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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堆上的黄豆
陈
力
往事如烟......
如烟的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有许多已经渐渐地从记忆中淡出了。可是，30年前在安徽蒙城插队时的经历，却如同溶入血，,铸进脑海一般，牢牢地留在了记忆深处，众多旧事中，有一件我犹为难忘......
1969年元旦刚过我们就来到了农村。天特别冷，平地上积了有两尺厚，整个淮北大平原上一片银装素裹。听老乡们说，一、二十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我们落户的村子叫路楼。这是一个在当地算比较大的村子，除了少量的外姓人家外，大多数都是路姓人家。村中的条大沟，整个村庄因此被分为前楼、后楼。我们在前楼西队，虽然前楼西队在当时整个大队的20个生产队中算是比较富裕的，可是一个整劳力一天的工分值仅3.4毛钱，绝大多数老乡住的屋，屋里除了土坑和吃饭的桌子外，至多有个放衣服的木箱，此外再没有什么家俱了。每天只是吃二顿饭，还是半干半稀的，有的人家因为缺柴，做饭时锅里煮的是地窖里储存的红薯，灶膛里烧的是晒干的红薯干，心疼得每天只吃一顿饭，初来乍到，面对这样的环境如何生存，我们要过的“关”很多。
春耕大忙开始了。当时生产队时穷，没钱买足够的化肥，备耕需要的肥料，主要靠农家肥，因此家家门前都有一个沤粪池，灶坑里扒出来的草木灰，清晨拾回来的牲畜粪，洗碗、涮锅、淘洗粮食的污水等都往这坑里倒，就连猪圈里的垫土“起”（当地话“挖”的意思）出来，也是倒进这坑里，日子久了，这坑里的污物沤得黑黑稠稠、腥腥臭臭，就成了很好的肥料。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几个女知青和队里的嫂子、姑娘们一起拉着大车往地里送粪。男知青们则和队里的小伙子们分别去各家的粪池起粪，并负责装车、缷车。装粪的大车虽不重，可跑了几个来回后，我的额头上却也沁出了密密的细汗。
当又一车粪肥在地里缷完后回到村里时，队长招呼说可以休息了，于是，有老有小的大嫂们忙着往家里赶，想乘空干点家务活。我无“事”可干，四处随意张望着，忽然，目光被吸引在不远处，只见队里的饲养员大伯的老伴正弯着腰，伸着头，而对着自家的粪堆寻觅着什么，她一只手扶在胳膊和身体间夹着的瓦盆沿上，另一只手不时从粪堆上捡起什么，放在衣襟上蹭蹭又扔进盆里，两鬓花白的头发，从脑后膨松的发髻中滑落出来耷拉在额前，被风吹得轻轻拂动。我很纳闷：这堆粪刚从粪池里起出来，稀哄哄的臭极了，上面能有什么好东西？大娘怎么跟寻宝似的那么认真？再说，那瓦盆是村里人合面，洗菜的常用炊具，粪堆上有什么东西值得她捡起来放在这瓦盆里呢？好奇心的驱使，我不禁想弄个明白。
“大娘，您在干什么呐？”我性子急，还没等大娘答话，我已凑到了跟前。当我看清楚一切时，蓦然楞住了，原来大娘只不过是在把一些撒落在粪堆上的黄豆捡起来放进盆里。
“上岁数了，眼神也不够使了。想趁天好淘点豆子晒干，赶明儿好磨点豆面，可盆里的豆子还没有捞尽，就把水泼出去了。这不，还得一颗颗往回捡。”大娘一边回答着我的问话，一边仍不停手地往盆里捡豆子。
“大娘，这豆子都倒在粪堆上了，别捡了吧！”我不由脱口而出。
“唉！种庄稼不容易，种豆子更不易了，糟塌了心疼！捡起来淘洗干净一样管（“管”在当地方言中是“行”，“可以”的意思）。”我自以为自己是不乏珍惜粮食的意识的。然而，对于大娘刚才的举动，我还是非常惊讶！几粒倒在了粪堆上的黄豆，难道真的非去捡回来不可吗？我觉得，如果这黄豆是倒在地上，大娘去捡，我一也不会意外，可是，把不经意间倒在粪堆上的黄豆再一粒粒重新捡回来，未免有点太“过”了吧？然而，大娘那佝偻的身躯、花白的头发、沧桑的面容、青筋凸兀的双手，特别是粪堆上那几粒黄灿灿的豆子，却不时在我眼前叠现......
日子像流水一般淌过，30年转瞬即逝。这期间，我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上学、工作、成家、立业，生活与在农村时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家和全国人民一样，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可这些年来，我总舍不得丢弃家里那些虽旧却仍有可用之物，尤其舍不得倒弃吃剩的饭菜，有时甚至为此而使家人觉得不可理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想起那几粒粪堆上的黄豆，我就觉得弃之不忍！我也知道，我们早已无须为了节省粮食而在不干活的天只吃两顿饭了，国家粮食储备的殷实，可使我们即使遭遇颗粒绝收的大灾之年也无饥馑之虞；经济学家也说，适度的消费在一定程序上是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扔几件旧衣服，倒点剩饭菜，在今天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我总觉得，消费不等于浪费，即便物质生活再富裕，我们也不应该大手大脚，尤其不应使奢靡之风在社会上蔓延。兴家好比针挑土，败家犹如水堆沙，奢侈之灾甚于天灾。更何况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还有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尚未脱离贫困。全国人民分厘丝毫的节省汇集在一起，就将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无论用于建设还是用于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都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本文作者：原名陈维娜，1969年元月插队立仓公社，现在北京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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