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法制社会，人犯都由看守所关押，专人看守，并且能得到公正的判决。然而，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动乱年代，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天大的事统统由群众专政一手包揽，于是许多冤假错案就层出不穷了。

　　那年春天，我来到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插队落户。立冬刚过，当地朝鲜族社员就开始“猫冬”了。妇女和孩子很少出门，男人们有的围坐在热炕上闲聊，抽烟。也有的上山打柴，狩猎。生产大队有一名中年牙医，医术在当地颇有点小名气，拜在他名下学艺的青年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英俊小伙子与他最贴心。趁着大雪还未封山，师徒俩提着猎枪上山打狍子。狍子很傻，要想引它出来，只要在山里学它鸣叫声，不一会儿狍子就聚拢过来。师徒俩上山以后各自钻进灌木丛中。徒弟平时学啥像啥，他弯着腰，学着狍子鸣叫声，在灌木丛中来回穿梭。不料，师傅眼睛一花，竟然将他当成一只狍子，举枪就射，徒弟头部中弹后当场死亡。

　　突如其来的不幸，使牙医悲痛万分，他默默守侯着。得知山上出事了，社员们纷纷赶来，牙医被社员们带下山。当天夜晚，大队民兵连长命令我们八名男知青两人一组轮流看守。为防不测，大家腰间还配备了一根木棒作为武器。心中不安，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暖呼呼的热炕，暖呼呼的屋内，暖的我俩忽忽悠悠的，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少儿时代的调皮，文革初期的无聊一幕幕都出现在梦中……朦胧的晨曦从门缝中钻了进来，我一骨碌坐起来，摸了摸腰间的木棒，空空的，睁大双眼在昏暗中寻找，才发现木棒不知何时已经扔在了一边，身上的冷汗吓了出来。我揉了揉眼睛，定了定神，看见牙医稳稳当当坐在炕上，眼睛盯着我们呢。从他的目光中，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凶恶和残忍，反而体味到一种和蔼，一种长者的慈祥。

　　几天以后，彼此都混熟了，人犯睡觉，我们也入梦，大家相安无事，有时还真分不清楚谁看守谁呢。一天，牙医用生硬的汉语问我们：多大年龄了？家中父母可健在？当得知我们都刚满17岁，他叹了叹气：想家吗？我们点了点头。忽然他打起精神对我们说：当地社员都喜欢喝冰凉的井水，这样会损坏牙齿，也不太卫生。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要养成和开水的习惯。最后他对我们说：“放心睡觉吧，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望着倦屈在炕角落出的人犯，总觉得他很可怜。出事以前，他的女儿与徒弟已经订了亲，双方家庭关系非常和睦，未来的女婿死于非命以后，亲家成了仇家，死者的亲属三番五次来胡搅蛮缠。一些过激的汉子还手持木棒扬言要报仇雪恨，看到我们这些看守员都严阵以待，也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了。闹闹哄哄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在我们八名知青特别看守下，总算安然无恙。

　　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不知是死者家属一而再，再而三地告状，还是公社革委会要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明明是一桩误伤事件，偏偏要与阶级斗争挂上钩。那天傍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带着一些手持钢枪的民兵，闯进屋内，将我们这些看守员赶到一旁，押着牙医消失在夜幕之中。原以为象这种误伤事件最多判几年牢，几天以后才知道，牙医受到了严刑拷打，逼他承认是阶级报复。遍体鳞伤的他昏昏然然地点了几下头。十多天以后，牙医被定为阶级敌人报复罪而受到了公审，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枪决是在一个山坡旁进行的，我们几个看守员早早等候在那里。从山坡上往下看，是黑压压一大片看热闹的群众，荷枪实弹的民兵正驱赶着他们。五花大绑的牙医被押了过来，我实在没有勇气目睹这恐怖的场面，紧闭双眼静静地等候枪声。枪声终于响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睁开双眼。不知怎么，在我眼前飘浮的并不是杂乱的行刑以后的场面，而是牙医那憨厚的面容；耳边听到的也不是旁观者的喧哗声，而是牙医那晚对我们说话时的谆谆细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