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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倒,生命之树常青


重庆   韩平国

      我,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曾有过金色的童年,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学生时代。15岁时通过层层选拔、体检,几乎被送进“滑翔飞行员”队伍。求知欲强、能歌善舞、兴趣广泛的我,正以自己的青春年华编织着美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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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片

幻……然而,那一场空前的“大浩劫”,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权利。1969年一声令下,我和大批同学去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以满腔热情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病魔”却悄悄地袭击着我的肌体。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更不愿听到同学说我是可耻的逃兵,我强忍着日渐加重的关节剧痛及体温的持续高热,坚持着和同学们一块出工,下地劳作,锤炼自己的“一颗红心”。我终于病倒了,无法扛起锄头,双手关节痛得拧不干洗脸的毛巾。淳朴善良的书记、队长、乡民及朝夕相处的同学含泪把我抬上返城的汽车,望着一张张诚实、质朴、忧虑的脸,我默默地说:“放心吧,等我治好病,我会尽快回来的。”没想到这一别,却是永远,永远……

厄 运

     一张“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断书把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我还不满20岁,正值多梦的季节,现在却成了一场厄运的开始!

     类风湿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我从父母含泪的眼神里,感觉到了不详。但我仍做着幼稚的梦——有朝一日,我会好起来。持续3年的中西医住院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大小关节红肿、剧痛,导致四肢关节畸形,使我僵直地瘫痪在床,从此一病不起。这彻底碾碎了我那闪光的梦,撕心裂肺的痛苦使我充满了恐惧与绝望。仿佛一下子,百鸟停止了歌唱,春水停止了荡漾,大颗大颗的泪珠在我的面颊上汇成一条悲泣的小河。严峻的现实把我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姑娘改变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残疾人,因我的双腿双臂已无力按意志来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的痛苦与孤独感与日俱增,我成了被幸福遗弃的孤儿。生活在咫尺空间,望着一双无法移动的疆硬弯曲的腿,望着一双畸形肿胀连饭都送不进嘴的手,无声的泪水直往肚里咽……隔窗而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而死神的阴影从未停止过它的诱惑。没想到自己还很年轻,就成了一名不能行走,不能自理的残疾人,我就产生了“生不如死”的悲观想法。

噩梦醒来

     “就当是一场恶梦吧”,“恶梦醒来是早晨”。远在西藏边疆的姑妈,把自己的青春无私的奉献给了西藏同胞,她像一位温柔慷慨的母亲,一封封谆谆诱导殷殷期望的来信,像一股清泉一股暖流,浸润着我干涸的心田。她从父母对儿女的爱讲到人为什么活着;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的事迹,讲到什么是真正的人生,给我绝望无助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不幸”不是死亡的代名词。当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未必就是世界的末日。面对自己的不幸,是一味地哀怨、消沉、在自叹自怜中消磨生命呢,还是在人生的长途中用自己并不残疾的心灵去谱写生命的劲歌?不可否认,“致瘫”意味着今后的道路是怎样的艰难,人生的滋味是怎样苦涩,但人都应该赋予自己的活动以美的光环。无论怎样痛苦,人总要坚强地为自己营造一所心灵的乐园。对自己的人生态度进行一番哲学辩论之后,我终于走出了灰色沉闷,决定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一番挑战。

挑战不幸

     “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一位哲人说的。我选择了学好英语作为奋斗目标,开始打起精神与厄运搏斗。此时,无线电波传来“十年浩劫”后第一次科技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喜讯,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这篇文章感人肺腑,令人奋进,激励着我学好外语,以此有意义地走过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的决心。

     那时学外语是个大热潮,每一种新外语课本面世,都有人排着长龙式的队伍在新华书店门前争购。为支持我的自学,慈祥的父母轮流排队,为我购来了所需的英语教科书;手足情深的兄弟姐妹,连夜排队购回《英语词典》等工具书;我的朋友一个个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我的心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和热切的渴望。我重新捧起了书,拿起了笔,开始编织理想之梦。

     当时病情极不稳定,全身大小关节剧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一日三餐靠母亲喂饭,疼痛发抖的手还得艰难的握笔书写练习;上下腭关节有时痛得饭都吃不进,张不开口的嘴还得练习拼读;臀部的褥疮使我无法坐立,心动过速和剧痛有时连翻书的力气都没了,还得靠母亲一页一页地替我翻。在这艰辛的自学过程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不幸的人生中,首先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就是靠着这条信念,在劣境中鞭策着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通过无线电广播学完了初级、中级英语。1978年,“中央电视大学”正式创办,我好高兴,好兴奋!为了能通过直观教学接受高级英语学习,亲人们又一次献出无私爱心,凑钱为我购回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当时购电视机相当困难,我得到了交电公司领导的特殊关照,为支持一个残疾人的学习,他们优先送货上门,我激动得无法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

         上大学,是我当年梦寐以求的愿望,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及其宝贵的学习机会。不管严寒酷暑,还是病魔摧残,我都认真听好每一堂电视英语教学课,仔细记下每一天的笔记。最困难的是不动之处无法请教老师,完全通过自己的钻研求得解答。几年的学习,笔记几大本,练习簿几十本。

生死考验

     学习期间,我还经历了两次生与死的考验。为了能坐起来,1979年11月我到西南医院接受了左髋人造关节植换术。长达8个多小时的手术,我竟然在手术台上停止呼吸3个小时,13位教授、主任医师为抢救我的生命,施行了气管切开手术。9个健康人的鲜血缓缓输入到我的体内,大夫们用精湛的医术硬是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20几天静静躺在“苏醒室”里,体验着哑残人的滋味,因气管切开后,我无法发音讲话。我终于活了,与死神较量并赢得了能坐起来的功能。1982年5月,在大坪三院我又做了右肘关节成形术,经大夫再造术固定成功能性位置,使僵硬变形的手肘关节恢复握笔、吃饭等基本功能,虽然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自如,但已经比过去好多了。我下定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即使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仍要顽强地坚持学习。“精神不倒,生命之树长青”,我以这毅力终于完成了文科和理科高级英语的学习。

     美好的理想使我陶醉,使人感奋,然而实现理想却不是单凭满腔热情就能达到的!每一个“幸运儿”的身后都有一条坎坷不平小路,这证明一条简单而又深刻的哲理:生命的“质量”越高,为获得“高质量”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当我用崇敬的目光看着每一位成功者时,内心感到羡慕的不是他们所取得的荣誉、地位、成就,而是他们身后那条“血迹斑斑的路”!凭着这股子劲,我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求,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接着,我又自学国际普通话——世界语。正当我向日语、法语等语科冲刺时,大夫的“忠告”迫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我身体各器官功能已“衰退”。

回报社会

     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我时时刻刻盼望能有一个机会将自己所获取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以完善自身的价值。我八方联系,四处碰壁,都因我是一个寸步难行的残疾人。我觉得很累,渴望——失望,追求——失落。岁月只能在这样的寻觅中流逝吗?关键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不幸。如果瘫痪不能成为逃避人生的借口,那就笑着面对人生,笑着拥抱生活!我开始英语翻译了。

     在“拜金风”的冲击下,我从不计报酬,有求必应,尽力帮助,满足那些需要得到我帮助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我坚信,帮助别人,最终也是帮助自己。十几年来,我为邻里、朋友翻译他们所需了解的资料、说明书等。更多时间,我用于辅导上门求学的中学生和在职的大朋友。不论是寒暑假、节假日,我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们,甚至放弃我一天中最宝贵的娱乐时间——每晚的电视节目。有时我病了,发热、感冒、类风湿复发,我就是躺在床上,也尽心给他们上课。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当他们带着满意、喜悦的心情同我道一声“再见”时,我感到十分愉快……

          我最大的欣慰莫过于学生、家长对我的信赖。在商品经济意识冲击下的今天,我不但传授知识,并且应家长的恳求,通过我自身的经历同他们谈人生、谈理想、谈追求、谈战胜困难与病魔的体验,用理想主义的思想火炬照亮他们。这样我认识了许多残疾朋友和健全朋友,有年青的,有年老的,有大陆的,有台湾的,还有外国的。在精神生活这片沃土上,我活得更加充实,我对人生真谛的理解也在不断升华。

     《残疾人保障法》的颁布实施给我带来了新生。在全国“助残日”活动中,提倡全社会都要支持、关心、帮助残疾人,更应该向全社会展示我们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当我以轮椅代步来到活动现场,和所有残疾朋友一起展示我们各自的一技之长,回报社会服务社会时,一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阳光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1994年元月,经市、区残联及中残联推荐、筛选,我终于获得了一份工作,应聘于广东康赛市场服务有限公司作电视监测员。尽管这一工作十分辛苦,没有节假日,更不允许有病假,每天工作从17点到零点以后,而且工作量很大,第二天整理、填写成监测日记,每天都要向广州寄发一次,但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竭尽全力,兢兢业业干好每一天的工作。可命运之神总是同我过不去,在这短短的一年半的工作期间,我两次病倒,两次住院,两次手术。即使如此,我还是没耽误一天的工作。特别是1994年7月,天气酷热,我突然腹部剧痛,连续三天高热,我仍守在电视机旁,记录着每则广告,每一个节目。当家人把我送进市外科医院时,医生都不敢相信,一个体温高达41ºC,心率125/分,血压70/40,处于半昏迷状的急性胆囊炎病人,还这样“玩命”!连夜送上手术台,经过与“死神”的又一番搏斗,我又回到了病床上。医生半开玩笑地说:“你的毅力太强了,要是再拖半天,就没救了。”“死”真那么容易?我已体验多次了。死并不可怕,热爱人生是对人生厄运的最好良药

真爱无限

     在病魔折磨的漫长岁月里,我已走过了31个春秋,但我一直生活在爱的海洋中。我因病致瘫后,父母含辛茹苦,日日夜夜悉心地照顾着我。为治好我的病,耗去了他们全部的积蓄。同时也操碎了他们的心。当我以劳动所获的工资送“礼物”给父母时,父亲深情地对母亲说:“没想到我们这一辈子还能穿上女儿送的皮鞋。”这就是我慈爱的双亲,女儿一点小小的回报就给他们莫大的安慰,我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1973年秋,我连续16个月住院治疗,病情仍继续恶化,无望的我回到家中,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某集团军一位军首长的保健医生,因问路走错了门,神奇般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望着他军帽上的五角星和红色的领章,顿时充满了生的希望,我用微弱的声音请求他就治我。打那以后,这位解放军医生年复一年,风里来雨里去,不计报酬,不图名利,毫无私心,以传统的中医疗法与先进的西医结合,奇迹般地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我的同学,他们把“相交以道义,相益以智慧,相愉以情感,相见以至诚”的特别友爱,给了特别的我,帮助我参与社会,使我扬起生活的风帆。在学校“四十周年校庆”活动中,我虽然在轮椅里,却显得并不比他们“矮”。校友、老师以“二十五中的张海迪”的奖誉,激励我更加坚定生活信念。在我广交的朋友中,有一位学识渊博,胸怀坦诚,令人尊敬的阿姨,她是一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公正的政治原因使她受到非人的迫害,但她以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每当我最困难的时候,她给与我支持、帮助、鼓励,更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给与我特别的“爱”的还有区、市残联组织,还有大洋彼岸的朋友和台湾同胞。国内外的爱心,使我成了“爱”的幸运儿。一对虔诚的基督徒夫妇,从台湾送来一辆充满爱心的轮椅,让我逾越家门平等地参与生活、拥抱生活、拥抱大自然,感受金色阳光洒向大地的洋洋暖意。

笑对人生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30多年来,我迈出了艰难而重要的一步。我的努力已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但今后要迎接的挑战还更多。痛苦可以显示人格的力量,失败能够体现人生的价值。我准备迎接人生的一切挑战!“只要你充实,不一定非常美满;只要你明亮,不一定十分灿烂;在你走过的路上,未必留下光辉的遗迹;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没有停步不前”。我始终坚信:精神不倒,生命之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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