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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8月2日傍晚。在烈日下挥汗劳作了一天的我，饭后正手执蒲扇与几位知青在后门口乘凉。突然看见大队革委会一把手何主任带着几个民兵手拿绳索怒气冲冲地向我们快步走来。我心中一惊，暗忖可能谁又要遭殃了，不料何主任冲过来却戟指对我大骂起来：“你这个地主阶级的黑狗崽子，你还想翻天``````”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我真是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暗自思量：天天老老实实地卖力劳动，也没有招谁惹谁，怎么就祸事临头了呢？我刚讯问和辩解了两句，主任更是咆哮如雷喝令民兵快点动手。想起前几天有位姓朱的知青朋友被捆绑悬吊一夜的事，我赶忙夹起尾巴龟缩进破屋里倒在自己的床铺上，听凭他淫威大发也不再吭一声。主任发足了淫威，在一声“你没有资格和他们坐在一起，只许你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不许你乱说乱动！”的喝令声中带着民兵走了。一个已被反动血统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青年，一下子又被贬成了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我真是如同沸油浇顶，感到痛不欲生。
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我难以忍受，很想以死来解脱自己。可是那时候我们这种被打入另册的人，甚至连死的权力都已经丧失了。自己一死确实是非常容易，可父母怎么办？众多的兄弟姐妹更是要为此而背一辈子的黑锅，谁敢？！于是我想寻觅一个为党献身的机会。即使是死，也要为国为民为亲人做出最后的一点贡献。可惜也幸好没有出现这种机会。
后来我才终于弄明白，何主任是受了别人挑拨，误以为是我断了他的财路才来兴师问罪的。因当时小队里来的第二批上海知青在初来那年并不是自己开伙，而是每人每月交出九元钱的生活费然后安排在老乡家搭伙。这笔钱在当时的农村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所以老乡们都争着要名额。作为大队的一把手，他捷足先登地弄到了两个名额，而且是两个饭量较小的女知青。谁知她俩在看到主任家那“多来米发索拉西”一大帮拖着鼻涕的孩子后，死活也不肯去，坚持要重新换过一家。主任的如意算盘落空后窝着一肚子火，正愁找不到地方来发泄呢。这时同村有个来自南昌的大龄男知青因看见她俩平时与我接触比较多，一不小心把醋坛子给打了个底朝天，于是乘机到主任面前搬弄是非，说她俩是听了我的话才不去他家吃饭的，一气之下的主任这才要拿我来开刀出气。幸亏那天我缩得快，否则被捆绑悬吊一夜，那要命的就不说，单是蚊虫叮咬就够让我喝一壶的了。
事后我写了这几首歪诗以为纪念。不过这种发牢骚的诗在当时我还是不敢落笔的，否则万一泄露出去那可真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我只能在心里吟吟，平衡平衡心态罢了。所谓“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就是我当时情况的写照。
( 1 ) ( 2 ) 《 无题》
主任无端发狂飙， 随意就指人为妖， 小国之君主任何,
铲 平 恶 土 丘,
污泥浊水任意浇。 无辜小子如火烧。 领兵讨伐赤子我。 乱 石 一 扫 光。
颤颤幼树何罪有？ 武装民兵加绳索， 可怜男儿七尺躯,
填 实 污 水 潭,
任你摇晃任你敲。 擅用专政把气消。 吞声忍气任叱喝。 蛇 虫 皆 该 死。
光阴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当时几乎要了我命的事，我既感到有些悲哀，又感到有些好笑。悲哀的是在当时二十世纪的新中国竟然会上演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中世纪式的荒唐闹剧。而对自己当时的幼稚行为又感到有些好笑，你看那首恶狠狠的《无题》，其实是一首咒骂那挑拨者的藏尾诗，用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似乎也显得太小儿科了。其实那只是我在遭到无辜打击后所必然产生的怨气，没过多久我就原谅他们了。虽然他们是有缺点，可毕竟不是那种头顶上生疮脚底板流脓的人。在后来他们也遭劫遇难时，我都伸出过援手。谈不上什么以德报怨，那只是做一个普通人最起码的道德而已。想想看吧，就连日本这种曾经在中国土地上烧、杀、奸、抢、血债累累的国家，中国现在都能原谅它，甚至和它做朋友。作为个体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怨隙与仇恨不能放下的呢？
（作者原是上海的江西峡江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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