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执教生涯

　　1969年3月，我到江西峡江插队落户。由于离沪前十天刚切除了扁桃腺，身体还没复元，下乡后没休息就立即下田参加强体力劳动，再加上伙食又差，不久就得了病。可我还硬撑着每天坚持出工，最终还是病倒了。连着患病三个月，时而高烧时而又吐又泻，先后在大队卫生所、公社卫生院和县医院医治，都未能痊愈，反而越来越消瘦虚弱。有同学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上海的家人，被我父母辗转知道了消息。他们焦急万分，火速派我哥哥赴赣，再三恳求大队干部准假，终于将我接回了上海。

　　在上海，先后转了四个医院，做了不知多少检查，直到八月份才终于在长征医院确诊，是直肠里长了个瘤子，便很快动了手术。

　　八月初，我开过刀才一个星期，伤口常隐隐作痛，每天都在发着低烧，在家养病，没想到居民小组长就上门来了。她以命令的口气对我父亲说，你们这种人，就是思想反动，女儿户口已下了乡，为什么逃避劳动回上海，还赖着不走？当时父亲虽然白天在厂里是干着工程师的活儿，但头上还戴着 “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回到家里还要到居委会报到，接受监督。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我分辨说：她刚开了刀，还在发烧，怎么走？

　　小组长自己的几个子女都走后门当了兵，却厉声斥责父亲：你们这种人，就是娇气！

　　父亲无言以对。

　　我不想和她争辩，让父母为我受气，便决定马上离开上海回江西。不是我不留恋这个温馨的家，也不是我不清楚自己身体虚弱需要休养，而是不愿给父母增添麻烦。

　　其实我哥哥已经去区乡办打听到，象我这样的情况，本来就可以不用下乡，而且也可以要求退回来，因为我们刚离开上海不久，我们的档案材料实际上还来不及送往插队的农村，还在上海。我哥哥说，有不少到黑龙江的知青都已经被退了回来，因为那里是反修前线，可能要打仗，身体不好的人不能适应。象我这样的疾病，也不适宜上山下乡。

　　可我当时一心只想要革命的前途，根本不打算再回城，一点也不考虑我哥哥的意见。

　　那时流行的口号：“离父母远了，离毛主席近了”，何况我的家庭又是那样的情况？所以我执意要回江西。

　　尽管我知道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过是在大学毕业实习期间，由于外语成绩优异，被抽调到来中国援助抗日的美国空军地勤部队当了几个月的翻译官而已。可他有一个当过资本家的父亲，再加上当美军翻译官这段历史，就足以使他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批斗对象，被监督劳动，也使我们这些子女在运动以后一直抬不起头来。

　　父亲曾经多次告诉我，他们怎样参加抗日救国，怎样因战乱而流亡，因而我也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他一直是那么仁爱慈祥，那么宽厚善良，那么风趣开朗，那么博学多才，怎么也不能和“反革命”联系起来。父亲从不训斥我们，也从未和母亲吵过架，他在运动中也从没有想不开。他说，我知道，自己没什么问题，我绝不会自杀，运动过后一定会搞清楚的。你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取光明的前途。出去锻炼锻炼，吃点苦，有好处。

　　我已准备好回赣的行装，可在这节骨眼上，父亲突发胃出血，病情严重，住进了医院。我只能每天去医院陪父亲。他很快开了大刀，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
快过年了。可也许是我心情不好，也许是那一阵上山下乡的人太多了，无数个家庭的儿女远行，给春节增添了思念亲人的伤感。我感到整个上海似乎没有多少节日的气氛。我们全家更是整天笼罩在为父亲担忧的忧郁沉闷的气氛中。

　　我多么想在父亲的病床前多照顾他几天啊。因为母亲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身体很虚弱，难以照料父亲，哥哥已在安徽插队，妹妹又被分配到郊区；可父亲坚决地说，我可以住到厂招待所去，你们都不要再陪了。

　　于是我很快就踏上了返赣的归途，回到了峡江，回到了流源。

2.回队劳动力不从心

　　回到村里，许多老表都认不出我来了。因为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本来就不长，生病后又从一百多斤减到了七十多斤，头发也掉了不少，圆脸变成了长脸，眼眶凹进去，完全变了模样。再说，走的时候病得很严重，老表们都以为我大概不行了，回不来了。第二年队里又来了一批六九届的知青，大家便以为我也是第二批的。而且这会儿我剪了辫子留了个短发，人又有点虚肿，别人不容易认出来。
有个小孩对我说，去年我们队有个上海阿拉，生病回去了，病得好厉害啊，抬到拖拉机上去的，一直没回来，大概再也回不来了。

　　她不知道，那个人其实就是我。我没对她说白，怕吓着她，也让她保留着对一个知青姐姐的眷念吧。

　　我没怎么休息就出工了。初春，农忙尚未开始，每天的活儿是往地里上肥。别人都早已拜好了师傅，跟着师傅干，有师傅指导、关心，可我没拜过师傅，也就得不到更多的关心照顾。我只好独自一个人挑着百来斤的牛粪，在泥泞蜿蜒的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

　　我觉得头昏眼花，腿脚发软，不住地打颤，一不留神就跌跤，一路上跌了好几跤，浑身沾满了泥。有人说，怎么路也走不稳？就这模样，还来出工？

　　我爬起来，一路走，一路跌，终于把牛粪挑到了地里。

　　接下来，农忙开始了。每天凌晨就要起来，参加拔秧插秧。

　　天气还很冷，春寒料峭，山坑田里的水冰凉冰凉的，气温也很低。我们身上穿着棉袄，可裤脚却要卷起来，直到膝盖上，因为要赤脚下水田。

　　插秧的活很累，因为一天十几个小时浸泡在水稻田里，弯着腰；还要比速度，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别人抛在后头。一块地里大家排成一条线，自然谁也不愿落后，这样就常常会干到直不起腰来。

　　还有蚂蝗也来欺负我们。江西有很多田叫做蚂蝗田。常常是在一块地里同时有数十条蚂蝗游过来，拼命地叮咬我们的腿脚，吸我们的血。由于插秧要比速度，根本顾不上拉掉蚂蝗，而且有时你越用力蚂蝗越往里钻，我干脆就让它吃饱了血自己掉下去。我本来就有贫血，凝血功能差，被蚂蝗一咬，血就更止不住。在我插过秧的地方，水田里经常一片鲜红，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脚盆的水里都是鲜红鲜红的。

　　我们每天都要干到天黑才收工。这时候知青们几乎人人脸、手都会肿起来。因为过度劳累又没什么营养，不象老表家家户户都做了米酒。早晚喝点米酒，既活血又有营养，就不会象我们知青这样天天腰酸背痛。

　　知青们才十八九岁，哪里知道照料自己的生活？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期，本应该增加营养，却只知道大量消耗体力，拼命超负荷付出体力；而收工回来又累得什么也不想干，只想早点休息，哪还会去弄什么好吃的？再说我们又确实没什么好吃的，自然是随便吃点酱菜白饭就睡觉了。

　　尽管生活这样艰苦劳累，可在我的日记里，却还充满了对农村广阔天地的新鲜感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在《插秧曲》中这样写道：

　　一、《黎明速写》——朝霞送走满天星，映出梯田平如镜，公社社员扯秧忙，挑秧下田笑吟吟。

　　二、《插秧》——插下一簇簇嫩绿的秧苗，献上一颗颗火热的红心，用我们的巧手双双，为祖国的大地织春锦。

　　三、《新苗》——红日照耀新苗壮，碧水滋润新苗绿，排排禾苗迎风摆，株株向阳长得齐。

　　语句未脱稚气，却是真情流露。这样的小诗我还写了不少。甚至在日记中，我都从未对艰苦的生活有任何抱怨，有烦恼，但从不消沉。

那时没有谁对我们说要注意健康，连父母都写信勉励我们要吃苦耐劳，好好经受锻炼和考验，而农村干部就更是根据“革命加拼命”的要求来号召知青们向老表看齐，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农民。

　　这样，要求上进的知青几乎没几个没落下疾病的。如今，每当有人问我“你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差”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简直不知如何回答好。我们是在年轻时透支了健康透支了生命啊！

　　那时候，我知道因为自己身体没有恢复，其实是很虚弱的，可我没有停下来休息，因为大家都在干活，你休息就意味着你吃不了苦，意味着你娇气，甚至意味着你逃避思想改造。我不愿被认为是娇气的人，所以拼着全身的力气，坚持着，咬牙硬撑着。尽管腹部还经常隐隐作痛，可我什么也没对人说。即使写信回家，也总是报平安，从不讲实情。

　　可母亲是中学保健老师，懂得医疗知识，并且有别的同学悄悄写信回去，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家里人，也多少传到母亲耳里，所以她对我很不放心，便写信给大队干部，反映了我开过刀身体较差的情况，并婉转地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对我有所关照。

　　其实大队干部对我去年病重回沪治疗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他们开会讨论了我的情况。正好那年村里要上学的小孩很多，原有的教师不够了，于是决定调我到小学校去当民办教师。

　　幸而当时我们的档案材料都在公社，否则如果他们知道这个教师是“反革命子女”，也不会轻易让我到学校去教书了，因为即使干部们愿意用我，对上面也要担风险的，——贫下中农的子女都是革命后代，怎么可以交给一个反革命子女（后来我们大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大队曾经推荐过一个出身不好的女知青为“工农兵大学生”，连续三年把材料报上去，到了公社就是批不准。后来大队干部们到公社去问，才恍然大悟，原来公社里有那个女知青的档案，说是她的父亲早年到日本留过学，文革中自然就成了“日本特务”。大队干部们大吃一惊：平时表现这么好的人，居然是日本特务的子女啊！可惜，可惜！），所以我还算是幸运的。

3.初执教鞭迎难而进

　　我去了大队部所在地的流源小学。这原是一所属于县教育局管的公办小学，在文革以后便由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参与管理，实行双重领导。小学附设初中班，俗称“戴帽子”的小学。共有师生一二百名，在当地算规模比较大的了。那时各村个队还有村办小学，全是民办的，一般是一个老师，十来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起上课，语文算术唱歌体育什么都是一个人教。而我所在的流源小学则比较正规，有好几个班级，各科老师分工也比较细，老师们除我以外全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拿工资的公办教师。学校另有一个大队派来进驻学校的“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的干部，和一个做饭的工友。他们俩和我一样拿工分。

　　学校设在一座祠堂里。这祠堂很有些年头了，很象电影《决裂》里的那个考场。学校有宿舍，路远的师生都住在学校里。学校对师生都是不收住宿费搭伙费的，学生也不用付学费。学校的办公经费是县里出的，很节约，除了上课用的粉笔和订阅的《江西日报》，《文汇报》等，几乎没什么别的开销。学校还经常搞勤工俭学，带学生上山劳动，砍柴，砍毛竹，还种菜养猪。卖了钱，就给学生买铅笔本子和伙食补贴。所以学生读书基本上不会给家庭增加负担。可每年秋天开学时还是需要挨家挨户动员，否则老表就不把子女送来读书。因为大部分老表认为读书没什么用，他们说，种田人还不是一辈子跟牛屁股？读书有啥用？你们上海知青还不是下放来作田了？还不如早早下地挣工分。

　　我开始是教一年级的语文算术，加上各个年级的唱歌课，包括初中班。别说那些初中生和我差不多大，就是一年级小学生，也不把我放在眼里。顽皮学生常在课堂里捣乱，“大闹天宫”。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调皮的男同学趁我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只小乌龟，把纸粘在我背上。我完全蒙在鼓里，看着全班学生笑得前仰后合，我却摸不着头脑。等我下课后回到办公室，才知道了学生的恶作剧，委屈得大哭起来。

　　幸好有一位中年女教师刘老师对我很好，经常到我班级里来，批评那些调皮学生，帮助维持秩序，我也逐步记住了同学的姓名，认识了他们每一个人，还经常进行家访，和同学谈心，下课后和他们一起玩，课堂纪律才渐渐好了起来。

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我这个民办老师当得很吃力。学生不光是上课不愿听讲，还经常有人逃课，不交作业。但我想自己既然是大队派来的民办教师，无论如何也要尽责，不能让学生在我手里什么没学到，白荒废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一句好象是毛泽东的题词，时刻铭记在我心中，那就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我为自己能成为光荣的教育事业的一员而自豪（尽管在以后的年代里其实没有被任何人承认），激情澎湃，豪情满怀。我不得已采取罚抄课文、罚站、罚留下来不做完作业不准回家吃中饭等等做法。学生和家长都有怨言，说上海老师太严厉了，说“连犯人都不能饿饭的，有杀罪还没饿罪呢”。

　　可我就是坚持这样做，而且自己也不吃午饭，陪着他们。

　　老教师们说，“你这样何苦呢？饿坏了身体也没人说好。现在有谁来抓教学质量，我们这些臭老九不被批斗就不错了，你还要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一套，要犯错误的。”

　　可我也许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读了十年书、受它的的影响太深了的缘故，我还是觉得这样做是对学生好，固执己见地坚持这样做，因为我的小学启蒙教师就是这样做的，我十分敬仰她，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意无意地模仿她。日久天长，倒使我的学生养成了一定要老老实实上课、做回家作业的习惯，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有一天，我带学生劳动，上山砍柴。路途遥远，山路崎岖，山高坡陡，我又不熟悉地形，也没手表，不知道时间，而且我砍柴还不如三年级的小学生快，一直到太阳下山了我们才刚刚走出树林。

　　等我们每人挑着一捆柴禾从山道上下来时，天已经黑了。一大群老表远远地打着松明火把来接我们，我不禁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们说，一个上海女娃子带了一群细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怕出什么事。

　　我从此更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这么多孩子的安全都在自己手里呢。幸好那年头虽听说山里有老虎和狼，倒也没让我们碰上。

4．苦中有乐凝聚真心

　　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每天晚上回知青班住。可学校的老师们不放心我，他们说，每天上好晚自修已经快九点了，再回去路上不安全。可我舍不得离开知青班这个集体，也怕以后知青们有机会上调而把我留在农村，所以不肯去学校住。我想我当老师是临时的，我还要回知青班的。

　　有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集体户，往女知青屋方向走着。听到身后有几个男知青似乎在喊我的名字，弄得我很尴尬。因为我已经听人说，村里有的上海男知青闲得无聊，晚上没事聚在一起就是议论哪个女知青长得好看，该向哪个女知青发起“进攻”。我头脑很清醒：我们还不到二十岁，又不能自立，怎能在男男女女的问题上纠缠？为了避免单独行夜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知青班，住到学校去了。

　　在我当民办教师一年以后，学校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又让大队另派来了一名上海女知青当老师，也让我有了伴，比较安心工作了。

　　课后，我经常给同学们讲故事，无论什么故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我经常帮他们排练文娱节目，教学生唱歌跳舞，自己拉手风琴给他们伴奏，孩子们非常投入。

　　我还把自己穿不下了的衣服送给孩子们穿，把上海带来的糖果分给他们吃。下雨天，我总是打着伞把路远的小同学送回家。大热天，我总是中午不睡觉，到小河边寻找游泳的孩子们，把他们撵回家。因为公社每年都要通报，每年夏天河里都会淹死几个戏水的孩子。

　　对那些背着弟弟妹妹来上学的孩子，我从来不责怪他们，而是帮他们抱着小孩，让他们腾出手来读书写字。有时小孩拉屎拉尿弄在我身上，我便洗洗干净继续上课。

　　晚上，我还要经常到学生寝室查铺，帮他们盖盖被子，看看他们睡得怎么样。

　　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不会拿笔，我就把着手一笔一划地教他们。有个学生，无论怎样也学不会十以内的加减法，而且晚上经常尿床，身上总是一股尿臊味，别的老师都说他是低能儿，教不好的，可我从来没放弃过对他的耐心教育，直到我离开那所学校。

　　我还写信叫母亲寄了很多诸如《红小兵画报》之类的书给同学们看。他们翻来翻去总看不厌。

　　我和学生逐渐熟悉起来，他们越来越喜欢我了。女知青们来看我，说，这么多学生围着你，你不觉得吵吗？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吵，因为我已经把自己融入他们之中了。

　　学校有一架风琴，使我有了用武之地。学校的公办老师们大都是从师范毕业的，却也不太会弹琴。虽说过去的师范学校都有学弹风琴的课程，但也许考核不太严，有的人一直到师范毕业了还没学会，而有的学会了却被分配到一个没琴的学校，也派不上用场。我小时候在上海自学过手风琴，现在稍加练习，就掌握了弹脚踏风琴的技巧，竟能很快派上用场，自然很高兴。于是担任了好几个班级的音乐课。

　　有时，我遇到一天有好几节音乐课，也不叫苦，像在玩。我还把在小学里在少年宫里学来的简谱知识教给同学们，让他们学习看谱。我发现这样一来，他们学新歌的时间大大缩短，原来要用一到两个课时学会一首歌曲后来只要半节课就可以学会。后半节课我就应学生的要求讲故事给他们听。同学们很喜欢上我的课。可也有老师说，上课经常讲故事不要影响正常教学计划吗？

　　幸好校长比较开明，他也教音乐课的，他知道我的学生们学歌很快，所以从不对我怎样上课批评指责。

5．如鱼得水情系山村

　　我在小学校可谓如鱼得水。虽然工分很低，但那时候脑子里没有挣钱的概念，从来不去想能拿多少工分，有没有工分；只是一门心思想把工作做好，教好孩子们。现在回想起来，一年最多也不过一百多元。

　　那年头，上级教育部门（文革后已不叫教育局而是叫教育组）也会来检查，搞公开教学，组织听课，交流备课笔记。每年暑假期间县里还办教师学习班。有一年在公社举办的暑期学习班上，公社教育组领导觉得大部分教师的普通话不太准，影响拼音教学质量；而我的拼音基础比较好，便让我给几百名教师上拼音课。

　　平时，我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向其他知青教师学习，看他们怎样备课，怎样板书，怎样上课，怎样批改作业。我母亲是中学教师，我也曾看过她的备课教案，在我从小的潜意识里，我长大了会当老师。我十分喜爱这个职业。对于只读了初一就没有了读书机会的我们来说，不能继续上学是心中永远的痛。现在能重返校园简直是天赐良机。老教师和大队干部们也觉得我挺合适干这工作的。

　　有的老师明明平时教得很好，但在公开教学时，临场却会慌。我上公开课时却从来不慌，即使再多的人听课我也面部改色，从容自若。这并非我水平高，而是从小练就的。小时候当少先队干部，因为胆小，老师特意让我经常上台发言锻炼胆量，久而久之，便不再劫场。这样当公社和县里来我们学校检查时，好几次都让我上公开课。

　　平时放学后，我一有空就练琴。弹几个小时也不感到累。我觉得这里条件比在队里干活轻松多了，应该付出全部精力学好业务，做好工作。

　　我还喜欢画画，从小就爱画，因此在乡村小学也有了用武之地。各个班级的教室布置、宣传画、学校的黑板报，都需要美术。我乐此不疲，不求报酬。每天放学以后，我就不停地写呀画呀，直到天黑得看不清。

　　我认认真真全心全意地干着，把它当作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好机会，锻炼成长的好地方。买不到参考书，我叫毕业于华中师大的母亲把她过去的书寄给我，还让她买来了许多自学丛书。后来，得知吉安师范有语文教师函授班，我便积极报名参加学习，认真地按照要求做作业，自学完全部课程。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名叫《乡村女教师》，女教师瓦尔瓦拉甘于清贫的生活，坚持在偏僻的乡村，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决心象她那样，做个热爱教育的好老师。

　　我的另一个榜样便是我的母亲。她本来在工厂当技术员，工作轻松收入高，却主动要求去当老师，还被削减了工资。这在我们这一代和以后的下一代好象是不可思议。但她却觉得教过中学。由于六十年代初小学生激增，也服从需要教过小学。甚至在五八年大跃进中还下放到农村，教过幼儿园。

　　在文革中，她挨了不少批斗，被造反派抓住头发往墙上撞。可母亲并不后悔离开工厂来到教育岗位。在大串联中，母亲把家中几条好点的被子全拿到学校去，为的是让那些南来北往的串联学生不挨冻。

　　六十年代初，我们上小学时，因为教室不够，都是上半天课，下午就到同学家开学习小组。我的家里常常要开两到三个学习小组。我哥哥和妹妹的学习小组全都开在我们家，因为我家地方大，还因为我母亲比较支持学校。有时人多，淘气的同学把我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母亲从来不训斥我们。那时候，常常有同学把母亲留给我们的点心偷偷吃了，有人报告给老师，母亲总是说没关系。她知道，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些同学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确实没吃饱。她甚至特意多买一些点心放着，让我们分给同学们吃。

　　母亲还告诉过我，我外婆出身书香门第，心慈面善，一向热心于接济贫寒，每逢灾年就在家门口放粮放饭送给过路的人。

　　母亲和外婆的善良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全心全意地教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们，也不再眼巴巴地惦记上调、指望被推荐到工矿企业去了。

　　我曾在日记中写了一首名为《小黑板》的小诗。表达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诗中这样写道：

　　教室前面挂着的黑板，是我的亲密伙伴；

　　它和我朝夕相处，我每天都战斗在它身边。

　　每当我回忆金色的童年，黑板的模样就出现在我眼前；
　　它用有形的文字，无声的语言，向着我把知识的宝库打开；

　　我每天望着黑板学习，它每天看着我长大成材；
　　毛主席的像挂在黑板上方，党的阳光照耀着每个少年。

　　上山下乡的锣鼓喧天，我把决心书贴在黑板上面；
　　我依依不舍告别了校园，以为从此离开了黑板。

　　广阔的天地课堂大无边，金色的田野就是黑板。
　　贫下中农手把手教咱挥锄，就象老师教我第一回把字写。

　　在这以后的第二个春天，老支书又把我带到黑板前；
　　他指着我久久流连的黑板，要我向孩子们把知识传。

　　我饱含热泪紧握拳，把支书的话牢记心间；
　　面对黑板立下誓言，坚决战斗在党的教育战线。

　　我拿起白色的粉笔，象战士第一次握枪杆。
　　我决心写好每一个字，我决心画好每一条线。

　　从此我更觉得黑板亲切，它将我和学生紧密相连。
　　同学们和我一样爱护黑板，从不在上面乱涂乱写。

　　一天天，一年年，我的学生换了又换，
　　可我仍旧陪伴着心爱的黑板，为党的教育事业把青春贡献；
　　黑板上的字，每天要重新写，继续革命的步伐，每天要重新迈！

　　几年以后，我从一个只会对着调皮学生哭的半大孩子王，成了一名受同学们和家长尊敬的年轻女教师。只要校长一让我换班级，班里同学就会去大哭大吵，要求校方不要把我调离。家长也会向学校反映不要换老师。

　　一次学校为了按照上级要求消灭流生现象，千方百计找回了几年来中途退学的流生，编成了一个复式班，让我去教。复式班就是同一个班里有好几个年级的学生，教起来难度较大。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准备到新班级去，却不料原来的那个班级的同学哭成了一片。他们不愿意让我走，但是都知道教复式班是学校的重要任务，这次求情也没用，校长不会再收回命令了，于是只好大哭了起来。我也止不住流泪了，没想到农村孩子这么纯朴，这么真情。老师们都对我说，别看他们平时顽皮得不得了，有时也不听你的话，你如果不教他们了，他们还真是舍不你哟！

　　一个多月以后，等复式班比较稳定了，学校领导让别的老师去教复式班，让我又回到了原来教的那个班级。

6．平凡岁月烈火真金

　　时间过得很快，我在流源小学一干就是五年。五年，在一个人的短暂人生岁月中不算短，也不算很长。但不知为什么，这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几十年过去了，那些艰苦的岁月还象电影镜头一样时时浮现在眼前。那历经磨炼的平凡而又不平静的岁月成为我的一份珍贵的财富。我从未在农村留下摄影，可那难忘的镜头一幕幕定格在我心中。

　　1973年的秋收以后，一天傍晚，我刚吃好晚饭，洗好头，突然听到大队（那时叫革委会）主任在村里的有线广播里大声说，三队着火了，大家快去救火。

　　这天因为是星期六，学校没人，只有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校舍。我赶紧奔往起火的地方。

　　火光冲天，辟啪作响。我和救火的人们忙着往里浇水，递水桶。有人喊，上海阿拉小姑娘，快下去，这儿危险！这是男人干的！

　　我当然知道有危险，可危险就能不救火了吗？我穿着塑料凉鞋，站在被火烧过的砖瓦上，一会儿就发烫发软了，脸被烤得发烫，眉毛有点发脆。

　　不知为何，围观的人很多，进入火场中心的却很少。我想，照这样的速度，到明天也扑不灭火。火光越窜越高，把邻村的人也引来了。我看到，站在火场中心的全是一些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基干民兵，也有普通社员，大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

　　说实话，平时有些队干部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我认为他们喜欢吃吃喝喝，有的还向知青索要财物，有的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老表们和小学校的老师们背地里也曾有微词。可在这危急的时刻，他们倒是都没有退缩逃避，而是站在了救火第一线。这些平时在我眼离没知识没水平的干部顷刻变得高大起来。倒是我的几个知青同学们，有的光顾把自己的东西往安全的地方搬，有的站在远处看热闹，有的象征性地挑了几桶水便站到一边去说笑去了。我奇怪他们的冷漠、事不关己的麻木态度。救火应该是我们每个年轻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啊。难道没烧到自己住的屋子就可以冷眼旁观吗？

　　当我挑着水桶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低下头，不想和他们打招呼，我觉得他们有点陌生了。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许我对人太过苛求，可当时我确实觉得不可思议。

　　从这以后，我看人不再简单化，凭第一眼的表面印象了。我明白了世界上绝对的好人坏人总是少数，大部分人总是兼有善良和不足的。

　　几个小时过去，火还没有扑灭，只听有人说，这堵墙要倒，大家便快速地离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哗拉拉，一堵很高的山墙顷刻间倒了下来。有人便查看是不是少了人。

　　我觉得救火的人好象没少。可不一会儿，便听到有人着急的哭声。因为大队主任的家人找不到他了。

　　他的家人因为惦记着他没吃晚饭，想叫他回去吃晚饭，可怎么也找不到。

　　刚才我们还都看见过他在指挥救火，站在最头里，怎么会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有人说，他怕是被埋在墙下了。

　　可有人马上反驳，是老主任先说这堵墙要倒，叫我们快撤的，怎么会没出来呢？

　　有人说，他先前已经出来了，后来要看看还有没有人，就又进去了，说不定就来不及退出来了。

　　有人想冲进去救老主任，却进不去，一片火海，红通通的，人一进去肯定会即刻熔化。

　　我想走近一点，立刻被拦住。据说倒塌的墙旁边还有几堵墙可能也要倒。

　　直到后半夜，火势才被基本控制住，在一个小范围里烧。直到第二天下午，火场中心的一小堆土砖还在燃烧，余火还未燃尽。一片民居成了灰烬，一大堆烧焦了的断砖头象小山一样倒在地上。幸好火灾虽然造成了损失，但没有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倒掉的也大都是些破旧的土墙，矮房子。而那些有着防火墙的高大的青砖房，都没烧掉。老表们说，怪不得老辈人造房要有防火墙，原本不是为了好看。

　　第二天大队的广播站广播了前一天救火的事，还表扬了参加救火的人。学校的老师同学们还有一些熟悉的老表都知道了我参加救火的事，又有人说我胆大。可我还是觉得参加救火的人太少了，没有能及时扑灭大火，我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房子还是被烧掉了好几幢。

　　县里来了辆警车，抓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孤老婆子。听说，她是个“老地主婆”，所以有“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报复”之嫌。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一个人住在楼上，只是因年迈行动迟缓，又没有人照料，点煤油灯划火柴不小心让火柴从楼板的缝隙里掉下去，引燃了稻草。而她当时又不知道，后来火着起来以后老太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逃到邻居家；而那天刚好风大，火势便越来越凶猛，一下子就烧着了一大片连在一起的屋子。

　　她被抓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老主任死了，村里人很伤心，对引起火灾的人就很义愤填膺。

　　人们从一大堆发黑的砖头下，用力扒出被压得变型的老主任。他确实是被倒下的砖头压死的。他的口袋里还放着一迭当天从公社开会带回来的五保户救济金，居然好好的，没烧焦。有人说他算得上英雄模范，有人说他太傻，为什么不早点跑出来。有人说他是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跑得太慢了。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已经听不到了。不管怎样，他是为救火而死的，作为一个大队主任，他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以身殉职，使我对他肃然起敬。尽管在这以前我认为他并不怎样，至少是作为一个干部文化不高。比如他在我们下乡的第一天，在欢迎我们时，说的话就让我们知青大笑不已。他说，“欢迎你们上海知青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我们中国，来到我们流沅大队。”他有时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对他们认为“有点问题”的知青批起来不留情面；有时“阶级斗争”观念又不强，会为本家族的地富亲戚扛棺材做丧事。我那年生病要请假回沪，就是他怎么也不肯批准。他说，你们这么娇气，有点小病就要回上海，那我们农村的人生了病怎么办？后来还是我哥哥再三恳求，队里其他男知青们又帮着求情，他才批了一个月的假给我。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而此刻，我觉得老主任其实是个好人。

　　老主任后来也并未被追认为烈士，只是作为因公死亡，象征性地补助了一点钱。他老婆老实巴交，什么要求也没提，而且那年头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本来也没多少待遇能享受的。从此他本来就贫困的家就变得更穷。他成家晚，老婆也年近半百了，又体弱多病，子女都还没成年，只好全部失学。他的大女儿是我的学生，品学兼优，担任班干部，那年是四年级。我承诺解决她的学费和买作业本的钱，希望她母亲让她继续读书，她自己也很想读下去。可最终我还是没能留住她，因为母亲要她去干活，挣工分养活自己，养活弟妹。我少了一个非常喜爱的好学生，心里不是滋味，想到她的失学原因是由于她没了父亲，心里更加难受。

7 、师生同演歌唱心声

　　老主任的女儿离开学校后，我回忆起了半年前我和她父亲的一次接触。

　　那次县里来了领导，下农村检查生产，也顺便检查知青工作。县长县委书记特地召集知青开会，征求知青们对基层干部们的意见，也是为落实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一封信》中的批示，“聊补无米之炊”，关心知青生活的具体行动。

　　我不顾同队知青们的好意劝阻，大着胆子，向县领导反映了生产队多计算我的口粮款的问题。我说和我一起的民办女教师一年吃掉口粮大约四百斤，可我们生产队扣掉我八百斤口粮款。我一年挣的工分还不够交口粮款。没想到县委书记一听就火了，当场叫干部们站出来检讨，说这是乱弹琴。他在批评生产队干部的时候，顺便把几个大队干部也狠狠地批了一通。县委书记说，上海知青大老远来，在这里吃苦，教你们的孩子，你们怎能这样对他们？吓得那几个生产队干部和大队干部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连一个申辩的都没有。当时我倒是希望他们有谁出来申辩或解释一下说，这是无意弄错了，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窝囊。这倒使我看不起他们。

　　我瞧着他们低下头认错的模样，感到解气舒心，可同时又心存不安：大部分大队干部们并不知情，我没向他们汇报反映过。关于我的口粮问题，那只是生产队个别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许多知青都为我捏着一把汗。他们认为我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在这以前他们碰到的事情比我严重的多，可没人敢提出。有几个和我要好的女知青担心，一旦县里干部一走，我就会没好果子吃，大队、生产队干部都会给我小鞋穿。

　　散会后我不安地找到老主任，打算跟他解释一下，我只是想要妥善处理我的口粮问题，并不想告干部们的状。没想到他安慰我说，不要紧，没关系，你反映情况也是应该的，要大胆说，以后有什么情况也可以向我反映。我不安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仔细回想起来，老主任还是个厚道人，不是一点也没有水平的。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他女儿不上学了，我想帮她补习她却没时间。于是我想到了写首诗纪念他。

　　正巧县里要举行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我就编写了一台诗歌朗诵剧，让我的学生们表演。整台节目有唱有跳有朗诵诗，穿插进行，有集体表演有个人领舞，一共二十分钟左右，再现救火的场面，歌颂老主任的事迹。我自己作词作曲，然后表演给老师同学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改好后再辅导同学们排练。

　　山里孩子从没排练过文艺节目，很新奇，也很投入，还因为我写的是他们熟悉的人和事，是他们认为英雄人物的老主任。校长和老师们很支持，放心大胆让我干，还让小演员们停了一个星期的课以便赶排节目。我手把手一个一个地教，没日没夜地排，终于排成了。

　　我们先在学校演，然后到公社参加选拔，没想到在公社受到好评，又被推选作唯一的代表队代表公社参加县里汇演。不但学校师生们高兴，家长们也很高兴。山里娃可以上县城演出了！他们太高兴了。

　　孩子们按照我的要求全穿白衬衣，外面穿“军装”，束皮带。这套打扮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为的是既不加重学生的负担，又要整齐好看。还要符合演出要求。

　　别看这衣服普普通通，可在当时几乎没人买得起新的，大部分是家里原有的，哥哥姐姐穿下来的旧衣服，有不少同学还是借来的。皮带一扎，军帽一戴，还满神气的，有点象“红小兵”的模样。别的村有知青跟我开玩笑，说你的学生蛮漂亮的，不像乡下人，像城里人。我还给他们一个个化了妆，更加显得精神。

　　全县文艺汇演是一次盛大的活动。因为文革以后多年没有这样搞过，所以各公社都组织了力量集中排练，阵容强大。特别优秀的当数县城中小学代表队和北京中央地质部五七干校职工子弟学校代表队这两支队伍。他们那些孩子见多识广，头脑灵活，能歌善舞，是山里孩子没法比的。

　　看到这阵势，孩子们有点怯场。可我给学生们打气，说只要认真演就行，不在乎名次。孩子们憋足劲认真地演，我给他们拉手风琴伴奏，演出终于获得了成功。居然受到评委们的一致称赞，出乎意料得了第二名。

　　听说评委们就是看这些山里孩子土得可爱，不矫揉造作，才给评的高分。而且最主要的，我们的节目因为是自己创作的，歌颂的又是真人真事，“工农兵”形象。那年头还是重“政治标准”的，所以评委们均认为应该给高分。他们说，县中小学演的都是从别处学来的现成的节目，没什么新意，都看腻了，还不如“小土包子”演得好。孩子们得到认可，非常高兴，捧着装大奖状的镜框笑开了花。

　　可公社带队领导说要把奖状放在公社办公室，同学们便有些不高兴，让我跟领导交涉，认为应该让我们带回学校。当然没成功，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断地给孩子们做思想工作，说荣誉归集体，我们是代表公社出去的。可他们就是想不通，女孩们不啃声，却撅着小嘴，男孩们就拉长了脸。

　　汇演结束，领导们聚餐庆贺，请了我，没请孩子们。我觉得孩子们辛辛苦苦，只想带回一张奖状也不算什么过分，或者就款待他们一下也是应该的；领导们有的是聚餐的机会，干吗不让孩子们高兴高兴呢？我便借故不会喝酒而推脱不去。于是上头领导对我产生了想法，认为我居功自傲，不听话不服从领导，言语中便流露出不高兴。场面有点尴尬。这让校领导在上头领导跟前没了面子。

　　回学校以后，便再也不表扬我们了。这以后，评先进推荐上大学也不考虑我。我根本不以为然，因为我认为自己没错，便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我也没有一蹶不振。我依然如故，还是照常工作。至少，我编的节目得到了承认，我纪念老主任的心愿是完成了。

　　我非圣贤，上大学，上调，对我都是有吸引力诱惑力的，我从小就爱读书，多么希望有一天踏进高等学府的门槛！不少高喊“扎根农村”的人一个个离去，对我也是一种刺激。我虽然热爱教师工作，真的一辈子当教师也没什么不愿意的，会安心工作，可我绝不愿高喊扎根的口号。

　　即使没有机会上调，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个性，去改善与领导的关系。

　　我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一直过了几十年也没改，这使我没少吃苦头，没少遇到挫折。

8、美好青春风雨人生

　　从1970年到1974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三岁，这五年是我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知青们相比，我干的重体力活相对少些，吃的苦也相对少些。当然小学校也要勤工俭学，每个星期都要上山砍柴卖。学校还有水稻田，有菜地，养了猪，牛，鸡鸭鹅等，教师们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参加农业劳动的量也不小。除此以外，还要带学生参加水库工地和开垦荒山的劳动。最累最艰苦的要数建造新校舍和填平操场的劳动，它使我病倒后从此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影响了甚至几乎是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没有轰轰烈烈的辉煌，没有值得赞美的业绩，没有鲜花和掌声，更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甚至没有对任何一位男青年多注意看一眼，没有过丝毫的异性交往接触经历。我全部的青春激情，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赋予了那些孩子们。我默默地静悄悄地渡过了许许多多平常的岁月：在油灯下看书，备课，批改作业，去学生宿舍查铺，送路远的孩子回家， ……当许多同龄人在悄悄地业余自学各种数理化文化知识准备考大学时，我却没有积极地这样做，而只是看一些与小学教学比较有直接联系的参考书。（也许这是没有眼光没有头脑的做法？）一方面，我认为自己出身不好，不可能被推荐上；一方面，我天真地想，自学数理化要花大量的时间，会影响眼前的教学工作，是不安心农村的表现，会对不起自己教的孩子们。这导致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高考中不能胜出（当然身体原因也是主要的）。

　　虽然在以后漫长的年代里，我的那些“教师生涯”不被任何地方承认，算不得什么真正的教师，因而也不可能有人给我评职称，转编制，长工资，那些难忘的岁月只是成为我个人履历档案中短短的一行文字，除此以外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多病的身体。而我，却对那些时光难以割舍，久久珍藏在记忆中。那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有什么闪光的岁月。我只是觉得我付出了，奉献了，经历过了，在那片红土地上，留下了我们的汗水和足迹，欢乐和悲哀。

　　尽管我也曾受到表彰，得过奖，可我骨子里还是非常自卑的。因为我无论如何努力，连想要加入共青团都很困难。但我不象有的知青那样悲观失望，绝望得要自杀；也没有逃离农村的想法，更没有想过要以自己的性别为代价，去嫁一个城里“吃工资”的男人做“靠山”，换取安逸一点的生活。我可以说是很安心地做着民办教师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别的念头。

　　在1996年，我离开江西的二十二年以后，我的一批老知青朋友们参加了上海电视台和解放日报社组织的《寻梦当年》的活动，重返峡江。我因病未能前行。而据去过的朋友回来对我说，当他们回到流源村时，特地到小学校去捐了款。而前来欢迎的老表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竟纷纷围上来对着老知青们说，晓歌老师回来了，晓歌老师回来了！

　　在2002年初上海图书馆举办的《红土地——第二故乡摄影图片展》开幕仪式时，有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据旁边的人介绍他是峡江来的“父母官”。正在我诧异的时候，他自我介绍说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对旁边的人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我真没想到他还记得我！我为我的学生成才，并能在一方土地上有所作为而感到兴奋不已。

　　二十二年，多么漫长的岁月！它可以让人忘却很多事情。我几乎忘却了那个我为之奋斗的遥远的年代。我并没有做多少值得夸耀的事，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知青能够做、应该做的，难得他们还记着我！这些淳朴的江西老表！

　　这些就足以使我感到欣慰：我没有白白渡过那些艰苦的岁月，正如保尔.柯察金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为虚度年华而烦恼，不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我不喜欢唱那种所谓的“无悔无怨”的高调，我们不能正常地接受完高等教育，对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是多大的损失啊！那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可经过那个年代的我们，难道能只留下怨恨吗？哪怕生活抛弃了我们，也不应抱怨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们应该感谢生活给了我们多彩的颜色和多味的感觉。

　　正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是广阔的社会，我和千千万万知青的“大学”也是在祖国农村贫瘠的土地上。虽然我们学到的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远不能和当代的大学生相比，但知青一代吃苦耐劳，性格坚毅刚强，坚韧不拔，他们中出了许多国家的栋梁之材，成为各个企业单位的中坚力量，这是有目共睹的。

　　有些事业有成的人开始远离知青这个群体，也许是觉得大部分老知青日子都过得比较艰难，和这些人交往没什么价值，也许是嫌这群人老是爱聚在一起有点烦，弄不好说不定还会给自己添麻烦。有些成功人士甚至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是知青出身。但更多的老知青却抹不去自己心头浓浓的知青情洁，“同是当年老知青，相逢何必曾相识？”只要遇到当年一起同甘共苦的知青朋友，就有一种比亲人还要亲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如今在海外，在美洲大陆，在地球南半部的澳洲，都成立了知青联谊会。

　　让我们无愧于知青这个称号吧。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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