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帮上海知青，那是我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当时叫建设兵团）时的事，至今已整整三十四年了。

　　1971年岁末，最后一批上海知青到达了我所在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团七营九连，连里决定将10名男知青全部安排到离连队三公里多的伐木山。

　　那天，这批知青到达时已是傍晚，连里组织我们去迎接新战友。其实，我这个重庆知青是当年七月份才到兵团，“军龄”也只有几个月。

　　当晚，我们把上海知青的行李从汽车上卸下来，又装上拖拉机，到伐木山的路只有拖拉机才能上得去。

　　拖拉机装好行李从营部出发，已是将近深夜十二点，由于车灯坏了，路面看不清楚，只得借助点点星光摸黑慢慢行驶。到伐木山的简易公路弯度大，坑坑洼洼也不少，公路是沿着水库修建的，有的地方由于雨季塌方滑落的泥巴堆积成斜坡形，占据了路面的很大一部分，只能免强通过一辆车，有的地方靠水库一侧的路面还陷落出现了缺口。我们在拖拉机满载的行李上真是提心吊胆，随着拖拉机的抖动我们都捏着一把汗。突然，拖拉机很重的震动了一下，我们只觉得车厢往外面倾斜，还好驾驶员也感到情况不对，“嘎”的一声赶快刹车。

　　待我们跳下车来注意看，哎呀！真是好险。原来拖拉机的一个轮子已经陷进公路边垮塌的泥土中，要是在往外移动一点，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看到这样的情景，驾驶员急得直喘粗气，当即叫我们不要再上拖拉机，步行在前面引路。然后他才小心翼翼地转动方向盘，慢慢把拖拉机开过来。

　　又行驶了一段路，只见一棵直径约有一米的大树干横躺在路面上，剩下的宽度只有拖拉机车身那么宽，位置稍微斜一点都不行。我们几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拖拉机轮胎，引导拖拉机从树干旁边擦过来。就这样，三公里多路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伐木班所在的傣族寨子。拖拉机驾驶员再也不敢往回开，只好等天亮，我们几个便步行回到了连队。

　　我就是这样在与上海知青的初次接触中迎来了1972年的元旦。

　　从此，我和上海知青一起度过了同甘苦共患难的八年蹉跎岁月。在西双版纳炙人的烈日下，疾骤的风雨中，我们曾经一起辛勤劳作，在看得见星星的茅草房里，我们曾经一起倾述思乡情、游子意。你说起上海的南京路是那么眉飞色舞，我讲起重庆的解放碑是那么神采飞扬，我认识了黄浦江畔的外滩，你知道了嘉陵江边的朝天门。没过多久，我听得懂了你的阿拉话，你也明白了我的重庆腔。

　　我们不是兄弟却胜过兄弟，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两年一次的探亲假，从家中带去的东西总是我们一起分享。我品尝了上海的黄鱼干、霉干菜、五香豆，你领教了重庆的腊肉、辣椒油、怪味胡豆。逢年过节，我们曾共饮一盅苦涩的包谷酒，欲浇灭心头浓浓的思亲愁；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曾同吃难咽的开水泡白饭，以补充消耗的体力支出。我想，你一定还记得那没有油星的苦菜汤，那水煮卷心菜的个中味。

　　我不会忘记，你们当中也有过不愿出工装病号，趁着夜色在老工人的菜地里伸手掐一把菜的事例。然而，当老工人的孩子生病住院需要输血时，恰恰是这样的上海知青挽起了衣袖。在那缺油少菜的条件下，输血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八载旱季雨季，记忆刻骨铭心，我们共同把宝贵的青春年华，留给了边疆那片神奇的热土；我们共同用心血和汗水，去浇灌了那寄托着梦想和希望的三叶橡胶。

　　1979年那个凤凰花开得火红的春天，你回到了你的大上海，我回到了我的重庆城。从边疆的依依惜别，到今天已过去了二十二年，我们再也未谋面。在为生活奔波之余，在夜深人静之时，我总是常常想起你，牵挂你，我的上海阿拉：朴实的老咪，文静的四眼，油滑的长脚，憨厚的老大，机灵的老二兄弟俩。一副副熟悉的面孔都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新世纪又一个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更加激起我对曾经朝夕相处的上海知青的强烈思念。

　　重庆与上海虽然相隔万水千山，然而我们有一条长江相连，我们的心仍然相通。如果滚滚长江能捎去我的思念，我要由衷的道一句：

　　上海知青，你还好吗？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