这一代老知青的身上。当时知青一般只有16--21岁,个别的只有14、15岁,对一个刚走出家门的青年来说,要在生活上、劳动上过关,其意志的磨练是可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一夜之间,将我们的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并远离父母,去自己学着干各种农活挣钱养活自己,那种心理上的孤独无依与现实中的艰难辛苦,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记得有位伟人曾说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艰苦的劳动再创造了我们。几年下来,那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许多知青在外形上已与农村当地人无异,连性格也变得刚毅、坚强、沉着,能够承受得住生活的重压。同时,进一步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基层环境,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
    对老三届来说,能卷进上山下乡的知青,在人生中应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不平凡的经历一定有许多不平凡的事迹,同时只有在逆境中奋发、拼搏的人,才容易成才。俗话说:性格即命运。与同样失去学习机会的同代人相比,老三届中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的比率要高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专家、教授或政府部门的领导。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逆境,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还有现在的功成名就?因为人在顺境是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记得在当时,能不下乡留在上海当工人被称为“幸运儿”的青年,他们中有些人原先是很有些才气的,可现在这些人中又有多少个成为专家、教授?是顺境埋没了一批“幸运儿”的才气。
    虽然“上山下乡”的经历是笔宝贵的财富,但当大部分知青回城时,已错过了文化学习的最佳年龄。许多知青在学习的年龄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我们知青一生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哀,“文化断层”给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代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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