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我记忆中的流源村

　　我在流源村实际上前后生活了总共只有六年，可它却在我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以至于我回上海后许多年经常梦见自己还生活在流源。三十多年过去，流源村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流源村隶属峡江县，却是在离峡江县城一百多里路外的偏远山区，与永丰县、新干县交界，离新干县地面只有三里路，离永丰县的潭城乡也不过十里地。流源是个有八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周围还有洲上、城上、孔源、总管庙、山田坑等几个小村庄，合起来是一个行政大队。

　　流源，顾名思义是个山青水秀水源充足的地方。泉水、雨水都很多，一年四季流水潺潺，很少干旱。流源所属的江背乡，森林覆盖面积达百分之六十。方圆几十里地全是丘陵、梯田、河流与山脉。流源是全县地势最高的地方。所以虽然江西省年年发大水，流源也淹不着。而赣江流入峡江段后由于河床浅，泥沙多，地势低，因而峡江县城附近的村庄几乎年年遭水灾。

　　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去流源，只能到江背乡的庙口村。还有二十多里不通车，是蜿蜒曲折的山区简易公路。如果搭不到队里的拖拉机，便要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进去。我记得曾经有个女知青，在党的九大召开后，坐拖拉机外出宣传九大精神，拖拉机在山路转弯的陡坡处翻车，摔成重伤，差点摔瞎了眼睛，并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离流源村二里地外有座亭子，叫石溪亭。一条清澈的河流沿着进村的简易公路淙淙流过。由于高低落差，流经石溪亭边的河水又急又大，声音很响，老远就能听到哗哗的水流声。过了石溪亭，一转弯，远远就能看到村头那几棵碗口粗的老樟树。外出的人，回到流源村，在石溪亭边就着溪水洗把脸，歇歇脚，就会有了到家的感觉。村里人送别亲友，也要送到石溪亭。出远门的人就会劝家人往回走，别再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送到石溪亭，也就够了。七十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首小诗《石溪亭》：“皓月深秋，古人辞山口，思绪如潮几回首，友朋无声泪流。往事六载春秋，岁月峥嵘纷稠。天涯共存壮志，浩宇齐灿星斗。 ”就是写我在石溪亭边送别老同学的情景的。

　　村子的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山峰，漫山遍野郁郁葱葱。每年春天，山上到处开着红的桃花，白的梨花，粉色的映山红花。刚下乡那会儿，一上山干活，我见花就采，别人说，怎么像个孩子？我实在是太喜欢大自然中那些美丽的景色了。

　　山上除了风景优美，物产也很丰富。漫山遍野长满了松树，李树，桃树，香樟，水杉等各种各样的树和毛竹。还出产油茶，杨梅，香菇、木耳、冬笋、柑橘、苦珠等土特产，以及枸杞、三七等各种各样药材。听说山上还常常有野兔、野猪和豺狼、麂子以及各种各样小动物出没。当然平时是见不着野生动物的，最常见的是蛇。丰盛的野味只是在过年时在老表的餐桌上才看见。

　　记得有一次过年，我们队一个老表因为没多少钱买年货，而又想请知青们吃饭，便上山打了好几天猎。那天请我们去时，摆了满满一桌野味，有麂子，豪猪、野兔、山鸡、甲鱼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味。可惜因为全都风干腌腊过了，而且放了许多干辣椒，看上去全都是又干又硬黑糊糊一片，所以除了辣味，什么味道也吃不出。知青们尽管已习惯了吃辣椒，却都辣得受不了，吃得直掉眼泪。

　　流源村的村口外有一座山岭，叫河谷岭。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上级决定在这里修一座水库。流源村动用了全村男女老幼，苦战了两个冬春，连我们的小学生也天天被叫去挖土推车，可最后水库修成却听说没能派啥用场，原因是建水库选址没选对。有知青曾提出过意见却没被采纳。

　　流源最高的山也是全县地势最高的山，好象是叫金窝山。山又高又陡，上山全靠一条很窄的石阶路。据说很多年以前，有个贫苦的老汉，因为穷，娶不起老婆，打了一辈子光棍，晚年为了修来世，行善积德，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搬来石块，一锤一锤打造成了这条石阶路，从山脚下一直通到山顶上。我走在长长的又细又陡的石阶路上，心想这条路不知有多少艰难和辛酸！

　　听人说山顶上原先有座娘娘庙，从前香火很盛。远近那些盼子心切的人前来烧香磕头，还很灵。可我们下乡那会儿，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一个平台，依稀可见屋基的痕迹。我感到文革确实厉害，无孔不入，“破四旧”破得真是狠，连这么偏远的山区都不能幸免。

中

　　流源村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庄。离村子很远就能看到，几百座泥土房高高低低地散落在向阳的南山坡上。村里有几处雕梁画栋的青砖大瓦房，古色古香，那是从前的大户人家留下的，土改时分给了村干部和贫困户居住。多少年过去，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已显得很陈旧了。但那高大的青砖墙，还留下了威严的气势，似乎在诉说着曾经有过的辉煌。虽然我没有了解过流源的历史，但听说从前这里也出了不少读书人、秀才，解放后也有中央领导干部，和省里县里的干部。文革期间，江西省最著名的 “活着的王杰”——为抢救战友负伤的解放军战士刘邦贤就是流源村人。当时流源村人提起他，颇为自豪。

　　进村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街，街道两边的房屋全都是木板做成的，很象商铺的样子。可除了一家国营的供销合作社和一家诊所外，几乎没别的商店。听老表说，很多年前，这里曾是个热闹繁华的集镇，而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以后，为防止“小农经济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不许经商搞买卖，这里的集镇被撤消，从此后成了寂静的山村。通往山外的，是一条“晴天一片灰、雨天一片泥”的简易公路。由于没有通班车，交通很不方便，所以越发显得萧条冷落，显得闭塞。

　　村口仅有的一幢二层楼房是大队部所在地，楼上楼下共十来间房间，用于大队干部办公和接待外来人员住宿，旁边还有个开会的大礼堂。逢年过节，礼堂除了开会，还有本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十分热闹。这地方也算全村的文化活动中心了。知青来了以后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后来广播站就成了知青们常爱聚集的地方，有点象全大队的“信息发布中心”。

　　虽然是贫瘠的红土地，但由于气候温暖潮湿，风调雨顺，流源的农作物可以生长二到三季，二季稻，一季麦。早稻是籼米，晚稻是红米，秋收后便种麦。产量在全国算中等水平。另外还有荞麦，芝麻，苎麻，花生，大豆，等五谷杂粮。只是产量并不高。各种蔬菜瓜果也容易栽培，普遍都比上海郊区的个头大。比如一棵米苋，就能炒一碗，而且又嫩又鲜，从不需要放味精。三个茄子，也可以炒出一大碗。白萝卜、胡萝卜也比上海的鲜嫩。蔬菜品种不少，但最常种的，也就是春菜，芋艿，辣椒和冬瓜。由于分给各家各户的自留菜地很少，老表便利用河滩边的沟沟坎坎，再种些向日葵、南瓜和玉米。稻田里除了田螺，有时还能逮着小鱼小虾和甲鱼呢。幸而那时候人再穷，再没吃的，却也没人逮青蛙和麻雀吃。

下

　　可惜流源这样一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地方，在动乱的年代里，老百姓的生活却十分艰苦。不要说知青生活十分艰苦，老表一年到头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也并不富裕，还有不少人缺吃少穿。平时吃的菜肴很难见荤腥，过年也没多少余钱买新衣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农林牧副各业得不到正常发展。“农业学大寨”仅仅是空喊口号，放“卫星”，不考虑实际效果。

　　我曾经遵照上头命令，带着小学生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爬到村外的山坡上用砖块摆放“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然后刷上石灰。远在几里地外都能看见。可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又能带来什么呢？虽说师生们都嘀咕着反对这种做法，可上级的命令无法违抗。

　　烧山开荒开出来的地长不了多少粮食，盲目修凿的水库也蓄不了多少水，无法灌溉农田。拼命搞密植搞得脚也伸不下田，劳命伤财，老表敢怒不敢言。就是有少数敢发表不同意见的，说了也白说，没人当你回事。如果真要有人拿你当回事，那倒有可能大难临头了，弄不好就会挨批斗。

　　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流源不算穷的，逢年过节家家都还能分到几斤茶油，几担谷。但大部分老表还是缺钱花，没钱看病。那时候，全大队一年由于生病没得到治疗而死亡的幼儿就有十来个。而每年的出生婴儿大约是七十多个。我的一个学生的妹妹发高烧，其实只要普通的退热片就能救了她，却因为是个女孩，父亲舍不得花钱给她治病，就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我当时听说了这件事，对那位重男轻女见死不救硬心肠的父亲很气愤，不能理解。现在想来，那位父亲也是无奈啊。他们当时确实是没有钱啊。

　　那年头农民自家想养头猪都要经过批准。自己种的菜，不能随便卖，否则会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如果不是当年狠抓阶级斗争，如果不是极左思潮的影响，老表的生活不会那么贫困。流源实在是个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啊。

　　老表说即使在抗战时期，日本鬼子也没到过流源，因为交通不便。因而这里受战乱的破坏并不严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源也是年年丰收的。可是由于盲目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放“高产卫星”，浮夸虚报产量，连所有的种子粮都交了公粮，家家的锅灶都拔了，大人小孩全部吃食堂，搞到后来只能天天喝粥。许多人营养不良，都得了浮肿病。

　　当知青下乡后，上级要求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忆苦思甜，回忆对比；可老表也好，队干部也好，几乎异口同声地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甚至没有人回忆旧社会的苦，令我们啼笑皆非。不过后来听得多了，我们也知道老表们说的是实话。他们确实缺少“阶级斗争”观念。他们更重的是家族观念。家族中死了长辈，无论大队干部还是生产队干部或是普通队员，无论出身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都要按辈份尽孝抬棺材。在文革初期的运动中，他们的所谓搞派性也基本上是以宗族为帮派的。不少人提起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也并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仇恨的。

　　在我们知青住的屋子上面，有一条据说是红军留下的标语。“红军万岁”清晰可见。村里曾经有人当过红军，也有被打死的。我们大队有个老表，据说当年参加了红军，在大部队撤退时差点被白匪活埋，幸亏他的一个亲戚认出了他，放了他，才幸免于死。他回到家乡后再也不敢对人说出自己的身份。直到文革初，许多天南海北来外调的人不知怎么找来，问到他许多高层领导的姓名，村里人才知道他过去的革命经历。如果不离开部队，老汉最起码也是师长级了吧。而他看上去只是一个又矮小又精瘦的普通农民。几十年在村里，默默无闻地种地，似乎并没有经历过那段当红军的光荣历史。也幸而是个农民，否则在运动中不被斗得半死也会被当作变节分子关押。

　　七十年代初，文革的火药味还很浓，远在偏僻的山乡流源，也无法逃脱运动的无形巨手。在 “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公社派人下来查大队诊所的账。大队诊所的老中医们，平时也会上山采点草药，或自行晒些饮片。看病收费十分低廉。我那时常去看病，记得一次只收几分钱。这本来是方便群众看病的好事。可医师们有时忙于给老表看病，收了钱就往抽屉里一放，也许有时就忘了登账。天长日久，见抽屉里有些余钱，偶尔也就会打点酒喝喝。

　　运动一来，乡下人胆小，一看见上面的干部来势凶猛，便受不了了，不但诊所的一个医师自杀，连帮诊所做饭的老妈子也在饭堂的灶边上吊自杀身亡。场面吓人，令人毛骨悚然，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其实真要严格算起来，也没多少钱好贪污，而且也够不上贪污的罪名的。但在那年头，一有运动的风声，便人人草木皆兵。

　　还有一回，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的母亲为准备给儿子结婚要打几件家具，请了外村的木匠，做了几天木匠活。谁知到了第三天，上头通知大队干部严查外来人口。教师的母亲想，再有一天就能把家具打好，木匠走了就误事了。于是叫木匠爬到自家的阁楼顶上躲躲。木匠听到干部们进了门，便急中生智躲到了一口打好的棺材里。没想到大队民兵营长是退伍军人，警惕性高。他爬到阁楼上，一眼就看到棺材上的灰尘，和灰尘上的手印，一掀棺材抓住了木匠。

　　这下小学教师的母亲可倒霉了，被楸出来批斗，脖子上被挂了块大牌子，低头“认罪”，罪名是窝藏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尽管她是贫下中农，却也免不了遭殃。如果换了出身地富家庭的，不知要怎么斗法呢。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有点荒谬，但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

　　而真正的贪污分子、利用职权多吃多占的坏人，却并不一定能得到惩处。我曾经写过一些知青被冤枉、被迫害的小说，看似荒谬不可理喻，其实都是真实的故事。

　　有人拿江西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比，说江西人自私，自顾自；安徽人对上海知青比江西人热情、和气。有人说上海人精，刁，所以江西人不喜欢上海知青，彼此关系僵。其实，流源的民风和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方一样，总体说来是差不多的。大部分流源村人都还是善良、淳朴、勤劳、热情的，即使在贫穷的年代、在动乱的年代也依然如此。只是流源因为是个大村庄，大村庄的人比小村子、小地方的人自然觉得势力强大，见多识广，“阶级斗争”就抓得比较紧，对知青也管得更加严厉些。

　　在一些小村庄，知青们常常能得到重用，发挥作用，有的甚至成为领导班子成员。例如山田坑的知青，他们的一些想法能被老表接受，因而在改变农村面貌方面能施展身手，取得成绩。他们那里的知青对老表的看法往往和我们不同。他们觉得在队里有地位，说话有影响，老表能听他们的，能尊重知青。而流源村除了小部分知青与干部关系还可以之外，大部分知青们常常是被训斥、被管束、被批评，连回家过年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即使生病也会走不成。大事小事干部们由说了算。那时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身体又不好，不可能有很好的劳动表现，无法给干部们留下好印象，所以会感到压抑，感到干部们的威严权势，觉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这些乡村干部们手中。我知道也有知青运用请客送礼等办法给干部们留下好印象

　　在七十年代初，在许多基层农村，人治大于法治，一个干部一言九鼎的现象十分普遍。这造成了许多普通老百姓怕干部的局面。

　　有一次，一个女知青好心地告诉我，大队干部对我有意见，说就这个流源小学的老师架子大，一次也不去他家。她说，你怎么也不去干部们家里走走，拜访拜访。人家有人天天到书记家帮着喂猪，种自留地，聊家常，当然给干部留下好印象罗；而你却从不去走动，你哪怕逢年过节送点上海带来的糖果食品也好呀。可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不正之风，应该凭表现而不应该凭关系。于是我和干部们的关系比较僵。即使我被学校、公社和县里评为优秀民办教师，也不能加入共青团，更无缘被推荐上大学。我这种不谙人情世故在以后的多少年里也未改变。它使我吃了不少苦，但我从不后悔。

　　七十年代初，流源还没通电，一到夜晚，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只是常传来几声狗叫声。整个山村就象隐匿在巨大的黑幕里。直到我回沪以后的许多年里，还经常会梦见这个景象。

2003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