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翻动灰黑色浊浪，严冬的阴霾天气，云头很低。我倚住甲板栏杆，不远处是那个女知青。夜晚溅上甲板的海水被风吹干，脸开始发疼，太冷了。

　　1971年3月，“长锦”轮由上海航至大连的中途，我看见她。凭借统一的绿色棉袄，可断定她是知青，是首次回沪探亲后，返回东北。

　　虽然当年服装单调，也显示了身份的特征，可以借此分析对方是何地人，到何处去。自最高指示规定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之后，上海政府为大批去东北的年轻人免费发放准军事化御寒棉衣，赴黑龙江为四件套：棉大衣、棉帽、棉袄，棉裤。去吉林为三件：棉短大衣，棉帽，棉裤。沪地不善御寒衣物，外观虽是军绿颜色，质地厚重臃肿。到了北方，见到京津两地知青草黄色大衣棉袄的裁剪如此合身，接近军品，着实令人羡慕。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的青年本就在严寒之地生活，不发衣物。陌生青年相遇，尽可以衣帽取人，来自何地一眼就看得清楚。

　　海船由沪驶向北方。她最多18、19岁，“童花”发式，身材娇小，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饰的，绿棉袄里是藏青色中式小棉袄，鹅黄领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样式，毛线织成条状，两端揿钮，围住脖颈作为装饰，相当保暖。她盯住海面，并不知道我在注意她。看来她是独自旅行，几次我与五六同伴走下甲板，或挤入大舱食堂看电影《列宁在1918》，都注意到她是独自来的，她的脸从没有笑容，也不跟任何人说话，眼神明净沉稳。有一次，我独自与她在狭窄的舱内走廊相逢，她怔了怔，等着我侧身让她过去。她是那么娇小，我们的绿棉袄相互碰擦一下，留下一股小风。注意到她十分合身的黑卡其布长裤，裤脚露出内里一寸宽的鹅黄色运动裤边，高帮麂皮鞋，系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色篮球鞋带，如果是西方电影里的情景，这种际遇也许会使一名陌生青年产生对话欲望——我们相遇无语，快照一样匆匆回眸，细部，还有那阵小风。

　　有个时期，听闻朋友在编一部《文革中的市民生活》，不知此君除了收集各地民生和票证供应情况以外，是否注意当年各地区服饰特征的相关材料。七十年代初期，上海的男女青年仍然以紧绷的卡其布长裤为流行，由于体育还算一枝独秀，全国青年着装都有体育运动的色彩痕迹，上海流行的最时髦的上衣趣味是，可以多件翻领运动衫一并穿著，裤装就如她的款式，以细瘦卡其布裤管，绽露出里面两三公分的运动裤脚作为细节。也流行各色尼龙袜，白色乒乓鞋须抽去鞋带，鞋舌翻入鞋内，脚背显露袜子颜色，如此类推，各自以一角的袜色来万化千变。这类服饰样式被大量上海青年带到北方，立即遭受当地一致的抵制，被称作阿飞、“鸡腿裤”、“小白鞋”，是上海人不大方的证明。当时所谓洋气到家的哈尔滨方面，男女仍盛行可怕肥大的军裤，军用麂皮鞋，时髦的细部是在系了篮球鞋的白色鞋带——按当年消费理由分析，裤管肥大，冬天罩棉裤，夏季单穿，白鞋带暗示与富有的联系——当时拥有一双上海回力牌篮球鞋，是相当奢侈的挥霍，买一副鞋带则是便宜的。

　　南北之间的服装差异形成斗法，但对持时间不长，北方青年很快接受了“鸡腿”裤的尺寸，坚固保暖的麂皮鞋也深得上海女孩的青睐，使她们在冻土或泥泞上行走更为实惠暖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方青年学习上海人的做法，悄悄改小了裤管尺寸，并推迟了棉裤的穿着的时间。然而将两地时髦装束浑为一体，只是上海女孩最热心去做的事情。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船上这位女孩的打扮，可称是完美无缺的时尚典范，她的藏青色、黑色、若即若离的鹅黄色的搭配，甚至高于流行境界，达到品位和气质，遗世独立的神秘、美的统一。

　　以后，我和她可以站在甲板上，相隔二十米，在左舷或右舷，面对寒冷的海风和涛声。有时她掏出口琴试音阶，声音不连惯地上升，然后停止住。她倚住栏杆，鼻尖冻红，眼睛盯着海浪，几乎从不看我，但或许明白有这样一个不满二十岁，瘦高的，戴着棕色羊剪绒皮帽的青年在远处，是一个陪伴，固定了的景物。上船的那夜，我和同伴们在难闻的底舱玩“十三罗宋”，听到空气中传来口琴单调的声响，音阶一个一个往上爬，然后重复，我拿着满把的牌，试图拼凑一个“三轮车”牌式，我把牌扔在铺开的报纸上，跑了出去，在吵闹中我慢慢爬到二层舱才平静下来，这是干什么？我问自己，慢慢踱到甲板上，四处一片漆黑，海浪发出细碎声音，尾旗单调飘扬。她站在左舷处，我们相距二十米，舷窗在她身边留下明显的灯影。她没有回头，似乎是在观看漆黑的海洋，两人远远相向，不知道等了多久，直到听见同伴骂骂咧咧的声音逐渐临近，我才离开，再次返回到温暖的、难闻的底舱------

　　两天两夜的旅程即将结束。虽然我仍然经常站在甲板上，她也经常站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然而此刻凭栏远望的旅客逐渐增多。天气好了，渤海寒冷的洋面上，阳光耀眼，海水如深蓝和深绿的玻璃那样，大块大块碎裂和喧哗，寒风吹向船的右舷时，人们就聚到阳光处的左舷，我知道严峻的时刻就要到来，那就是——再也没有和她说话的机会。也许，谁都知道在这条船上，在这次航程中，有一对男女相隔二十米，没有相互走近，谁都在关注着这件事——在你的行为规范里，也许永远不会面对一位陌生异性轻松说话。

　　我们终于走下舷梯上岸。同伴朗声说笑，抱怨风浪的恶劣，饭菜的恶劣。他们有脱逃的快感。我们都将在大连换乘长途火车，继续北上千里，重新面对需要开垦的田地，就象古诗所言“青春结伴好还乡”，它是一个家乡，归宿，烙印。但因为出现了她，使这种思归夹杂渺茫。我数次回头想再看看她，“看”是许多无奈中唯一的解脱，可是没有发现，绿棉袄，藏青色的小棉袄，鹅黄领套，没有。

　　大家提了行李，顺大连港漫长的码头朝出口走。这段路极长，沿码头有一个个仓库，似乎没有尽头，不久大家都出汗了，我们站脱下帽子，此刻我发现她在前方极远处，提两个沉重旅行袋，背包，绿棉衣挽在臂弯里艰难行走。太阳明晃晃压在头顶，我们都累极，我们的行李里面塞满了各种食物和给老乡买的上海货，我想她的旅行袋里也不会是别的东西，当时整船的青年都这样担负改善伙食，外加活跃当地零星百货的南北流通任务，也要以这样的运输储备，应付一或两年的光阴，大家的手被行李勒得发疼。看她每走十几步，也站住了休息，只是她和我们这些吵吵嚷嚷的旅客相比，更为无助，没有一人帮她，谁都急匆匆往前走，再不回头。她停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离我们也越近，我很想帮他，我努力高声说话，意图引起她的注意，但显然她没有听见，没有转过脸来，或再练习一下她的口琴音阶，她几乎是拖两个巨大旅行袋，走几步，停顿，拖起来，放下。我加快脚步靠近她，幻想接近她，也许有帮助的勇气，但这种追赶方式，无法不顾忌身边同伴的位置，也知道他们一旦发现这种企图之后，其反应的激烈程度。

　　我带领这些散兵游勇忽快忽慢地往前走，走到和她相隔二十米的距离，发现她在发怔，然后转身，脚下是她的旅行袋和棉衣------她打开两个旅行袋的拉链，用力将它们翻倒过来——旅行袋里装满白花花的年糕片。满满的两大袋年糕片，被她倾倒在码头上。

　　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船在鸣号，码头的吊车在装卸货物，旅客匆匆顺着码头疾行，只有她站着，如水流中一块石头。

　　也许我注定只能在二十米开外看着。她做了这件异乎寻常的事，只是怔了怔，把她的棉衣和空旅行袋塞入另一个袋子里，拎着它背上背包，疾步消失在人流中。在我的眼中，她永远消失了。

　　经过两大堆年糕片，听见一个北方人的疑问，显然都不知道这坚硬的白色片状为何物。我知道这是上海一户人家规定的购买量和许多亲戚支持的总和。家人将年糕切成薄片，摊在竹匾里晾干，把心思转移在白色的年糕上，一直送她到公平路码头，送她上船，叮嘱她下船时一定请人帮忙，她太娇小了，家人相信，会有人在旅途上照顾她的-------

　　但是没有。

　　这是我现在回想时，仍觉得苦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