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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几乎是生命的大半部分乃至全部啊！出生在任何一个历史瞬间的人，都别无选择地会打上历史的印记，这也许就是所谓人的命运吧。当我们迎来建国五十周年之际，我不禁回想起母亲棗一个平凡普通的知识分子五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母亲那风风雨雨的人生岁月，是伴随着我们国家几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变迁而起伏变化的。回首母亲平凡而又坎坷的经历，其实也能看到共和国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道路和执着的追求。
五十年前，母亲还是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年轻大学生。她是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来上海和父亲完婚的。那时她的家乡湖南尚未解放，而上海已是“解放区的天”了。虽然母亲出生在富庶人家，但她的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曾多次掩护过中共地下党人，她的弟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妹妹参加了解放军文工团，给了母亲不少进步思想的影响。
母亲一到上海便不甘心做家庭妇女过安逸的生活，而是不顾父亲劝阻，积极投身刚成立的居委会的义务工作，走东家串西家宣传革命道理，发动海员家属迎接上海解放，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新政权。母亲不怕疲劳，不要报酬，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很快便被吸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那时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能够加入共青团组织是很不容易的。母亲不仅抛弃了富裕安逸的小姐生活，当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为革命工作付出了她的满腔热情和精力，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她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次为参加游行还差点流了产，不得不卧床几个月保胎。哥哥一出生，母亲便为他取名“天明”。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尚未复苏，接着又是抗美援朝，新中国困难重重。母亲响应党的号召，捐衣捐款，把唯一的陪嫁首饰和几件好点的衣服全部都捐献掉了。当时她刚生下早产一个月的我，母女二人都体弱多病，住医院很长时间，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但母亲宁可克服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也要为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心。在这之前，她刚参加了全市性的招聘考试，在五千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以翻译一封“给志愿军战士的慰问信”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录取，可惜因病耽误了报到，未能前行，错失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缺少了经济来源。但经济拮据的母亲并没有因此减少她的爱国热情，为抗美援朝，她毫不犹豫地捐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病刚痊愈，她又积极投入了革命工作。
五十年代，母亲进了上海船厂。由于她的家庭出身和妹夫的所谓政治问题的牵连，她一直无法加入党组织。但母亲性格开朗，毫不气馁地工作着，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普遍好评，还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赴杭州疗养。
大跃进的年代，母亲和同在上海船厂工作的父亲响应党关于干部要下放农村锻炼的号召，双双第一批报名下放到西郊乡，连户口也迁走了。而我们兄妹三个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只有三岁，只好托人照看。当时厂党委书记在欢送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他俩，并亲自送他们下乡。母亲体重不满八十斤，纤小瘦弱，那时伙食又很差，条件艰苦，但母亲干活毫不含糊。她不仅吃苦耐劳，还和农民打成一片，抽空教孩子们学文化，不久便被抽调去当了教师。西郊乡的大人小孩都亲热地喊她“王老师”。母亲写的歌颂农村新气象的诗歌和她本人的大幅照片还上了报。一年多以后，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她最早一批被调回厂里。
六十年代，全市中小学生猛增，上级要求船厂抽调力量支援教育战线。母亲又服从需要调入中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尽管工资降低了三分之一，但她没有丝毫怨言，而是欣然前往，还说，这下专业对口，有用武之地了。因为她过去在大学学的是教育系，老同学们早就笑她“好为人师”。她终于踏上了教师岗位，还高兴地四处写信告诉老同学们。
从此她把满腔热情全部精力都用于教育工作，一心培养她的学生，几乎抽不出时间来做家务，让我们三个刚念小学的孩子全部到居民食堂吃饭，多年来也竟然从未辅导自己的三个子女做过一次作业。母亲也许不是一个称职的家长，或许也算不上一个十分优秀的教师，但她至少是一个称职的尽心尽责的教师。她对学生付出了全部的爱心，以至文革中不少学生不愿批斗她，反而暗中同情和保护她。母亲为了接待大串联来的外地学生，把家中几条好点的棉被都拿到学校去了，以至家中来了武斗中避难的亲戚，只好临时去买棉被。
十年动乱中母亲和祖国同样命运坎坷，在劫难逃。她多次挨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患上了心绞痛，肺气肿等多种疾病。最使她痛苦的是，从此再没有机会登上心爱的讲台。多灾多难的父亲尽管受到的冲击更大更重，但他不担心自己却担心母亲精神崩溃，因为母亲一向过于单纯，太善良，太执着。幸而母亲终于挺过来了。她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始终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当人们要她揭发那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女校长时，她没有违心地说一句昧良心的话，也没写揭发材料。她对我们说她不愿意看到好人挨整。我们曾抱怨地说，如果母亲不去当教师而一直留在工厂，一定不会受这么多苦。而她却从不抱怨，从不耿耿于怀。
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母亲和父亲商量后，便一致支持我第一批报名去农村。接着又动员我哥哥和妹妹都离开了他们去广阔天地。她经常写信勉励我们好好锻炼，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在艰苦的环境中意志消沉，还拿自己当年下放郊区的例子教育我们。在农村那几年，我收到母亲的信比同队的其他同学都要多。她没有多少伤感的话题，大都是鼓励的语言。母亲寄给我的书籍也比别的同学多得多，而不象有的家长总是寄些营养食品包裹。这使我在插队期间自学完了母亲在师大时的中文课程，以及江西师范学校的函授教材。
当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时，母亲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与全家人喝酒同庆。她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明朗的天”，抹去了心头的阴影。可惜母亲不久便退休了。她不愿在家赋闲，再一次来到居委会“重操旧业”，义务地发挥余热，俨然专职里弄干部，一如年轻时的充满激情。她每年都会兴高采烈地捧回一些街道发的奖状和小奖品，也不顾家人笑她“小儿科”。其实母亲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缺，只要大伙儿一声“王老师”，便叫得她充满了欣慰。退休以后母亲整天忙忙碌碌，朋友越来越多，人也显得精神了。
母亲和共和国一起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迎来了祖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将要跨入21世纪之际，病魔缠身、半身不遂的母亲在古稀之年所画的那一幅俊美的红梅图，挂在她卧室墙上，每天陪伴着病中的母亲，仿佛在向人们诉说母亲一生的故事和追求。那苍劲盛开不畏严寒向往春天的红梅，不正是母亲人生最好的写照吗？
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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