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求职找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在我直到现在的工作过程中，一次转变我人生的求职经历使我尝遍了人生甜酸苦辣、社会的世态炎凉。
我是个喜静不喜闹的人，尤其是在影响我人生的大事上（比如工作问题），我更是不敢恣意妄为。但当我们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才流动”的口号刚刚提出，人们的思想还处于过去那种因循守旧的习惯观念时，我却用我的举动在我所在的地区“闹”出了一件轰动性的大事：我曾经“为全局大中专毕业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一 我盼望着过上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
经过了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我终于在赴云南的知青大返城后回了家，虽谈不上有叶落归根的归宿感，但从我的内心说来，我实在想“安定团结为好”了：我托了母亲推迟退休的福，“顶替”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当时人们的思想里，还保留着浓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文革遗风，做一个工人是非常“吃香”的。打倒“四人帮”后，我痛恨文革、上山下乡把我宝贵的青春白白浪费了。至今我还记得有一位名叫李瑛的作者写的一篇抒情诗《把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当时我完全被这首诗的精神打动了。日后，我把这首诗的精神落实到了行动上，在纯粹是小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我开始了艰苦的中学文化知识自学。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学完了中学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等文科类学科。仅仅因为怯于自己实际上的小学文化水平，我错过不少当时上大学的机会。为了把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我拖延了父母的殷切期望，拒绝了不少好姑娘的追求，暂不谈恋爱，暂不成家（我的结婚成家是迫于被人以为我是“生理上有毛病”、在33岁后才被动地完成这项人生的历史使命的）。在那段自我塑造的日子里，我吃饭不香，睡觉不寐。在返城后的几年里，我参加了首届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四门课程，门门及格。其中一门财大组织的《会计学原理》竟然取得了95分的高分）、取得了上海电视大学大专毕业文凭（当时有一张大专文凭在社会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还曾因学习成绩出色而被市电大难得地评为上海市电大“三好学生”）；工作上，我已经是一个中型工业企业的主办会计。大专毕业后，我被主管局借调到了企业管理科工作；生活上，我结婚成家一年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这一切，似乎我该心满意足地享受一下人生的乐趣了。我也觉得，过了三十而立的阶段，经过回城几年的艰苦拼搏，身心疲累，也该歇息歇息了。
促使我离开我热爱的会计岗位并被迫采取“杀血路”举动的，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产生离开原厂的初始原因：我无法安家，且厂里竟然擅自搬走我的新婚家具。
虽然我是被动结婚成家，但毕竟也得有个“窝”吧。而且，当时国务院针对上山下乡回城后知青难以成家的社会问题，发出了关心大龄青年婚姻住房问题的文件。那段时期，党报党刊上不断地发表此类报道信息。我的感觉是：似乎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都行动起来，都在为大龄青年的婚姻住房问题操心了。
事实打破了我的幻想。我和我妻子是同一个系统同一个主管局的工人。我曾就我的结婚住房问题向厂领导提出过书面报告（当时结婚住房的分配完全在本单位领导），但如石沉大海，单位组织对我的住房问题不予理睬。对于这个做法，我还是予以理解。因为我当时已被借调到主管局工作，而我所在工厂的历来做法是：对外借出去的人的待遇是“杀枯”得很的，加工资少加半档，奖金打九折。连借调到主管局工作的副厂长的待遇尚且如此，我一个小小会计还敢有什么奢望呢。
幸好我妻子的厂里已经决定分配给我们一间破旧住房了。这“套”房子只有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吃喝拉撒睡全得在这十余个平方里解决，而且每逢雷雨暴雨，雨水马上会侵入房间，单壁结构的墙壁隔不断声音的传播，两隔壁的邻居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免得走漏了风声。这样简陋破旧的住房，即使在盛行“抢房”的那年月里，也没有人会看上它的。好在我和我妻子都是“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的角儿，能够马马虎虎把婚结掉，也算对得起各位关心我们的父老乡亲了。
于是，婚礼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该邀请参加结婚喜宴的亲朋好友都请到了。只等吉日一到，我的人生大事就算完成。
可能是好事总会多磨吧。就在我们的成亲日子日渐临近时，我妻子的厂里发生了一件震动性的大事：一个女职工因为分房不均而自杀身亡！主管局直至区上都要求对此事认真查处妥善解决。已公布的分房方案暂时冻结，等待自杀事件处理完后再行分配。虽然分给我妻子的破旧住房是没有人会争抢的，但我们入住这间破旧住房也得等待自杀事件解决以后了。
我的结婚日期被迫推迟改期？经众多亲友的讨论，决定不改期婚礼。一时没有婚房，就把我父母的老房间腾出来，暂时作为我们夫妇的新房。等我妻子的住房分配下来就搬走。
于是，我和我妻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我们的新房就借用了我父母的房间。在那不并讲究婚礼排场的时代，我总算完成了我的人生大事。
婚后，我不忍心让抚育我长大的父母暂住在小房间里。我们夫妇商量后，认为住房问题迟早会解决，我们还是搬到厂里的宿舍住。于是，我向我的厂长书记提出：暂时借用一间已有的空集体宿舍，等拿到住房后，马上搬到新房间去。想不到竟然遭到拒绝。那就退而求其次，我还是住在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我妻子暂回娘家，只是要求把我的新婚家具存放在厂里已有的空房子比如闲置不用的浴室里。亦遭拒绝。我没有了办法，就找到厂教育科长，征得他的同意，总算把家具寄放到了厂校宽大的教室后面。这样，我的新婚家具的存放问题终于在不需得到厂长书记的同意的状况下，得以安定。我还是上班下班地忙。
想不到，过了没几天，有朋友告诉我：你的新家具被放在电梯间的楼顶，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我急了，跑去一看，果然，我还没使用的新家具被人从厂校教室里搬了出来，被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开裂！起码你厂部应该通知我，至少在我不愿搬走家具的情况下，你才可采取“革命行动”吧。而如今，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把我全新的家具搬了出来放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更可气的是，在我请朋友帮忙把家具搬到朋友家寄放时，厂总支书记和厂长从我的身旁走过，那位总支书记还假惺惺地问我：“大光，这家具是你的？”我一时语塞，心口象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堵住。我还有什么办法？毕竟我存放家具是没有得到厂领导批准的，是“非法”的。这么大的一个厂里竟然没有我寄放家具的立椎之地！我与厂领导没有任何个人的情绪抵触或口角，他们竟然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把我的新家具搬到太阳底下暴晒！
此情此景，放谁身上都想不通。可我还是不能有所作为。我想我还得在厂里生存下去，我何苦为了这点小事斤斤计较呢。但此事毕竟在我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怨恨的印记。后来，我得知，在我结婚以后，有几对新婚夫妇都被安排到了我以前曾提出临时借住的集体宿舍，有的甚至由厂长书记亲自出面动员原先的居住者，腾出了集体宿舍给新婚夫妇居住。有一对新婚夫妇甚至嫌分给他们的集体宿舍不好不愿搬进去住。而我，当时连一个临时存放家具的地方都不留。同是一个厂的职工，我还占了一个大龄青年的名分，我却比人低三分。虽然，当时全社会倡导吸引挽留人才（当然我不敢枉称自己是人才，但在当时，具有大专文凭的主办会计一类人员，在社会上是被称作为人才的），我却连一点起码的存放家具的权益都不能得到。真是世态炎凉哪。
为什么我不能不敢伸张自己的权益？只因为我还得在这个厂里继续工作下去，还得继续靠这个厂谋求我生存的基本条件，还得在这个厂里看人眼色。如果我不需要这些，我还会这么低声下气吗？一个大男人，何苦被尿憋死呢。渐渐地我的头脑里生发出一种反叛的勇气：如果有机会跳出这个厂，我就不会继续受这份窝囊气了。
但是这股所谓的勇气在我的头脑中只停留了没多少时间，下意识告诉我：这是一种非常不妙的情绪，这与我的追求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的宗旨是不相符的，我必须把它驱除不能任意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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