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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已经八十多岁。父亲早已没有什么荣和辱的概念。与任何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早上起来，拿牛奶，取报纸，帮母亲喂好药，用绞汁机绞好苹果（母亲的吞咽功能已经很差了），对保姆交代有关事项，然后上菜场买菜，到超市买肥皂草纸一次性尿布等日用品。有时给自己配点药，作个检查；或忙里偷闲或者上朋友家打打牌，晚上在家看看电视、报纸，天天如此，日子过得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也平平淡淡。他从不去回忆过去。他尽量忘记过去。他跟我说他不准备写回忆录，没意思，没功夫。我知道，对于父亲，荣也好，辱也好，都如过眼烟云，不存在了。
可父亲曾经有好些年过得并不如意，甚至是生活在屈辱中，并且使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受到牵连，在学校在社会上抬不起头。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知识分子。他从小丧母，他父亲的生意时好时坏；靠他外婆的宠爱，舅舅舅母的资助和自己的勤奋，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大学。父亲成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他的家在长沙大火中被国民党蒋介石部队以焦土政策为借口付之一炬。父亲最爱唱的歌是聂耳、冼星海的“毕业歌”和“上前线去”“打东洋”等抗日歌曲。
父亲大学毕业前一年，即1944年，学校要抽调一部分英语好的学生去参军，到云南昆明的中国空军培训基地，为前来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空军教官当翻译。父亲和班里同学一起，踊跃报名，由于成绩突出作为少数佼佼者被选上。父亲在昆明郊外的军营接受了七个半月的训练。所有的军旅生活其实全部是给教官当翻译，由于工作努力还受到团长的表扬。训练结束，父亲和部队一起等待着上前线的命令。然而，等到的却是回学校的命令，因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父亲当然非常高兴，中国人胜利了，不用再流血牺牲，自己还能完成学业，生活多么美好！父亲愉快地回上海，顺利地从上海交大毕业。同学们看着他穿军装的照片，听他讲坐吉普车上由美国军官给他开车的经历，好不艳羡。因为父亲毕竟亲身投身过抗日战争了。
可是，这七个半月的翻译生涯并没有成为父亲的一段抗日的光荣历史，而是耻辱。因为那是国民党的军队。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受到严厉的审查。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检查，写交代，挨批斗，劳动改造，胃大出血，九死一生，家里住房被没收，全是因为这段“美军翻译官”的经历。反反复复，低头认罪多少次，父亲自己也记不清了。可他对只有十四五岁的我说，我自己明白，我没问题，我不是什么人民的敌人。搞运动总会过头，但我相信最终会搞清楚，我决不会自杀。你们只要注意你妈。她太单纯，善良，受不了刺激。
我们三个子女在父亲的劝说下都离开父母去了外地或农村，皆是因为父亲为我们的前途着想，不要因他而受到屈辱。
后来父亲得到平反，落实政策，党和政府把“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也彻底摘掉，父亲成为受人尊重的高级知识分子，多年的耻辱终于远离了他和我们全家，压在父亲心底的石头被搬掉了。
在今年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父亲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纪念抗战的片子，甚至跟着音乐一遍又一遍哼唱那些慷慨激昂的老歌，浑浊的老眼里露出炯炯有神的目光，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硝烟的青春年代。
——我知道，报效祖国，投身抗日，那是他曾经的光荣和辉煌啊！我故作愤愤不平地说，总书记的抗战纪念章，应该也发给你这样的老战士的。父亲却认真地说，我算什么，人家为国流血捐躯，我还没正式上前线呢。
父亲早就不在乎什么荣和辱了，可在我的心里，还是给父亲补发了一枚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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