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浩
1984于1月，首批股份制试点企业之一“飞乐音响”以50元/股（未拆细）的发行股票。至此，上海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只股票。1985于11月，首批股份制试点企业之二“延中实业”
也以50元/股（未拆细）的发行了股票。1986年9月26日“飞乐音响”“延中实业”股票同时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试行挂牌，拉开了新中国大陆的二级资本市场的序幕。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槌锣声标志着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自1986年9月至今，中国股市经历了散户时代，散大户时代直至现今的庄家时代。
本文试图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过资本市场上的一些现象，来窥视最高决策层的用意和上市公司的作为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心态。由于掌握的资料极其有限，在论述时难免挂一漏万、坐井观天甚至以偏概全，贻笑大方。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自2000年底随着“中科系”股票的崩盘，中国股市在经历了10年的超常规发展的风雨兼程后，面临即将加入的WTO，因此各种问题再也掩盖不住，随着“中科系”的崩盘接踵而来的是亿安科技从47元跌到13.65元，银广夏从30.78元跌到2001年11月20日最低3.83元，蓝田股份从2001年7月23日16元跌到2001年11月19日最低6.46元（恐怕还要跌）。等等，等等。从业绩造假的郑百文、银广夏、东方电子、麦科特、蓝田股份、ST黎明、ST张家界到隐瞒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信息的华纺股份、兴业房产、美尔雅、中关村、中科健、粤宏远、万家乐到委托投资违规的辽河油田、联通国脉、长春长铃再到刚上市就发布中期业绩预警公告的天鸿宝业、中农资源、中发展。等等，等等。问题股成了中国大陆资本市场上的一大特色。在短短4个月左右，整个中国内地股指下挫730点，蒸发资金已达16000亿元以上。由此，人们不禁要问：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股？眼下还会不会继续产生问题股？它们上市的原因恐怕不是一句欺诈作假就能够以一言而蔽之的，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吗？由以上的几个问题引出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在被取缔的36年后重新开放的根本原因何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经济大大落后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水平。国有企业掌握着超过的70%社会资源而产生不到30%的效率。企业间的三角债和银行坏帐急剧增加，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后的经济软着陆，政府面临着一方面企业受困于三角债而缺乏资金；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投资渠道而导致银行储蓄日益高涨，显示了民间资金的雄厚；再一方面银行为了避免更多坏帐，又不敢贷款给企业而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又不可能无限制地为一些企业“输血”的局面。由此形成怪圈。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清醒地看到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认识到计划经济模式并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又及时地提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伟大论点，决定在中国内地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点发行股票，打通民间投资与企业融资之间的通道，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利用民间资本为国有企业“输血”，从而引进竞争和激励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按国家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在分配和支出上也历来实行“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原则。既为股票发行试点，政府在发行方式和选择对象上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而且是十分谨慎的，这种原则和谨慎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验证。比如“延中实业”的前身只是上海市延安中路街道下属的一家街道企业，体制俗称“小集体”；“飞乐音响”是上海飞乐电声总厂的一个车间，该厂体制俗称“大集体”。由于2个公司所在的行业和规模都不涉及国家或集体“要害”，即使失败了对国有资产也无丝毫损伤。但从可能出现的风险起见，为尽可能减少集体财产的损失（因为集体财产等同于第二国家财产），在发行上采取“保全”措施，“飞乐音响”发行股份总额50万元，其中社会法人股0.3万股；内部职工股0.7万股，总股本为1万股。“延中实业”
发行股份总额500万元，其中社会法人股1万股；社会公众股9万股，总股本为10万股。从这2个发行方案就可以看出政府的用心良苦——“大集体”发行股份总额少于“小集体”发行股份总额。在发行对象上，社会法人股少于社会公众股，而且明令禁止认购社会法人股的款项不能动用国有资产，只能用企业自有的福利准备金或企业其他资产或提留。在其后的“爱使股份”（600652）、“申华实业”（600653）——即现在的华晨集团等，无不体现了这个原则思想——万一试点失败，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将不受或少受损失。可万一失败，谁将受到损失？
现在“延中实业”——即“方正科技”（600601），已由当年的股票发行初期的500万元净资产发展到超过5.7亿元净资产，净资产扩近115倍，历经重组的企业也成了跨入高科技领域的著名企业。而“飞乐音响”的净资产更由原来的50万元发展到11.5亿元，净资产扩张近2300倍。至于“爱使股份”、“申华实业”——即现在的华晨集团等，净资产也以惊人的速度呈几何级的增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股份制改造的优越性，完全验证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决策的英明。随着“延中实业”们的股票顺利发行，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从此驶上了快车道，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和提升。
从“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的试点发行股票至今，各类上市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的超常规发展，中国内地股市如火如荼地壮大起来。至2000年底，深交所共有514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超过2万亿元，2000年的股票、基金成交额超过3万亿元。上交所共有657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超过2.6万亿元，2000年的股票、基金成交额超过3.2万亿元。两地相加，至2000年底共有1171家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接近5万亿元；2000年的股票、基金成交额接近7万亿元。2000年国家通过证券交易获得的印花税就达485亿元，占整个财政收入的3.98%；而券商从股票交易中得到佣金超过300亿元。
资本市场具有如此巨大的融资功能和财富（巨富、快富
、暴富）效应，恐怕在一开始是管理层始料不及的。在当今的社会里，任谁都缺钱，任谁都不会嫌钱少。从80年代企业的小心翼翼的试点上市，到现今惟恐晚上市，中央政府各部委、各地方政府作为利益集团从“老八股”们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利益，由此都纷纷想在这快巨大的蛋糕上切得一块。因为任何市场都有着一个规律——就是谁先进入谁先得利，进得越早得的越多。因此有了“额度制”。而掌握“额度”的官员就成了“抢手货”。
自1984于1月
“飞乐音响”发行股票以来，无论政府还是已上市公司或准上市公司，都从来没有把资本市场当作投资市场。经济学原理认为，企业的解困途径源自于2条，1、是减员增效；2、是投资融资。所以在政府看来，目前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已颇具成效；而建立了资本市场后，融资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要求，任务还是任重道远，管理层认为股票市场只是一个融资的场所，因为有了股票市场，就解决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和资金紧缺的问题，减轻了政府的压力。而且管理层还认为，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也就是减轻了人民的压力。因此就有最近因小股民诉银广夏民事赔偿案，最高法院作“暂不受理”的理由，理由之一是“《证券法》对民事赔偿只有原则规定而无可操作性”。可见权力机构在立法时只记得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而已经“忘记”了它的另一个投资功能——是投资当然是要回报的。想想真是令人沮丧，权力机构的组成者在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时居然没有想到改革开放的支持者们的权力。而这些支持者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减员增效”而下岗分流的。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下岗分流是份内事，国企要改革，主人不站出来承担谁站出来？同样，在股市里客观上他们也起到了为国企融资的“主力军”作用。可见几千年来的“草民”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资本市场具有如此巨大的融资功能和财富（巨富、快富、暴富）效应，恐怕在一开始是各类企业始料不及的。在当今的社会里，任谁都缺钱，任谁都不会嫌钱少。于是各企业纷纷绞尽脑汁，各类母公司为了下属子公司能够上市“圈钱”，纷纷拿出仅有的优质资产包装子公司；实在没有什么优质资产，就进行虚增利润这一招，如果还不行，就去贿赂掌握“额度”的官员。比如“ST康赛”（600745）就深知“君子晓以义，小人动以利”，去贿赂原纺织工业部部长、后为纺织总会会长的吴文英，果然如愿以偿。
自1984于1月
“飞乐音响”发行股票以来，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已达1171家，股谚云：上市公司素来有“1年绩优，2年绩平，3年绩亏”的传统，这个股谚已经把上市公司为“圈钱”不惜包装的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了，现在这传统被刚上市就发布中期业绩预警公告的天鸿宝业、中农资源、中发展等公司们突破，创造性地填补了“当年绩差”的“空白”。这不禁使人疑惑：我们的国有企业资金缺口到底有多大？在“额度制”下，上市公司还享有“1年绩优，2年绩平，3年绩亏”的“待遇”，现在到了“审核制”，上市公司的形象和质量反而不如“额度制”下产生的了？国有企业资金缺口已经大到非如此不足以维持生产经营的迫不及待的地步了？但愿不是！我们宁可相信不是！因为各种媒体都在告诉国民，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一枝独秀”。那么为什么呢？恐怕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抓紧“捞钱”！这不用还本付息的钱“不捞白不捞”。于是股民们说：“好吧，捞就捞吧，只要不进私人的口袋。”因为人民相信“大河水满小河涨”，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要不怎么叫“国家”？这个词本身就表明先有“国”后有“家”。倘若“国之不存，家将附焉？”可是事实又给股民以沉重打击。君不见“广州冷机”（000893）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资金违规炒股，用获取的收益给领导发放奖金——“食民而肥”。这倒是个“高招”，想吃鸡蛋居然不用化钱养鸡。真是“无本万利”。
君不见“中发展”（600335）募集资金是为了替大股东偿还世界银行和交通银行贷款（出自2000年10月13日BTV-1《证券无限周刊.周六版》）原来借债包装，欺骗上市。这又是个新“高招”。面对这种败类，谁敢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于是股民们说，我们给你上市公司投资是要你发展生产，扩大经营，赚了钱往小了的说是要给我们回报，往大了说是增强我们的国力。你用我们给你的钱去抄股，我们自己不会抄吗？况且在股市上与我们夺利？难不成我们要在二级市场上继续向你上市公司交钱？何况赢了我们的钱居然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以自今年以来，市场上只要一遇增发配股，股民们就用脚投票。
最近央视热热闹闹地在寻找“受人尊敬的上市公司”极其真诚地“呼唤诚信”。照理央视对哪些是“诚信”哪些是不“诚信”的公司应该调查的很清楚了。然而问题股“东方电子”在央视“寻找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活动中，依然名列前茅。（来自2001/10/12大智慧资讯）居然把中央电视台都骗过去了，真是具有黑色幽默的“呼唤诚信”。令人啼笑皆非，毛骨悚然。
前段时间央视采访“中关村”（000931）董事长段永基，问他是否关心本公司的股价在市场上的走势，段董说“不关心。”这又是怪事，哪有上市公司老总不关心自己公司形象的事？这可是有关公司形象的大事。而且如段永基这种说法的又何止段永基一个。这又是中国特色，因为钱已经“圈到”了，下次再要融资，只要做2件事，一是编造个好项目，二是找几个庄家来抄一下，资不就又融来了吗？这虽不是“新招”，但在过去却是个屡用屡爽的“高招”。无怪乎各方面都要大声疾呼：“不要把股市当成提款机”。
所以自今年以来，市场上只要一遇增发配股，股民们就用脚投票。可见几千年来的“草民”思想是上行下效的。
资本市场具有如此巨大的融资功能和财富（巨富、快富、暴富）效应，恐怕在一开始是许多老百姓始料不及的。在当今的社会里，任谁都缺钱，任谁都不会嫌钱少。所以有了第一次30元一份的股票认购证推销不出去的故事：据说有人去银行购买3000元的股票认购证，还被银行柜台小姐讥笑“又来一个挨斩的”，并被偷骂为“巴子！”（上海俚语，意为“乡下人”）可当这些“巴子”拿着摇奖中来的股票一转身抛掉，她们恐怕要骂自己“巴子”了。比如“第一百货”（600631）原始股89元1股（拆细后为8.9元）上市第一天就是84元，而“豫园商城”（600655）拆细前1股最高竟达1万多元。这对于穷怕了的中国人民，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特别是打开国门以后——哦，外面世界是这样的美丽啊！我们要快富。于是直至今日沪、深证交所的所开帐户已达6千多万。
1986年9月26日“飞乐音响”“延中实业”股票同时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试行挂牌交易以来，社会上到处流传着巨富、快富、暴富的故事，比如上海出了个传奇人物杨怀定号称“杨百万”，如何如何，人们津津乐道地传扬的他的传奇故事，却忘了也是上海出了全国第一例因抄股失败而自杀的股民——据说在该股民自杀后的第三天，他的股票开始反弹，于是人们“啧啧”唏嘘。于是开始“全民抄股”。
在10年的资本市场上从来就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一级市场新股不败，二级市场高抛低吸博取差价，找庄、识庄、跟庄盛行。股谚云：“股不在差，有庄则灵。”
公平地说，无论哪个“投资者”初进股市，有部分投资者抱着当“股东”的心态，选择介入“绩优股”，可大多数都是抱投机的心理，但“股东”与“股民”相同的是至少在选股上是偏重“绩优股”的。这从1996—1998年“四川长虹”的走势上可以看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抱着投资的心态的“股东”越来越少，抱投机心态的“股民”越来越多。何哉？
首先是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不给“股东”回报——因为上市公司从来就把资本市场看作“捞钱”的场所而非融资的市场。与企业向银行贷款有着固定的利率相比，这股市的钱来得太容易了。看这些“绩优股”的“市盈率”倒是不高，但真正想按照“市盈率”收回投资，那无疑是痴人说梦。（据说在整个沪深股市里，唯一给股东投资回报较多的是“申能股份”（600642），该公司分配的股利已经超过其首次募集的资金总额。）这是迫使“股东”向“股民”转化的第一课。
其次，“股东”与“股民”相比，在同样的时间段里，“股东”与“股民”的收益差距颇大甚至巨大。“股东”持有的是上市公司各类报表上的每股收益，“股民”握有的是到手的利润。事实给“股东”上了第二课，“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再次，凡是人，就有“从众”的心理。无论“股东”或“股民”，投机股市是有“榜样”的。这就是各个机构的所作所为。既然机构们如此没有“投资”理念，你怎么能要求股民们从“股民”转化为“股东”呢？这是机构们给“投资者”上的第三课。因为机构们认为，中国股市没有投资价值。
最后，给“股东”与“股民”上的最生动、也是最深刻的一课来自整个宏观和基本面。上文曾谈到上市公司各种“劣迹”，著名“绩优”股“银广夏”、“东方电子”、“蓝田股份”等等，居然是假货？所以自今年以来，不管想增发、配股的上市公司的本意如何，只要一提增发、配股，市场就用脚投票，所以该股不管三七二十一，跌了再说。看上去市场此举已经丧失了理性，其实不然。
更有甚者，管理层在需要时就说“行情是恢复性的”，允许股票质押贷款，在不需要时，就可以以严查违规资金，降低增发条件，以高价减持国有股等手段来挤压泡沫。可笑的是居然明文规定，利用股票质押取得的贷款，不得进入股市。人们不禁要问：这能控制吗？先不说在贷款期内贷款人有权处置所贷款项，关键是你能分清在股票的交易中，哪笔资金是股票质押取得的贷款，哪笔不是的呢？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股东”与“股民”信心受到来自多方面重挫。最终只能远离。
近来许多知名的专家和学者纷纷在讨论“2000点危险还是1000点危险？”的问题。毫无疑问，两者都有危险，但2000点的危险在将来，一旦赢得时间就有可能化解危险，而1000点的危险就在眼前。因此1000点更危险。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会到2000点的？又为什么以损失16000亿资金的损失来纠枉过正？（以6000万开户算，平均每个股东帐户损失近2.7万元）我们的国家已经吃够了从“极左”到“极右”的苦，难道政策上的不确定的学费我们还没付够吗？
正如上文指出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是离不开广大人民的支持的，而广大人民也是愿意支持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那种“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股市”把资本市场仅当成融资场所而不是投资场所的思想和一些上市公司罔顾股东权益和投资者利益，不务正业，视信息披露制度为儿戏，能瞒则瞒，能蒙则蒙，公司董事更是将问责责任和诚信承诺置诸脑后。对此，不严加监管，最终结果是融不到资，而且势必养痈遗患，酿成极大的社会系统风险。
公平地说，证监会是很清楚地知道一味“圈钱”而不思回报，最终受到伤害的资本市场的萎缩，引起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的信任危机。因此明令上市公司必须给投资者回报，否则就失去再融资的资格。于是很多上市公司很“委屈”地极不情愿地挤出几分钱给股东们，象打发叫花子似的。谁是“老板”？这实在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其实当一个人和组织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强制又有什么用？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毛主席说过：“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鸡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小鸡，但石头是永远不会变成小鸡的。”
一个良性的资本市场应该是投（融）资——回报——再投（融）资——再回报，如此循环发展。于是上市公司为了在“圈钱”，
挤出几分钱给股东们，但立马通过增发、配股，拿回去更多的钱。比如：600100“清华同方”自97年上市以来，该公司通过转、配股，股本从发行之处的总股本11070万股到现在的57461.2万股扩展519%强，上市4年来，该公司共配股1次，增发1次。1999年每10股配3股，配股价20元，“圈钱”总额为4.66亿元，2000年增发2000万股，每股达46元天价，“圈钱”总额为9.2亿元。自上市4年来，该公司送出的股票中的大多数都来自资本公积金，却“圈钱”达13.66亿。但红利仅每股8分(税后)。上市公司为什么要送股呢？自然，人们希望是是良性的投资循环。但人们不得不承认，送股的目的在于股本的扩张，以利下次增发、配股。而且转、送的股本中的大多数是利用资本公积金。
当一家公司在向资本市场筹资前其角色和筹资后是不同的。筹资前俨然是个“好孩子”——项目有前景，预期赢利诱人。一旦筹到资后，脸就变了。比如：著名的绩优股000858“五粮液”
于1998年3月2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4.77元。共筹资11.815亿元。上市以来，自1998年每股派红利1元(税后)就没有分过红利，但却以每10股配2股共配股3210万股，配股价25元/股，共筹资7.8亿元。
五粮液公司1998年发行股票上市前生产的产品使用商标为五粮液、尖庄、五粮春、五粮醇，五粮液酒厂已作出承诺上述商标均无偿进入公司，且公司与五粮液酒厂签署协议，以95.142万元的价格一次买断五粮液及其系列酒的全部专利权。可是，从1998年上市当年起，五粮液酒厂就以商标标识使用费的名义每年向五粮液收费，这样的交易，今后每年还将继续发生。
在所有的上市公司中可以分配而不分配的公告中都有这么一句：“为了公司的发展和全体股东的（长远）根本利益，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期利润不进行分配。”什么是“根本利益”？照寓意理解“根本利益”，包含着长远利益，作为长远利益的对立面是眼前利益，两者相比自然是长远利益重要，可没“眼前”何来“长远”？一些上市公司充分利用了“中国特色”用一些“长远利益”之类的似是而非的字眼来掩盖损害包括国家利益在内的所有“股东”的根本利益。用句土话就是：“讨了好了，还买乖。”突然想起老一辈革命家陈云说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足球终于抬头挺胸而不看别人脸色地冲进世界杯了，但这并不表明本届中国足球队是历届国家队中最强的而恰恰是相反，关于这点无论专家、媒体还是本届中国足球队中的老队员都指出了这一点。但本届中国足球队还是胜利了，而且是大胜利。这岂非是悖论？是运气吗？不是，是对手太弱吗？好象也不是。因为在10月13日与中国队对阵并以3：0的比分大败的卡塔尔队是连着两届“十强赛”战胜中国队的球队。那么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主教练米卢说的好：“态度决定一切。”这话听起来耳熟，原是我们党历来强调的。怎么？米卢同志是共产党员不成？怎么那么熟悉思想态度问题在事业中的作用？
那么，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我们的管理层和上市公司能从中国足球队的胜利中悟到些什么？因为有时候是可以举一反三的。
原文载于《中国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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