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运

赵鸿生

　　命运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也许对许多下乡知青来说，能有机会被招工，吃商品粮，拿毛(工资)，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却是在某种非自愿的情况下，离开生产队去当工人的。

　　1972年深秋，立仓公社主管下乡知青工作的老訾找我谈话，说公社推荐我参加蒙城县化肥厂招工，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早在这年春天，老訾满面春风地找到我，说安徽师范大学首次在下乡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该校生物系给立仓公社一个名额，公社决定推荐我去。我可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眼看生产队学大寨方兴未艾，知青伙伴们奋战犹酣，我作为插队组长怎能先离开大伙儿!?就爽快地回答：“我实在不想走。”这个名额当然是不愁再分配的，我没有再费口舌就留了下来。可这次情况显然不同。老訾说话时神色凝重，她看得
出我依然不想接受，就又加了一句：“公社党委已经决定了。”她说话的口气并不重，但我掂得出这句话的份量，感觉到一种“赶”的压力。我望着她有点呆滞的目光，看得出这并非完全出自她本意。自从我们插队组的先进事迹被《安徽日报》、《文汇报》专题报道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广阔的天地》摄制组又将我们摄入镜头(其中有我挎着粪箕拾粪的特写)，我于是成了人物，人称“立仓拾粪那孩子”。但在那个年头，我的右派家庭出身是个容易引人非议的话题。老訾是个善良厚道，热心体贴下乡知青的干部，用农民的质朴来看待我这样背景的知青。当我意识到由于自己表现突出而可能给她招来麻烦时，心里很
不是滋味。我不忍心使她为难，就抑制住自己，轻轻地回答：“我——服从。”

　　1973年春天，一个机遇的降临又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我正在蚌埠化肥厂培训。蒙城县知青办的省下放干部老项专程风尘仆仆地赶来找到我。他是合肥工业大学的英语教师，是个颇有造诣的业余诗歌作者。1972年春天，在蒙城县各公社巡回演出声震一时的下乡知青文艺批判小分队演出的所有文艺节目，几乎都是由他作词，由我谱曲的。我还担任一些节目的领诵和独唱。他告诉我安徽省文工团正招考声乐演员，他已托人为我联系好去参加声乐考试。老项的盛情象一阵春风温暖了我正感失落的心。

　　我对自己应试时的表现并不满意，但省文工团的主考人员主要看我从事声乐的“本钱”。他们对我的音色、音域颇加赞许，不久就派人到蒙城县外调，随后发来了调令。

　　我去县劳动局办工作调动手续时却被卡住了。原来几乎与此同时，阜阳地区文工团在事先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给县劳动局发来了调我去该团工作的调令，这可使县劳动局犯了难。经请示县有关领导，回答是：“哪里都不给!”我于是想方设法托人去沟通，都无功而返。后来有人告诉我，省里某局长与县某位领导很熟。我立即将此消息透露给省文工团。他们找人前往沟通，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位县领导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小赵，你自己决定吧。如想去省文工团，马上可以走；如愿留下来，可去县文化馆搞创作。”没想到自己凭友人提供的机遇和自己的实力赢得却无法兑现的工作调动，就这样发生了
戏剧性的变化，我仿佛生平第一次将命运操纵在自己手里。

　　感念县领导尊重人才，也想学大作家柳青(《创业史》作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开掘创作源泉，我选择去县文化馆。

　　我以在农村战天斗地的满腔热情去努力学习，当时居于霸主地位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可笑我文艺评论精读了上百篇，读书笔记记了几厚本，还是不得其门而入，甚至越看越拎不清。适逢名噪一时的上海《朝霞》编辑部派二位颇有名气的作者到蒙城体验生活，我拿出拙作《现场会前》请他们“赐教”。他们阅后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篇小说的政治倾向有问题。现在提倡支持新干部，你却写老干部实事求是，新干部弄虚作假。”我深为他们的政治敏感所折服。又不无困惑：搞创作要这样揣摩政治气候，艺术还成其为艺术吗?

　　几年后物换星移，天翻地复。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使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的老干部们抖擞精神复出工作。不少新干部则成了“三种人”我按以前的政治气候构思的作品又得经历一番脱胎换骨……

　　我终究没有写出什么名篇佳作。又何尝不是幸事!?也许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自我解嘲：命运是难以逾越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的。

(本文作者：1969年1月插队立仓公社，现在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