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回忆录《动荡岁月》之一 

别了,上海  

李佳骐

    我的务农,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68 届是“一片红”,除了断胳膊掉腿的、聋的、哑的、瞎的、傻的,其余的必须下乡,而且是在外地。去向有六个:黑龙江、内蒙古、江西、安徽、贵州、云南。其中黑龙江和云南有军垦,黑龙江还有国营农场,其他地方全是插队。不愿到这六个地方,也可以回老家“自插”。我老家老早没有人了,“自插”显然不可能;到安徽、江西去插队,我不愿;去黑龙江军垦,要讲家庭出身;看来只能去黑龙江的国营农场了。小学时,我读过小说《林海雪原》;那阵子,我方才读了散文型小说《冰凌花》。想象中一望无边的莽莽林海,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就像童话般的世界。一幕幕流动着的画面,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置身其中,一身戎装,骑在高大的棕红色的马背上,背着冲锋枪,雄纠纠、气昂昂地,真威武!我拿定主意:到黑龙江去!

    报名申请很快得到批准。通知书在 1969 年春节前寄到家里。我要去的地方在嫩江地区,叫七星泡农场,出发时间是 3 月 3 日。

    父亲对我去黑龙江农场的决定感到宽心。同是下乡,去农场有一份工资,对他来说,是一种放心。他拿着我的通知书,带着我到处采购,把规定照顾购买的物品一一买了回来。母亲则每天心事重重地为我整理东西,一年四季要穿的衣服鞋袜、日常用品,以及卷子面、香肠、霉干菜、水果罐头、鱼罐头、肉罐头等食品,塞进我的行李。对我的远行,父母化去了不少积蓄。

    我的三件行李,其中的木箱和手提帆布箱,几天前已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送到火车站,运往黑龙江;随身带的,仅有一只旅行袋。

    集中出发地点在徐汇中学。走的那天,由父亲和姐姐送我。母亲在两个妹妹的搀扶下,送我到弄堂口。马路对面是电车站,我要过马路了,她则到此为止。我真想多看她几眼,她的脸上尽是悲伤和无奈。她欲哭无泪,两眼死死地盯着我,怕再也见不到我了似的。

    上山下乡是成千上万人的事,那么多人能够面对,我为什么不能面对!我知道,母亲此刻最担心的是我的懦弱、缺乏自信,如果我乐观,对未来充满信心,母亲就会放心许多。在这离别时刻,我不能犹豫胆怯,不能制造悲情,我必须乐观坚强,笑着走向未来。这对她是最大的安慰。此刻,她最需要的是安慰。

    我站在电车站,隔着马路向母亲挥手告别。我的心在默默地说,妈妈,放心吧,我长大了,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969 年 3 月 3 日上午,徐汇中学的学校操场上,红旗锣鼓,一片喧闹。一辆辆披红戴花的大客车停满在校区的道路上;一群群穿着草绿色棉衣棉裤的知青和前来送行的人们正在情切切、意绵绵地说着说不完的话。整个徐汇区到七星泡农场的有几百号人,大家互不相识;即使是同校的,也只认识同班的一个同学。我没有看到同班的那个同学。在父亲和姐姐陪同下,我找到了师院附中的那辆车。我一步跨上去,就象平时坐公交车一样。那时,虽然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却无从说起。我坐在车厢里,深情地望着父亲和姐姐,不停地向他们挥手,他们也在挥手。姐姐的嘴在动,隔着车窗,说什么我听不见,泪水从眼眶里流出来,是惜别、是叮咛、是祝愿、是希望……。

    车缓缓地开动了。车下响起爆炸般的哭声,送别的人们在车旁心有不甘地奔跑。这哭声,叫人心碎,令人心颤!我,此刻一阵鼻酸,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车上车下,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叮嘱……。车越开越快,送行的人群终于被汽车抛开了距离,父亲和姐姐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的送行人群中。

    马路两旁是一片欢腾。欢送的人们手持鲜花,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不停地高呼:“向知识青年学习!向知识青年致敬!”大红横幅上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车队从徐家汇,经淮海路、西藏路、南京路、外滩,一路上是不停的欢呼。我们象英雄出征般受到了隆重热烈的夹道欢送。

    在军工路海军码头,我们登上去大连的轮船——东方红 15 号。这是一条 3 千吨的货船。为什么用货船送我们?不得而知。由于是货船,大家只能在底舱休息。底舱很大,四周没窗,如密封的铁皮箱。舱内铺满了草席,留出狭窄的走道让人通行。我按照编号,找到自己的位置,放下行李,席地而坐。底舱的进出口很小,舱内空气不流通,人挨人,很闷热,腐烂的水果和晕船而产生的呕吐污物,使舱内气味极其难闻。我忍受不了这气味的折磨,爬出底舱,到甲板上透气。

    出了黄浦江,天色黑了下来,天空布满了星星,呼啸的风迎面扑来,海上逐渐起浪,船体开始摇晃。我站在甲板上看着忽高忽低的浪花,突然一个巨大的海浪从水里拔起,冲天而上,迅速越过船身,又劈头盖脑地落下来,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我冻得发抖。发现甲板前方的船员餐厅亮着灯光,门半开着,我走了进去,关上门。里面有热气,不冷。我脱下被浇湿的棉大衣,坐在餐厅的椅子上。风浪更大了,船摇得更厉害,连船员都不愿进餐,餐厅里只有我一人。我把三只椅子拼起来当床,躺在上面,听着轰鸣的机器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三天,黎明,船缓缓驶近大连港。神秘的东北海港,笼照在黑暗的晨雾中。天空露出了曙色,知青们纷纷从底舱爬出来,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远处的海港城市渐渐映入眼帘。天亮了起来,岸边闪烁着的星星灯火越来越淡。船靠近了海岸。两天两夜的旅行疲劳,被凉爽的海风吹得干干净净。面对即将登陆的这座陌生的城市,大家兴奋起来,目光随手指欢快地指着前方,嘴里说个不停,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座美丽城市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靠岸一侧的船舷旁,站满了人,船体发生倾斜,令船上的喇叭随即发出了安全警告。船终于靠上了岸。走下舷梯,早在码头上站着的仪仗队,奏起了雄壮的进行曲。可爱的红小兵们涌上前来,抢着帮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扛行李。

    穿过清晨的街道,我们被安排在市中心的一幢大楼里休息。这大楼,很像上海外滩一带的老建筑,年轮不少,气派不小。卸下行李,随即进入餐厅用餐。宽敞的餐厅几十张餐桌,桌上放着一大盆粥,还有馒头、油条和酱菜。刚登陆的知青,在船上是什么好吃的都吃不下,现在,闻到香喷喷的气味,个个如同饥饿的睡梦中觉醒,几乎一路小跑似地冲向餐桌,然后便狼吞虎咽地嚼起来。即使习惯了集体食堂的用餐氛围,面对如此贪婪的食欲和如此野蛮的举止,我还是感到有点吃惊。

    年轻人永远是乐观的。别离上海的伤感还没有褪净,海上的两天两夜颠簸还没有平静,还不知道前方目的地是何模样,不过是前一只脚刚踏进大连,后一只脚便跟着踏进了快乐。 1969 年 3 月 5 日那天,整个大连市的大街上、商店里、电车上、公园里,到处可以看到一身绿色军装的上海知青,到处可以听到一口“阿拉、阿拉”的上海土音。

    大连。小说上读到过对它的描写,历史课上听到过老师的介绍,地图上观察过它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我对它似乎是熟悉的。但真的来到这座城市,感到的却都是陌生。三月大连,冬去春来。走在街上,那清凉的空气,吸入口中,浸入心肺,感觉是甜甜的;弯弯曲曲的街道的线条,像窈窕淑女的身段;大街两旁耸立着的日本、俄罗斯建筑,千姿百态,散发着异国的风情;顶上带圈的一列列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唱着,从城市的这头奔向那头;行走在街上的妇女,披着领子和袖口镶有黑色翻毛绒,衣摆一直拖到小腿肚的棕色长绒大衣,蹬着乌黑铮亮的高统皮靴,翩翩而至,又噌噌而过,如电影里的贵夫人。海边,著名的滨海公园老虎滩,有一望无际的大海,湛蓝湛蓝,诱惑着你不得不迈开双脚,向它走去;脚底下浅浅的淡蓝色海水,布满了青绿色的小海带,嫩得让你舍不得去摘,只有轻轻地碰;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贝壳撒在浅黄色的海滩上,欢喜得你不得不弯下粗壮的腰,一颗一颗拣到手里;清澈的海水,捧一口放进嘴里,是新鲜的苦涩,却对它留下久远的幸福回忆。
    大连,真的很美!但,大连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过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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