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文红的丈夫 赵达林
新民晚报记者钱滢瓅整理
1974年，我和查文红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我们这个家庭和许多家庭一样，结结巴巴地过日子。从结婚后，我就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就是大家所称呼的那样———“模范丈夫”，“买、汰、烧”我全包了。我们夫妻二人薪水不多，比一般家庭更为节省，我们夫妻从结婚到现在，从没有在外面正正规规地上过一次饭店，在小吃店吃上一碗排骨面，已是最大的奢侈了。记得前两年的夏天，气温达到39℃，我们陪女儿看病，为了节省一元钱，空调车都不舍得坐，挤普通公交车，现在想想真对不住女儿。
有人感到很不理解，你们这个家从1993年开始为希望工程捐款，每次50元、100元，最多一次一下子拿出1000元，做这一切图个啥呀？其实，现在让我说出个大道理来，我也说不出，因为过去的捐款以及后来帮助查文红到安徽砀山义务教书，根本没想这么多，只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曾经在安徽农村干过许多年，那里的贫穷状况也是非常了解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起贫困的地方不知要好多少倍了，觉得就应该帮帮他们，也算尽了一份心意。正因为是这样想的，所以在支持查文红这件事上，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她也是共产党员，我认为她做了一件她应该做的事，是好事，我就要支持她，支持她也是为了那些贫困中的孩子。
1998年，我陪查文红第一次去了安徽砀山，那里的贫困，那里的炽热的情感也深深打动了我。打那以后，我担负着查文红的后勤工作，在家里照料女儿，在生活上更加精打细算。那时，我的下岗工资只有400元，加上查文红的退休工资，满打满算每个月一千元钱，我尽量多节约，省下钱每年两次到安徽为查文红送吃的、穿的、用的东西。她那里很贫困，每次我都买点咸肉，做两瓶油煎带鱼，炒两瓶酱给她送去。她很辛苦，尽量给她补补营养。冬天，为她送厚衣服，那里很冷，又没有水，再把她的被褥、脏衣服拿回上海洗干净。第二年再送去替换。每次去连车钱最少也要花上二百元，直到现在，我已经去了十次，那里的老乡都叫我赵哥，我心里挺开心的。
当然，一个人在上海，又要上班，又要照料女儿很辛苦。我工作的单位离家很远，来回要换四部车，路上要花去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也希望回到家里有妻子的陪伴和照料。但想想，查文红在那里吃苦为了什么，她同样也需要亲人的照顾，我在上海比她可要好多了。
我对大家说一句真心话，我们一家的行为就像隔壁邻居有了困难需要帮一帮的道理一样。我的前半生包括查文红的前半生都受到过单位、邻居、朋友的帮助，现在我们也帮一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非常简单。
（原载于新民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