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李生产队的革命

施培明

　　1975年我在蒙城三义公社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已进入第6个年头。5月，地里麦子金黄，就将到收获季节。一天，李圩大队党支书李朝銮副书记赵培珍(上海知青)来到我当时落户的赵老庄生产队，找到我和郑其诞同志，通知河沟公社的决定，要我俩及赵培珍去
刘李生产队，接管该队的领导班子。这对我们再教育对象，显然是个考验。好在有赵培珍同去，她敢作敢为，作风泼辣。记得第一年到农村，正逢三义庙会，驴马牲口交配市场只有清一色男同胞观看，可赵培珍偏硬挤进入群，引起大家议论，但她泰然处之。再说她担任大队副书记职已有2、3年，在老百姓中有了一定威望，有这样一位人物同我们搭当，我们决不辜负就是了。

　　1975年，已是文革后期，正进入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高潮。安定团结，治理整顿是当时的主要任务。但处于李圩大队西北角的刘李生产队，由于刘李两姓长期的宗派矛盾不能解决。这次又因为李姓男生，拐跑了刘姓闺女，引发丁两姓械斗，几乎闹出人命。县“群众专政队”来人抓走了为首几人。村里多数劳动力都被召去公社办学习班。地里庄稼没人管，春红芋还没栽齐，棉田有虫没药水，牲口缺饲料，……。我们到刘李分了工，其诞当队长安排生产；我当会计，保管兼记工员；培珍是蹲点干部抓全面和村民思想工作。在公社支持下，信用社支来贷款，配齐午季打场工具和农药、化肥。在老队长李腾春(土改时的老同志)指导下，也真象模象样地干起来了。在缺少劳力情况下，刘李庄妇女挑起重担，干收、打、种各项农活。也是在公社的帮助下，拖拉机优先来刘李打场，使该队提前完成夏粮征购任务，并补种上夏红芋，让那些学习班结束回到村里的男劳动力惭愧不已。

　　夏种夏收结束后，培珍同志又有大胆设想。刘李庄120多人，3、5亩地，有台柴油机，面粉机，轧棉机及油坊。说起家底，在淮北农村是很不错的，就因为刘李两姓互不信任，这些副业都闲置起来。如今有我们知青当家，都得开起来。大队部有“四小”，即小学校、小卖部、小医院(合作医疗)和小分队(文艺小分队)。刘李生产队也要办起我们的“四小”：油坊、面坊、棉坊及饲养场。那时我们还得到县“知青办”无偿贷款，开回来一部上海产手扶拖拉机。这给刘李庄的男女老少带来了喜悦。原有柴油机可以不下地而专搞副业，打面、轧棉、抗旱、浇地时，手扶拖拉机往那一开，挂上水泵皮带就行多省事(七十年代淮北农村还没通电，所有机械都要柴油机带)。三坊开了起来，方便了群众，解决了牲口饲料问题。我们手头的资金也活络了。唯独饲养场，要养猪，显得缺金少粮。用土坯、秸杆盖的猪场，养了一群鸭子。公社接连召开现场会，连连表扬，这些鸭子，还未“成年”，就进了会议代表们的腹中。而刘李的村民，由于生产逐步转入正常，，宗派矛盾不再抬头，刚尝到了甜头。但接下来，培珍同志宣布的一件事使全村震惊。

　　人死，城市实行火葬，骨灰人公墓或海葬、树葬。而在淮北，人死埋葬于自己的土地。虽说土改几十年了，还是认准自己原有的土地埋葬，造成了黄淮平原上一只只馒头型景点，很难达到当时学大寨所要求的土地平整席田北。于是培珍同志提出平掉无主坟，有主墓迁移至一处。这当然是移风易俗的创举，但农村(包括我们自己)的旧思想，挖祖坟是件不幸的事。谁都不愿执行，全村竭力反对、抵制。迁坟动员大会由三义区委书记马怀玉主持，河沟公社党委书记国春风动员，社区蹲点干部董文国、李圩大队书记李朝銮、副书记赵培珍现场监督。由我带领刘李一班劳力，具体执行。淋着绵绵秋雨，整个过程极其无奈。入冬又进行了冬小麦移栽，折腾得刘李庄人，怨天忧人。 

　　1976元旦前我离开了刘李生产队，其诞早在隔年8、9月间生肺炎回沪治癒后，先我离开刘李生产队。1976年是我和其诞农村一起生活的最后一年。

　　多年后，刘李生产队迁坟、栽小麦已不成话题。1976年周总理逝世，地震恐慌，9月毛主席逝世等大事接连。生产队干部再也顾不得刘李庄的新生事物了，因为再实行下去，恐怕要挖到他们家祖坟，心里也不愿意。现在，农村都实行分田包产到户，地里坟头多了，肯定吃亏。到哪天，交了公粮，肚不裹饥时，自然会来平坟头种庄稼的。倒省得另辟坟场，瞎费事了。

(本文作者：1970年插队三义公社，现在上海东亚集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