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杆拍遍

　　朋友来家坐坐，带了位朋友。朋友的朋友姓张，来自美国，当年大陆去的，已去了二十年。张先生在美做生意，做得很不错；领带、西装、金丝边眼镜，往后倒梳的头，已很有点生意人味道。

　　言谈中知道，张先生与我年纪差不多。我不仅问：你在大陆时该也插过队吧？插过张先生拉长了声音说，他在农村插过整整七年队。打量着他，我想说看不出，我没说，我插了九年队，又有谁能看得出。

　　插队话题似乎是我的“兴奋点”，一碰上这个点，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即刻就又看见那片怆怆凉凉、贫瘠光秃、一望无际的黄土，看见了那间孤零零的草顶泥屋，泥屋里风动的油灯光亮，即刻又感到了那种静，那种想把人杀死又偏偏还不够杀死的静......

　　我说，那段生活刻骨铭心，真真是刻骨铭心。我说，赴澳前我写过的小说，几乎篇篇都是那时的生活－－"“雨天”、“黄土”、“燥热烦闷的下午”“难醒的梦”。我说，物质条件的苦我不在乎，我怕的是那种精神上的孤独、寂寞、与深深陷入的难以自拔的无望。我说，那时，我最盼望的是难兄难弟们的相聚，饮酒悲歌，泄心头积淤，可我又怕，怕席终人散的凄凉，怕那种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的空空荡荡。我说，二十多年，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我还是忘不了那段生活，想忘可怎么也忘不了；我老是恶梦不断，至今依然!

　　我告诉张先生，二十年来，我老做着同一个梦：我又回乡下了。压抑非常，困惑非常，怎么又要我回去，我明明记得自己已经回调上海。梦中，总有一个人或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次回调是假的，作废了，你必须重新回去......于是，我又陷入了那片无望，在无望的恐惧中吓醒......

　　张先生听讲，盯住我，张大嘴，手指伸直，抖抖的，半天才说出话：“一样的，一样的，我老做的一只梦几乎跟你一模一样。梦中，我还在那地方插队，我老想不通：我不是已经去了美国，怎么还没走......”

　　大惊失色。还有多少相同的梦？还有多少相同的命运做着相同的梦？这个梦将伴随我们至何时？别人理解吗？妻子、丈夫、儿子、女儿，所有那些没有插过队的人能理解吗？能吗？......栏杆拍遍。

　　国内如今有了知青饭店、知青旅馆、知青集会，我们该不该也来个“插兄同仁会”？－－为什么？不为什么，只为我们有过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命运。当年，我们不分你我，一块钱共着用，一条裤子换着穿，一根香烟分着抽；如今，能不能彼此再多给一些友谊、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二小无猜”？

　　那天晚上，我与张先生谈得旁若无人，谈到夜深不得不分手，兴奋却还断断不肯离去。送他出门时，我已完全忘了他的西装、领带和金丝边眼镜，拍着他的肩说：“有时间，下次我们再好好谈。”他则边走边回身：“有得谈，有得谈，几天几夜都谈不完。”声音仍然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