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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刚跨入初中校门,随之而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批“宁要社会主义的文盲,不做资本主义的秀才”的中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读完了史无前例的三年中学课程,随后又响应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号召,接受了史无前例的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是六九年九月下旬。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我们这批刚离开校门的所谓知识青年,在林彪那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指示的影响下,不管你愿不愿意,同不同意,都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就算你有孙悟空的本领,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在这”一片红”的大潮中,难以躲过这场噩运。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是我永生难忘,又有着特别意义的“伟大”日子。我们这批和文盲差不了多少的知识青年,在市里开完上山下乡誓死大会,在一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群呼声中,分别坐上了由各公社派来接知识青年的农船、车辆,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知青之路,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一行二十四个知识青年,坐着二只被插满了彩旗,耸着写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高指示的农船,高唱着革命歌曲来到了农村。早在大队办公室等候的大队干部、各生产小队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了我们。唱完语录歌,跳完忠字舞,大队党支部书记致了简单的欢迎词后,逐个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从支书的讲话中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跃进公社红卫大队,原名叫大树江大队,由三个自然村,六个生产小队组成,离市区有七、八里路程,步行一个小时就可到达。
在农村,有很多事情的处理都用着古老的传统方式,就连怎样分配我们,也是用古老的拈阄。我们的名字被分别写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又折成一颗颗大小差不多的小纸团,放在不知从谁头上摘下来的草帽中,由支书高高地将草帽举过头顶,让各生产队长依次在草帽中摸纸团,每次摸一颗,分四个轮次摸完。
那摸纸团的情景直到今天我还记忆忧新。拈阄开始,每个队长谁也不愿去摸,在支书的多次催促下,才慢吞吞地走到支书前面,缓缓地将手伸入草帽,又不停地摸摸这颗觉得太松,捏捏这粒又觉得太实,非到自己认为满意了才把这颗纸团放到座位前,直到摸完最后一轮最后一颗。各队的贫下中农代表又围在各自的队长身傍,紧张地看着队长把四颗纸团一张一张地摊平。每摊开一张都要仔细地看着写在纸上的名字,每看一张他们的脸上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表情,或高兴、欢乐、欣喜,或诅丧、懊恼、失望。为此我们感到非常奇怪和纳闷,在分配我们时,为何要搞的如此神秘,如此紧张,如此复杂,如此严肃!
原来各队在分配我们这批知识青年时,都算过一本经济帐。并遇到了一个男多女少的难题,各队又都喜女厌男。我们二十四个知青,有十五个男九个女,男和女有不同的经济帐可算。男女知青到一定时候都要结婚,男知青如果结婚后就会给生产队再次添丁加口,而女知青则不同,如嫁到外地可减少一个人,如嫁在本村虽不减,但也不增加,所以在分配我们时都希望能多抽几个女知青。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百三十九亩田,全队一百八十四口人,平均每人有耕地0.75亩。这次一下增加了我们四个知青(还是队长手气好,抽了二男二女),人均耕地降到0.73亩。用当地老农的话是‘他们每餐省下一口饭来养活了我们’,话虽如此,但他们还是默默地、亳无怨言地接纳了我们。
从这一天开始,我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了长达十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走过了这段“十年知青苦,人生一财富”的艰难而难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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