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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沉重的一页

   九. 我记忆中的流源村

   八.我和小梅
   七.民以食为天
   六.冰川下的暗流

   五.流源知青概况

   四.执教生涯

   三.宠物阿花和
     它的儿女们

   二.第一天干活

   一.永远难忘的一天
    ——1969年3月10日

爱情变奏曲
阿民的故事
阿凡提的爱情故事
(上)
 (中) (下)
郑平日记的风波

山里,那一片灯光

在山里过年
老知青,难忘一件事
效梅
都市随感篇
鸳鸯湖游记
走近《曾国藩》作者
唐浩明先生
《映山红》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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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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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灯的话题
如何搞好网站——与紫岩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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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败笔
话说中年人
心声放歌篇
送张上美
遥远的祭奠
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游崇明东平森林公园
游庐山短诗一组
啊!知青......
 
 
 


老知青,难忘一件事

作者:晓 歌

  上山下乡,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它影响到我的终生。而特别忘不了的,是我刚下乡时那次九死一生的感受。 

  六九年初,我报名去江西峡江县插队,户口已迁走,我去医院开点药,准备带下乡,却查出扁桃腺肿大化脓,医生说非切除不可。不得已匆匆入院做手术。出院后一周就插队下乡了。因为身体未复元,十分虚弱,连稀饭都难以下咽,在火车上喝口水都喉咙痛得掉泪,但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心已飞往革命根据地。 

  到生产队后,我一天也没休息,便和同学们一起出工。上山扛毛竹,下田插秧,翻土、挑牛粪,不甘示弱。由于水土不服,加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又没有饮食调理,我几乎从下乡第一周便开始腹泻,无论服什么抗菌药、止泻药都无济于事。每天少则两三次,多则十次八次,吃什么拉什么,浑身无力,腿脚都肿起来了,还经常发低烧。那时我才十七岁,年轻要强,头脑里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支撑着,又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更要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不能让别人认为自己“娇气”,所以坚持天天带病出工。 

  家中带去的止泻药都很快吃完了,便到大队卫生所去开。每天三四种抗菌消炎药同时服用,仍毫无效果。一天干下来,有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甚至等不及同学做好晚饭,等不及洗好脚,便一身泥水躺在铺上睡着了。每天,头昏眼花浑身无力,小腿打颤,我都咬牙坚持着,不告诉任何人。 

  这样两个月下来,我竟瘦掉了三十斤,还开始拉带脓血的大便,下腹隐隐作痛。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又吐又泻,发起了高烧,还不停地说胡话,神志不清。女知青们见情况严重,都吓坏了,赶紧去报告队干部。 

  半夜里,生产队、大队干部纷纷闻讯赶来,围满一房间。大家围在我的床前。见我昏迷不醒,便焦急地注视着大队卫生所的医生——一个二十出头的南昌医学院毕业生涂医师。他是当地唯一拿工资的学历最高的医生,几个月来他已经跟我有点熟了。此刻他急得头额冒汗,把带来的医学书翻遍了,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用的药他都用过了。涂医师无奈地摇摇头:“她也许要去见马克思了。”干部们情急之中又喊来了“土郎中”老刘。 

  老刘在村里有点小名气,经常用祖传秘方给老表们看病。他拿来了一把叫做“辣蓼”的野草,嘱咐女知青揉碎了拌井水给我吃,可女知青将信将疑,没照着做。大队书记好容易推醒我,焦虑地问:“你感觉怎样?让老刘给你看看,好吗?他虽然出身地主,但有我们干部在,他不敢进行阶级报复的。”——那年头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了,干部们不能不受影响。我烧得迷迷糊糊,不知身在何处,看着这些关切的面容,感到心里一丝温暖。在迷糊中我头脑突然清醒起来,明白自己一定病得不轻,便提出想到山外的大医院去检查治疗。我不是怕老刘阶级报复,但我知道老刘是中医,对付急病不一定行。于是干部们商定,第二天一早送我出去。 

  流源村离峡江县城有一百多里路,且都是 蜿蜒的山路,离公社卫生院也有四十里路。当时队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机。后来我得知,就在我发高烧的那晚,村里另外有个5岁男孩就因高烧而病死。(每年全村因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小孩至少有十六七个,而对我这个女知青的病,队里还是十分重视的。) 

  第二天清早,大队民兵营长把我从山坡上的知青屋背下来,背到停在大队部门口的拖拉机上,上面放着一张竹床,垫了三床被子,他们又给我盖了三床被子,但我仍在打寒颤。几个月的腹泻和一夜高烧已使我极度虚弱。我连抬抬头挥挥手向大家示意的力气都没有。 

  一名女知青专程送我去公社卫生院,拖拉机颤颤跛跛摇摇晃晃地上了路,驶出了流源村。我望不见送行的人,只听一个老表说:“她去了大概再也回不来,好了也不会回来了。”我却在心里坚定地想:“我会好的,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很快就能回来。” 


  拖拉机一路颠跛终于到了公社卫生院,我很快得到了抢救。卫生院仅存的四瓶葡萄糖盐水被我一下子用掉了,一星期以后,有同学写信到上海。同学的父母赶紧把信拿给我父母看。全家人焦急万分,由哥哥来赣将我接回了上海。我回沪后几经碾转,换了好几家医院,过了两个多月才终于查出肠子里长了个瘤子,随后开了刀。 


  手术后不久,我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在上海休养,也没有写信给队里要求照顾,而是尽快地返回江西,重新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又开始和同学们一起干活。那时候我头脑中只有“扎根农村改天换地”的一颗火热的心,根本没有丝毫顾及自己的健康。其实离沪的时候,还在发低烧,伤口和整个下腹部都经常隐隐作痛。 

  有个老表的小孩一次对我说:“我们队里曾经有个女知青生了很重的病,去了没有回来。”我心里感到好笑,他们把我当成后一批69届的知青了。他竟然不知道我就是那个患重病的女知青。但我并没有解释,不愿让他们特殊照顾我。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拚体力拚青春留下的疾患随着更年期的到来越发加多,加重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我知道那是知青生涯留下的,但我仍不愿诋毁那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老革命,没有老红军的荣耀,上山下乡运动也算不得进步的壮举或革命运动,那一段历史早已被否定。但我们这一代人毕竟实实在在地把我们辛勤的汗水、青春的热血,洒在了那贫瘠的土地上,谱写了我们悲壮的青春之歌。我们一生中的那一页是纯洁、炽烈、执着的。我们虽然丧失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最佳时机,但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磨炼,读懂了祖国的命运悲欢,最终成为成熟坚定、吃苦耐劳有信念的一代,成为共和国坚定的中流砥柱。 

  那一段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终身的财富,是一段珍贵的阅历,是一堂深刻的课程,令人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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