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阿万是在初中毕业后学琴的，那时候他的双眼的视力明显下降，经常出现有块状的空白，经查是患了“视网膜脱落”，因此他打算学琴。

　　毛老师是阿万的邻居，原来教音乐，后入工厂劳动，那时已经不拉琴，心情一直不好。有一天，毛老师脱下阿万的眼镜看了看——见阿万眼神黯淡，目大无光。毛老师半天不吭声，后来就同意了。

　　毛老师是深度近视眼，相当据拮，三伏天顶着湿毛巾，脚蹬解放鞋，拎一个人造革皮包走八、九站路去上班，省下车钱买醉。他是个标准酒鬼，冬天喝绿豆烧、七宝大曲，夏天改为零售加饭，散装啤酒，下酒菜一碟花生、盐水毛豆。有一度他很关心时局，一次赶到杨树浦观察“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回来后小心对人说——这场武斗肯定死了交关[许多]人，枪声不断——那实际是“联司”强力弹弓齐射的声响，10mm六角螺帽“弹”如雨下，打得电线杆火星四溅。 

　　阿万的手指粗大，眼力差，但耳朵好，逐渐顺利入门，有时候听见琴声久不再响，是阿万在认真抄谱，夏天中午的热风中，昏昏欲睡的蝉鸣声里，他用一小木棒蘸墨水，埋头在整页五线谱上点满黑点，钢笔勾连，抄得飞快。 

　　两年以后，阿万下颚被琴托磨出的那块疹子已经平复，他也能像毛老师那样修理提琴——拿一枚铁匙探入琴板的F孔，调整音柱位置，辨别音色变化，或者揭开琴板重新上胶——毛老师说，即使阿万以后是瞎子，也有一口饭吃了。

　　就这样，阿万一直呆在家里靠父母生活。隔壁师娘经常为五分一角的酒钱和毛老师吵架，每个字都相当清晰，阿万只能坐着不动。有时，毛老师半夜下班，阿万去等他，一般是站在弄口的路灯杆附近，等到毛老师过来阿万就出现了，将装满“土烧”的玻璃瓶塞在毛老师的人造革包里，立刻离开。

　　有一天半夜，阿万拿着一瓶“上海”啤酒在弄口等毛老师下班，但是久久没有等到——那一夜毛老师没有回来。

　　后来知道，毛老师是死了。

　　——那夜毛老师下班以后并没有往家走，直接上了附近的沪杭铁路。天上没有月亮，夜风相当凉爽，毛老师独自在两条铁轨之间漫步，不久就被一列快班火车撞死了，想必这是一种快速的死亡，毛老师也许被火车撞飞，四散开去；火车司机是莫知莫觉的，笨重的车头不会感受他任何的阻力和异常的震动——这起事故是在两小时以后，被一名巡道工人发现的。
毛老师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这样不见了。

　　等我和阿万得知消息，走到那条铁路上，是3天以后的事；我们发现那一带路基四周已没有任何痕迹，两边是蒿草、落满灰尘的野姜、低矮灌木和攀附植物，还有篱笆，站在道渣上，只望见晴空和整齐的铁道，野蒿气味很浓，蜻蜓飞舞，静下来是“油葫芦”“棺材板”的叫声，铁轨反射耀眼的阳光，穿越显露烟囱和水塔的城市，延伸到远方，在颤动的热气中，只有嗡嗡的耳鸣。

　　这样走了一段，阿万蹲下身子说：看这是什么？

　　苍蝇在飞，道渣和道钉之间，藏匿着一小团的东西，模糊的块状物，道渣大小的一块，一团，没有石头的棱角，是一种黑褐色，亚光的柔软物体，表面脱水。

　　曾经有过生命的一小块软组织，一个死亡的象征。

　　这应该是毛老师的一部分身体。

　　日子缓慢流过，我以为阿万的病会因毛老师事件加速恶化，但没那样糟糕，他的视力一直维持原来的状况，可以练琴看谱，只是他渐渐对此不再热衷，直到三个月以后他对提琴的放弃。他不敢看闲书，改为听唱片，搞到了一架发条断裂的手摇唱机，翻开的机盖就是一个内嵌式喇叭，属少见样式。他换上发条，擦亮铜盆喇叭，机盒遍刷黑漆，干透，拎它到虬江路附近，交换到一架旧电唱机——估计是以前中央商场地摊倒卖过多次的那类美军物资，整个唱头部体缺失，变速开关是彻底坏的。阿万设法一一修好，供在床头柜上，旁边是家里唯一的沙发，他经常呆在沙发里，摘下眼镜听唱片，想来这也是他失明后的生活——为此他收罗了一阵百代公司胶木唱片，弄到日本33年版的整套贝九，一整册4张都是豪华封套，每张唱片都插在刻花的木制活页内。

　　以上的这段时间，阿万忙碌而平静——以后，当他得知我已经收到去东北劳动的通知书时，他从沙发里醒过来，唱片在转，窗帘拂动，外面小雨淅沥。后来阿万说，他要跟我一起走。

　　阿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迁离上海户口的举动，在当时是很高尚和时髦的行为，深得里弄干部夸奖，颁发他戴大红花、敲锣打鼓欢送的最高待遇；他也领到一套免费绿色冬衣——那时期上海最鲜亮的街景，就是类此的少年人捧一套这类绿衣，在家人簇拥下几分炫耀在路上行进——大众也记取和激赏这样欢欣和平常的场面：路这边是一伙捧衣人往东而去，路对面是三两少男少女，各自抱一叠绿衣西行——他[她]们都把这捆衣服搂得很紧，这是他{她}们一生中最不平静的选择。

　　过不几天，我和阿万就站在齐齐哈尔以北300公里某农场的土地上了。

　　因为前身是著名劳改单位，众多的“刑满释放分子”算是一道特别风景，当地称这类人群为“二劳改”——意思为二次劳改，或劳改犯第二——意指他们此生将一直处于“劳改”境遇中；上海来的小青年经常随他们出工；“二劳改”代表了当地的劳模、贫下中农和干部群众，代表了他们来传播劳动的要领，做完我们剩下的生产指标；我们割玉米，他们早在田里等待我们到来。如何割倒、捆扎、码垛，都由他们来教。我们去除草，发现他们的裤腿早被露水打湿，已静立晨曦的田头恭候多时了，如何握锄，认识豆草、锄尖如何剔净苗间之草，并建议随身带一铁片，经常刮掉锄口湿泥，锄草就不累人。

　　阿万眼力不济，铲坏几十条垄，被转派跟一杨姓“二劳改”身边做镰刀柄。就此有了固定劳动场所。他把的唱机、唱片搬去放镰刀的小土房，灯头上接出电源，摆上一张《沙家浜》塑料密纹唱片，电唱机以及“当才、当才”的京剧的音乐，没引起杨，这名释放分子多少兴趣；杨是一个讲南方官话的老头，弯腰谦恭，言必称“您”。

　　后来，也是这个杨给阿万造了一个木架，放两个装干草的麻袋，算是阿万在北方的一个沙发。他逐渐不大干活，眼病也不见恶化，杨给他吃煮羊肝，这种“明目”土方或许对他有效；他像在上海家里，脱下眼镜陷在麻袋之中，小锅里煮着羊肝，飘出特有的气味，附近就是牛栏，如果阿万在听《田园》，其中“雨后天晴”的舒缓段落，就伴有牛哞的声部，那是特别的效果。

　　有一次深夜，阿万临时经过土房，发现唱机在转动，虽音量调到最低，还是能听出是《降调夜曲》，杨在“沙发”里呆着。阿万明白，杨应该是个喜欢音乐的人。 

　　喜欢乐器的闲人，逐渐也来土房串门，附近农场也有人流窜过来，让阿万心仪是3分场“白毛”的莅临，“白毛”即“少白头”，上海人，他的一把吉他即使现今来看，也算特殊品种——俗称白皮琴，通体淡米色，有提琴的弧度腹背，双F线音孔，指板号称紫檀镶嵌螺钿——六弦吉他的托底一般为深色，平面琴身，正圆音孔。

　　阿万迷上这个白皮琴，希望白毛能借他一周，但没等开口，“白毛”就此走了——白皮琴应该是“白毛”的标志，“白毛“一直带它在其他农场流窜，混吃混喝，是“白毛”的命。

　　阿万比较失落，有一天，一贯谨慎呐言的杨忽然说：小万，您不如自己做一把？这是可以做的。

　　我们都没想到，杨有此等周到的心思。

　　新吉他的一切都由阿万和杨商量过，按照提琴的标准制造，琴面需用无节、直纹的白松料，琴背为黄桦料的对拼花纹，俗称“虎皮”，本地虽然产这样的木材，但两种木头都需自然干透，木纹的要求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白松都有密集的节疤；最后，杨在一堆废旧房梁里发现料子，做出记号，让我们夜里去拆；这类破坏公物的事情，杨从不动手。

　　制造琴身两侧B状的侧板，根据杨的建议先制造一个“凹凸模具”，在整块木料上用钢线锯锯出B状曲线，呈凹凸的两大块；薄板先在食堂大锅里煮软，趁热放入这个凹凸模子里，夹紧绑实，数周以后解开，侧板的曲线就可定形——另一块侧板也如法制造；最后两者对接。琴面和琴背的弧度，先是在厚木上用扁铲铲出拱度，测量平均厚度，砂光，开双F孔，安装琴头；封边是鱼鳔胶结，这阿万有点知道。

　　造琴的过程经历了多时；冬天的时候，农场请来了文艺小分队，这是各分场青年凑合的一个少见的特别组合，聚集在场革命委员会的空房里排练，对阿万来说是大事情，有很多是他的熟人，晚上去看望他们时，阿万带上杨，让他给大家烧炉子。

　　屋外白雪皑皑，屋里炉火熊熊，上海男女居多，除西洋乐器[包括手风琴]，也有月琴、高胡，有一个算一个，一起排练简易N版《红旗颂》。弦管之音逼面而来,使阿万兴奋和新奇。杨在一侧加煤烧水；现场起先有当地干部家属看热闹，喝茶磕瓜子，渐都离去。

　　后来，就有了戏剧性的一幕——在排练的一个间隙，弯腰烧火的杨忽然直起了腰板，讲出一句上海话：——好！交关好！霞气好！“交关“”霞气”，都是“非常”之意。大家都瞪着看他，象是看定一个蜕变的昆虫，样子确实非常陌生。

　　——我勒浪工部局乐队，拉过“凡娥铃”的。我。。。。。

　　工部局乐队？当时东亚一流，简直如雷贯耳。“勒浪”，沪语为“在”。“凡娥铃“是丰子恺一辈对小提琴的译称——在偏远寒冷的这个夜晚，在那个现实现状中突然响亮起这样的内容，像是发梦。一上海小青年吊足精神提问：那么！你就算上海人讲的“洋琴鬼”罗？ 
“鬼”字音“句”，上海话另有“老鬼“，指熟练，专家，老手，有敬畏意。

　　——是是。

　　众人头脑里的《红旗颂》此刻消失绐尽，本有的优越，自得，崇高，都逐渐改为关注和揣摩——过去的时光，过去的音乐，过去的人和事。

　　——你当时一定很开心是吗？

　　——每个礼拜是要参加演出，经常是在“兰心”里演出，当时名字？当时我叫“黄的”。就是这样两个字，嘿嘿，我自己取的。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杨尴尬起来——后来日军进来，租界没有了，后来我就到苏州去，意大利凡娥铃也卖掉了，那种时候不值几钿。

　　意大利琴啊，苏州啊，租界啊，现场七嘴八舌。

　　后来，杨讲到《红旗颂》排练——哪位音不准，哪几位谱子不熟——其实再好的团体，乐队和指挥关系都脆弱。而且，明日就要演出。

　　指挥是一个害臊的黄浦区矮个子，一叠声地低头称是。

　　就在这时侯，有一农场干部推门进来拿茶缸，也就是在门动的一瞬间，我发现杨佝偻了身体，矮了下来，他有一种蜷缩姿态，很自然和迅速，化为原来的形象，一个不明身份的老年人，一个麻木的躯壳，熟练，条件反射抓起铁钩，走向火炉，他完全是我们熟悉的杨，一张谦恭无求的老脸。

　　春天的时候，农场大兴水利，众多“二劳改”都被征调而去，杨也在这个队列之中。临走之前，杨对阿万说，他最多三个月就会回来的，因为琴弄到最后，包括琴马，指板，弦钮，虫胶漆，蜡克，都是他要做的事情。

　　这把琴到底还是没有做好，白花花挂在土墙上。阿万托人在哈尔滨买到琴弦，但杨没有出现。后来白琴逐渐被烟火熏成淡黄色，深黄色，挂满灰土——扬再也没有消息；不知道他会去了哪里。属于杨的那支队伍，以后也再没在农场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