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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方圆一百多公里的平原之外，是一圈高高的山，把北京城围起来似的。我的老家，就在那一圈高高的大山中??平谷区镇罗营镇东牛角峪村。不说别的，就这村的名字，就能让人想像出村子有多小和有多偏。的确是这样，沿着4里多至今不通公共汽车的盘山路走到头，你就会发现，原来村子是死胡同??牛角一样。村子几乎四面环山，北侧一条小溪沿山脚而下，几十户人家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山的中间。
我是地道的山村人。1975年，我刚上高中时，村里来了20多名下乡知识青年。这些城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一来，沉寂了祖祖辈辈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到我们村插队的，都是北京市内重点高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是高级领导的子女。他们来了后，全村人几乎都动起来，帮助腾房子、准备生活用品等。纯朴的村民们就像对待亲人那样倾出了满腔热情，纷纷拿出好吃的招待这些城里青年。
说实话，知识青年最早上山下乡时，由于制度跟不上、经验欠缺等问题，不少地方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比如邻村与我们村一同来的知识青年，就出现了诸如早恋、早孕、打架、偷摸等很多问题。当时，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位女同志，性格刚烈，说一不二，在村民中很有威信。知青来了后，大队党支部多次开会研究，首先把管理问题抓好。他们把20多名知青编成两个排，指定了负责人，党支部还专门安排人员负责具体的管理和后勤工作。书记在广播里几乎天天说，这些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我们要向对待亲人那样对待他们，要像父母那样为负责他们负责任，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
为了调动知识青年的积极性，一向重视知识的党支部书记可高兴了。她在党支部会上和广播里说，不能让这些人才浪费了，我们要好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考察一段时间后，就先后任命其中的知识青年为党支部宣传委员、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妇女主任、生产队副队长、记分员等。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给小山村的方方面面都注入了活力，使他们在这块“广阔的天地里”真正大有作为。很快，有的入了党，有的被评为先进分子，有的多次被镇广播站表扬。青年们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逢年过节 或家里有什么喜事了，乡亲们总是争着抢着请知识青年们到家里做客，有的相处得就和亲戚似的了。
我的哥哥和来村下乡的青年是一年高中毕业的，年龄相仿。他特能干，毕业后就担任了生产队队长。为此他和下乡青年们“玩”得特别好，也正因为如此，我家成了下乡青年的“点”，经常一屋子一屋子的人。尤其是冬天，山村黑得早，夜晚时间长，青年人一起“侃”理想、“侃”未来，说笑声传得很远很远。其中一位女青年，父亲是国家一个部级干部。在相处中，她看上了哥哥，以至于发展成恋爱关系。后来，哥哥被保送上了师范学院，很多费用都是她帮助的。但最后两人没走到一起，原因是女青年回城工作后，考虑到传统观念和户口等问题，觉得人言可畏，还是忍痛分手了。那时，我已经入伍到了部队。哥哥结婚后不久，我接到一封厚厚的来信，打开一看是她的。这位差点成我嫂子的她，在信上诉说了对哥哥的真情实意以及最终没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信上悔意足足。我把信转寄给了哥哥。哥哥毕业后，工作很出色，干到了副局级，家里也很好。虽然没有走到一起，但他们还如朋友一样往来。重情重义的哥哥，还经常给她送些乡下的特产。1985年底，我从边关调到了北京某部机关，1990年初调到了人民海军报社工作。这些年，我与那位未成为嫂子的姐姐以及当年在村里下乡插队的青年经常相见，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我回家，他们都让我代向乡亲们问好。他们有的经常回去看望，有的至今保持着联系。乡亲们说起来，都亲得不得了。
那一段历史，我们都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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