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时才能回到“天堂”

现在位置：首页＞回望蒙城——安徽省蒙城县上海知青联谊会专栏＞文章内容

我何时才能回到“天堂”

陈文田

　　20多年前，17岁的杨才宝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我们一起来到了安徽北部蒙城县顺河公社杨庄大队小孙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管当时他的父母极力反对，可是他人还是混在火车车厢里随我们一起来了。

　　1969年1月12日，一场罕见的大雪下在淮北大地，我们来到了离蒙城县80公里外的一个小孙庄。这是在实践当时流行的口号：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

　　小孙庄只有3户人家，6大间用麦秸铺盖成屋顶的土房。没有电，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使得当地的农民异常贫苦，他们靠种红芋和少量的小麦维持生活。虽然我们是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陌生人，但村民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他们提供给我们三
间土房和一些红芋，帮我们学会做饭。做饭时，点着的麦桔由于发潮而使得满屋都充满着浓烟，呛得大家鼻涕眼泪直流。杨才宝首先学会烧火。有一次，他当着大伙学着农民的样子，嘴里喝一口煤油往灶里一喷，火便点着了。

　　杨才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与杨金娣两人整天高唱革命歌曲，使我们大家暂时忘却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他的体格在8位知青中属最强壮的一个，身穿蓝色的大翻领和草绿色的军裤，头上还戴着一顶军帽，俨然一付红卫兵小将的味道。他最喜欢的是用手臂弯起来显示他上臂的肌肉，与村里的青壮年比武，在白天种山芋时常与青年农民在一起进行摔跤比赛。他不仅工作努力，而且还特别喜欢帮助五保户挑水做饭。

　　我们那时常留一个人在屋里做饭。晚上，8名知青从田野里回到这间土屋里，围着一张小木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首先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狼吞虎咽着红芋汤和红芋干馒头。有时候杨才宝和杨金弟由于回来
晚一些，吃饭前还特意补办了这种千篇一律的程序。在有空的时候，我们还组织一些村民们在打麦场上高唱颂扬伟大领袖的歌曲——如浏阳河。总之，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毛主席汇报，并用语录的精神来检验我们一天的行动。

　　1971年春季5、6月间，我们随生产队长一起下河捕鱼。小孙庄有3个池塘围绕着庄子，塘水是浅绿色的，塘里的草青鱼又肥又嫩，非常好吃。特别是在那个没钱的时代，又很少买肉来吃。在捕鱼前，我们常常看到鱼儿从池塘里蹦出水面的光景，特别是在麦收季节。

　　杨才宝深深地卷入了捕鱼的趣事里。有一次，杨传染上了疟疾，身上忽冷忽热，发着39‘C高烧，躺在床上正在休息，忽然听到一位村民喊他去捉鱼，他就跟着村民们来到池塘旁。他毫不犹豫地来了一个跳水的动作，用“插蜡烛”式的方式跳了下去。这一跳不要紧，怎么好一会儿却不见人浮起，等大家看到他只能用手在水面上乱划时，才知道大事不好，纷纷下去把他架到岸上，杨此时已脸色灰白，语无伦次了。大家赶紧用木板把他抬到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一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建议抬到县医院。李怡曾与唐笑梅听到这件事时，一起赶到县医院。当时，蒙城县城到楚村铺只有一条土路，阴天下雨时根本不通车。在这5、6月泥泞的道路上，知青用手扶拖拉机把杨才宝拖到县医院。同样，也是一种回答：建议送到蚌埠市人民医院。从蒙城到蚌埠总算有条路，也有车，可是天已漆黑，只有等到天亮。幸亏杨的命大，等天亮送到市医院后也是无法治疗。因蚌埠市没有骨科医院，唯一的办法只能送回上海了。辛苦了几天的知青和村民们，又不得不陪同杨才宝回上海。公社批准李怡曾与唐笑梅请假到上海。我二哥得知此事后，半夜里专程来到上海火车站接杨才宝，杨被人抬到月台，用救护车送到上海市的一家大医院。

　　当时的医院还沉浸在文革后期的混乱之中，街上的大字报残留在各个角落，医院正开展斗批改运动，医院的大夫们也是忧心忡忡地在工作，接待人员态度生硬，毫不领会我们要干什么，有一个人问我们：“这个人是从哪里来?有工作单位吗?”回答自然是没有。“没有单位把人送来干什么?去去去!!”那个人愣头愣脑地吼道。这句话顿时激怒了在场的各位知青们。杨才宝躺着怒吼道：“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的，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工作?!我们在农村生了病难道就不能回上海看病?难道我们不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农村?”这一系列的问题反驳得那位医生嘡目结舌。再说，当时那么多知青几十万人都到农村去了，如果杨不能在沪看病那就等于其他知青也一样不能回沪看病。社会影响将会很大，一怒之下众知青把他抬到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找慰问团的同志去论理。最后，终于由老陆出面与医院的革委会头头们达成协议，让杨才宝最终住进了医院。

　　杨经确诊为颈椎第三根骨折，从胸部以下全身瘫痪，要住很久的医院。这样一来医药费是很惊人的。他的父母在街道饮食服务性行业，大哥在羊毛衫六厂工作，不可能整天来陪杨才宝，所以陪伴杨才宝的工作又落到了李怡曾与唐笑梅的身上，加上我二哥是自愿服务，杨的大哥也被安排在夜间看护。共4个人轮流值班，杨的看护问题总算暂时落实。李怡曾与唐笑梅在上海护理了半年，这半年的费用由公社与生产队共同负担，生产队照记工分，照分粮食。俗话说，久病无孝子，杨才宝躺这么多日子在床上，背后长了很大很臭的褥疮，需要每天不停地清洗，起先大家服待他也很耐心。李怡曾甚至找来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书阅读保尔·柯察金的革命语言来鼓起杨的勇气。杨曾几度想用咬断温度计吞水银的方式自杀，听了李怡曾朗读后他的心情渐渐开朗多了。在俞沐民回沪探亲时，总是先去医院看望他。他是很高兴的，并且还会坐起来吹口琴，表示对未来充满生活的自信心。他原以为还能完全康复出院，然后病退回上海找一份工作。可是，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累计，医院里见杨家总付不出医疗费，态度也就越来越坏了。起先好象知青办还给予一定的支持。后来也顶不住这么久的治疗费用，这种矛盾不断发生。

　　1972年春节，我从农村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杨才宝，当我来到他的病房时，他还在做钢条牵引术，当他见到我时，脸色惨白地望着我：“陈文田，你为什么要来看我这个垂死的人呢?!已经很久没有人从农村来看我，我现在已经成了医院里的教具。由于我没有钱支付医疗费用，他们就把我当成给学生上课的活教具，可以不需要征求本人的意见就可以随便翻开被子看我的症状。我想死也死不掉。我父母已很久没有来看我了。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何时才能回到“天堂”?

　　我悲哀地望着他，没有哭。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似乎已习惯于这种不断地精神刺激。我还是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跟他说了不少话。至于说了什么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安慰他说，因为你属一级病号，可以调回上海工作了。当时知青欲病退回上海还得到处求医院开证明。如果符合了这个条件，他就可以回沪了。最后我失望地离开了医院，告诉他我还会来看他。不久以后，我从俞沐民那里知道杨才宝终于死了，那时候正赶上俞沐民招工到蚌埠铁路局当上了搬运工。我顿时耳朵里响起杨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何时才能回到‘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