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沉重的一页

　　在生产队的知青们看来，我这当民办教师的活，是很令人羡慕的，至少比在大田里干活强多了。遇到刮风下雨天，总是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多一些；不象在大田干活的知青，一年四季日晒雨淋，辛苦劳累不算，工分也没高多少。

　　大田的农活又重，知青们工分又低，一年干到头，大部分知青还是缺吃少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逐渐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下适应生活，改善生活。除了农活中十八般武艺样样不落，还学会了砍柴做饭、种菜养猪，学会了养鸡养鸭，做鞋做衣。一年又一年，上调无望，大家也就习惯了，麻木了，死心了。

　　当然也有少数知青和当地干部子女，觉得学校是个好地方，便千方百计用请客送礼、拉关系、托人情的办法，促使大队干部把自己调到学校来当老师。于是一时间，学校就一下多了好几个民办教师。这一方面是上头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几个干部之间摆不平，每个干部都想把自己认为好的、应该调进学校的人调进来，互不相让，于是就一下调了好几个，办公室里连桌子都放不下了。幸好有人只是把学校当跳板，呆了不多久就调出去了，否则矛盾还要尖锐。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我和任何干部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没什么靠山，也不怕人指责。因为那年大队干部们怕我再犯病，在知青办面前不好交待，于是经过集体讨论才把我调进来的。所以我与其他教师之间每什么矛盾冲突。我虽然得过大病，但已经基本痊愈了；尽管我不会唱扎根农村的高调，但真要让我一直这样当教师当下去，也没什么想不通的。

　　当然，当教师也有其中的甘苦。

　　那时虽然上头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老师们很萎靡不振，觉得很窝囊，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经济上收入也很低。但农村受老思想的影响，还是认为识字的人比不识字的人高一等，对学校老师还是比较尊重的。农民既然把子女送到学校，总希望学校抓紧点。因此学校也就按文革前的老传统，把作息时间排得很紧。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开始早自习，白天上课。清晨和黄昏放学后，师生们常一起到学校菜地、稻田或鱼塘劳动，晚上教师还要集体办公，备课、批改作业，或开会学习，搞到很晚睡觉。学生也要夜自修到八九点钟。学校还有十几亩水稻田和一些菜地，又养了猪、鸡、鸭等牲畜，加上还要勤工俭学，师生一起上山摘茶籽、砍树、采草药等等，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老表没多少差别。

　　学校有不少学生住校，半夜里我们当教师的还要起来查铺。而且几乎每个星期天，教师不是下地干活就是要与其他学校的老师一起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所以我总觉得睡眠不足。有时早上睡到六点起来，眼睛也睁不开，还要被校长批评“睡懒觉”。

　　属于自己的时间几乎是很少的。稍微空一点，我总是用来给学校出黑板报，画墙报，学弹琴，为的是把工作干得好一点。当不少知青抓紧业余补习文化知识时，我们身在学校当民办教师的知青，却几乎没有时间看自己想看的书。

　　记得有个上海知青带队干部（那时叫排长），有一次经过小学校，顺便来看我。他对我说，你这里学习环境很好，可以自己看看书，学点东西，将来总用得着的。他的言下之意是我们知青不会永远在这里干一辈子，应该抓紧眼下的机会多学点文化知识。这应该说是好意，是有远见的好主意，而我却缺乏这样的远大目光。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懵懂，还有点想不通：他是知青中的典型，我们的学习榜样，曾经高喊过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口号，为什么不叫我扎根学校多学教学业务知识那呢？我回答他，我们这么忙，哪有时间看自己的书？再说学得很深有什么用？我老是教低年级，这点知识绰绰有余了。他笑着摇摇头，说多学点总是有用的。

　　我对先进人物一直是佩服的，所以我还是记住了他这句话，试着抽时间看些书，还报名参加了吉安师范语文函授学习。因为我一直教的是语文，就没有自学数学。（所以我在以后恢复高考时虽然文科成绩很好，但数学分数很差，加上身体原因，终于落榜。）

　　然而我的业余学习并没有能坚持多久。大队给学校盖了新房子，在远离大队部的地方。我们要忙着搬迁，还要自己开挖山崖，修整场地，填平操场，要整理物品，要粉刷教室，要迎接检查，事情多得不得了，又忙又累。那一阵，我只感觉心跳很快，每天都感觉好象心要跳出喉咙口。但我竟然一次也没想过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学校这么忙，新校舍离诊所又有很长一段路，要特地去看病好象也没时间。

　　我就这样拖着，人渐渐消瘦下去，我总以为这是累出来的，只要好好休息几天便会恢复，根本没想到疾病已向我袭来。

　　正在这时候，又刮起了一股股吹得教师们心寒的冷风。除了有张铁生一类白卷英雄喧嚣尘上，反对文化考试；还经常有批判修正主教育路线回潮的文章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上海，又推出了什么 “小夏在黄陵”之类鼓吹反潮流的造教师反的学生英雄。我们参加公社和县里组织的教师学习，也全是反对讲修正主教育路线回潮，弄得我们那个小小的山村小学，每个教师都人心惶惶，每天上课都问同学对我们教师有什么意见，生怕有学生对我们有什么看法，去向大队反映。因为这学校虽说是公办的，可那时候，学校都接受双重领导（教育局在文革中早撤消了），除归县革委会教育组管外，统一归大队贫下中管理委员会管理。有的教师甚至想回家种田去了。

　　由于教师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大胆管理、教育，有些学生们便变得自以为是起来，有点象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敢作敢为，理直气壮，不但文化课达不到要求，纪律也越来越差，犯了错误也无所谓，老师家长的话都可以不听了。幸而我班上课堂纪律还是正常的，我多次征求学生对我的意见，他们都没有要批判我、要“反潮流”的意思，而是说“老师教得很好，我们这里的老师都很好。”

　　记得那一年据公社通报，学生出安全事故的特别多。有下河游泳淹死的，有上山砍柴摔死的，有打架出人命的，还有两起集体死亡事故，一是木桥断裂，几个孩子一起掉下河去的；一是学校楼板塌落，学生集体掉下去压死的。我整天提心吊胆，怕学生出事，每天中午不敢休息，到校外的小河边去寻学生。看见有在河里游泳的，就拼命把他们叫回来。因为天热了，孩子们喜欢到河里游泳，家长们出工去了，管不着，要是我也不去管，就有可能出意外。

　　可越是怕，越是要出事。而且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也最难忘却的事。

　　那是五月底的一天。连着好几天下大雨，终于放晴了。上午我带我们班学生在新校舍的操场上劳动，干的活是把学校后面的山崖陡坡削平，好让操场变得更大一点。我是三年级班主任，孩子们都是十岁左右。农村孩子从小干活，十岁早已经能拿锄头了，有的力气比我还大，带他们劳动我不用太费心。倒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心脏难受，干不多久就气喘吁吁。好在天还不太热，我们一上午都几乎没停下来休息。孩子们很勤快，一个个干得很认真，争先恐后。乡下孩子就是这样，读书学习觉得吃力，干活反而觉得有劲。

　　我们山崖边上挖着挖着，突然挖不动了。原来挖到了一个很大的树根。几个男孩就欢叫起来，喊大家来帮忙一起挖。于是孩子们围拢来，从四面八方一起用力。五六个男孩站在崖上，准备把土堆往下捅，正在这时，一个声音说，慢点，我的拖鞋在崖下面！

　　原来是个名叫六根的孩子，他干活前怕把拖鞋弄坏了，就脱下来放在崖石脚下，这时候他怕我们把土推倒后埋住他的鞋，于是想跑过去拿鞋。可说时迟那时快，不知是由于土质已经被雨水弄得疏松了塌方了，还是上面干活的人来不及停手，总之，刹那间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从山崖上面一下子滚落一大堆泥土，稀里哗拉掉了下来，足足有两三簸箕多。土块砸在了六根的头上，他没出一声就一下趴倒在地上。

　　我就站在他旁边，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他拉起来。我连忙扒开他身上的土，想搀他起来，可我突然呆住了。他的后脑勺象脸盆一样大，人一动也不会动了。孩子们全惊呆了，他们哭叫起来，喊六根的名字，喊声是那样揪我的心。

　　校长和老师们闻讯赶来，脸色都变了。而此时，我已经几乎失去了知觉，头脑里一空白，腿也瘫软了，心象要跳出喉咙口。

　　大家抬来木板，把六根放在上面。一件灰布短衫上沾满了泥，无论人们怎样喊他都听不见了，根本没有救的希望了，他小小的生命已经结束了。拖鞋被孩子们捡来，放在他旁边。我知道，乡下孩子节俭，六根是舍不得他那双鞋被弄脏啊。谁知道为了捡一双鞋，就那样的一堆土竟要了他的命！

　　第二天学校讨论了怎样上报处理事故和怎样安慰家长，办理后事。公社和县里都来了人调查。听说后来还出了事故通报。因为这事发生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当口上，教育部门从上到下都很紧张。公社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后来专程来探望我时，安慰我说，我们出了通报，点名批评了你们学校，否则对上对下不好交代；但我们不会处分你，我们知道你一直表现很好，这次是意外事故。

　　家长很伤心，因为六根曾经有四个哥哥姐姐，可都没活过十岁。他是老五，从小算命先生为了让他不象哥哥姐姐那样夭折，特意叫他父母给他起名叫六根，为的是躲过“阎罗王”，没想到十岁竟是他的终寿。父母生他时已四十出头，特别疼爱这个小儿子。早上他出门前，父亲就说，拿把小撅头吧，这大的太沉，你拿得动？埋掉你呢。六根笑嘻嘻地说，拿得动。母亲前几天去了县城，本打算在姐姐家住几天的，不知为何晚上做了个恶梦，便不放心家里，于是临时又改变主意，赶回村来了。想不到儿子竟然出了这样的事，便一病不起。

　　当天晚上一病不起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我。我教了六根三年。这个孩子虽然成绩不是很好，但他老是笑嘻嘻，一张圆圆的脸黑黑的，很可爱的。后来的几天，我一直都没有吃饭，眼前老是晃动着六根的影子。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我亲眼看着一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学生就这样离开了我而去，永远不会再醒了。我躺在床上，又难受，又心疼，又后悔，我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可这有什么用，一切都无法挽回六根的生命。

　　家长很老实，他们没有提任何过分的要求，只要求学校能用一口小的薄皮棺材安葬孩子。大队很快就同意落实解决了。

　　同学、老师们都很伤心，哭了很久。六根被葬在了村外的南山坡上。

　　接着是六一儿童节，紧接着又是端午节。学生家长们听说我病倒了，都来探望，还送来许多粽子，各种各样的。老师们便帮着把粽子全都挂在我寝室窗户的铁丝上。可我一只也咽不下去，还发起了高烧。校长看我一天比一天严重，便请来了大队医疗站的医生。医生一听我的心脏，便紧锁眉头说非常严重，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可那天大队拖拉机已经出村到县里拉货去了，于是大队干部们决定，人扛肩抬也要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

　　学校专门派了一位知青女教师陪我同去医院。大队派了四个强劳力，拿两根竹竿穿起一张藤椅，让我躺在上面。四个强劳力一步一步艰难地抬着我从流源往公社卫生院走去。

　　这段路有四十里，而且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幸好后来在半路截到了一辆车，顺路开到了公社，否则天黑都到不了。

　　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检查以后，也慌得不得了，问我不舒服多久了？我说发病是前几天，可不舒服已经有大概好几个月，好象很长时间了。医生说，必须立即送回上海治疗，不能耽误；而且国家有政策，应该病退回去。我第一次听说“病退”这个词，可根本没觉得我可以病退。回上海只是梦中的千百次的想往，却也没料到真的可以回去，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去啊。我身边只带了毛巾牙刷茶杯和一个书包，带了一点儿零钱。

　　就这样，我和刚下乡的第一年一样，又一次被人抬着，躺着，看不清周围的绿水青山，无可奈何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红土地，我的第二故乡。那天是一九七四年的六月五号。

　　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峡江，再也没有看见那些朝夕相处的孩子们。

　　从此，翻过了我青春年华中最沉重的一页。

　　这一天，离今年这个端午节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200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