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是75年几月份，好象是夏秋之时，我参加了黑龙江省文学青年写作培训班。地点是牡丹江市北山宾馆，报到的当天，我和陆星儿分到了一个房间。到会的多是来自各农场各兵团的知识青年，上海知青居多。印象最深的是陆星儿。

　　她那时梳着两个小辫子，短短的，在肩头上荡来荡去，白净的皮肤，真象鲜桃儿一般,走路很轻盈，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是那种带着南腔的北方话，很有意思，不乏亲切。印象最深的是她当时穿着的那件紫红色的闪光呢上衣，方正的两个口袋贴在衣襟两侧的下摆，是当时上海最流行面料和式样，让我们当地的女孩子羡慕不已。

　　会议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每个人都要修改自己带来的作品，要把一号人物写好。为此，我们除了吃饭就是改稿，有人怨气冲天，改稿的速度非常慢。星儿却不怎么着急，整天乐呵呵地和那些上海知青们说说笑笑。当时，我听不懂上海话，由于那件紫红色的闪光呢，我时不时地多朝她看过去几眼；几天后，她的《零号运动员》脱稿了，是写一个穿着红背心的小伙子。至于怎样的细节，我就不得而知了。会议期间没有安排交流作品的时间，只让我们把稿子统统交上去，说以后汇集成册，发给每个会员。

　　和星儿分手的时候，已经和她很熟悉了，她喜欢的那首《请茶歌》，我也会得差不多，同屋半个月，她走进走出地唱，一本正经地唱："......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哟，请喝一杯茶啊......"她洗脸、梳头，对着镜子唱，理东西、叠被子，不管是怎样一种姿势，都唱得每个节拍都不含糊，从头到尾一直唱完。事隔三十年，今天想起她还是衣襟闪光，小辫子荡来荡去，歌声清澈耳边回绕......

　　我一直想再见陆星儿。

　　94年我调来上海工作，在此之前我读了星儿的几乎所有作品。也许，是文学青年的情结吧，也许是人到中年的同感吧，也许是没有成为作家的遗憾吧，我不只一次地把星儿的作品推荐给朋友，向朋友们描述我记忆中的白皙的皮肤、小小的辫子......

　　刚到上海，还听不懂上海话，办公室里来了一位家长，听说是劳动报社的，我便急切地向他询问起了陆星儿，他热情地满足了我所有的打探。我拿起电话拨通她的一瞬间，心里着实有些紧张，生怕她一时想不起我来，又怕她即便想起我也因多年没有联络而谈兴索然，更怕她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无端的打扰了她，没容我多想，电话的那端便响起了她那清脆而熟悉的声音。还没等我多说，她在那边就惊呼起来，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当她听说我是教师，更是滔滔不绝了。说起了孩子她兴奋不已，自豪中有着期盼，期盼中又流露着担心。我不知道电话的那边，星儿是什么发式，穿着怎样的时装，但我分明的感到"小辫子"已是一个母亲，一个和我们天天接触的家长没什么两样的母亲。我们电话里相约，哪一天见个面，带上我们的孩子。放下电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兴奋了好多天，觉得和上海一下子贴近了许多。

　　日子过地很快。一天，星儿托朋友给我带来了一本她的散文集《一瞥一捺的人》。我一口气读完，又一次电话相约，什么时候见个面。她说，她现在连电话都不敢接，生怕又有什么事情找她，真想把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藏起来。我说，你来我这里吧，谁也找不到你。放下电话，我居然真想为她的到来准备点什么——但我知道她不能来，因为她有孩子，躲到那里也藏不住对孩子的牵挂。

　　想来真是遗憾啊，来上海十年了，我们竟然一面未见。她有病我很早就知道了，而且知道的很详细，我犹豫再三终没有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因为，我们之间毕竟有三十年的间隔，无论怎样的鼓励和安慰都显得无力和苍白，无法协调和平衡岁月的两端。不去打扰她，不仅是想给她一份安静，更是想留有一份尊重。尊重青春，尊重美好，尊重那逝去的唱着“同志哥”走过的岁月，尊重在最后日子里“用力呼吸”的星儿。

　　现在星儿走了，也不知走了多远，是否走出了“痛”，走出了对孩子、对亲人、对朋友、对生活的牵挂。听说星儿最后的日子很瘦很瘦，我不知还该不该和她告个别。其实，我不吝啬鲜花和眼泪，我舍不得的是那个清晰的关于青春的记忆。

04.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