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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

作者:   董浩


第5章  梦断云岭家乡远

  情感和理智——扎根与反扎根——久别重逢——历史揭示的真理

  上山下乡开始的一、二年,知青初来乍到,以为一两年就可以离开农村。对一切都很新奇,(他们哪里知道在安排他们命运时,那个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的内部规定,已经内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在这里是一辈子的)但随着艰苦劳动的开始,理想的幻灭,加上清苦的物质生活,知青心中充满了彷徨,苦闷与痛苦。

  劳累和贫困也许还可以忍受,政治上的排挤与打击,却令人抬不起头来。不少知青的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污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人常常被置于令人难堪,自尊全无的境地,其心灵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知青们没有反抗,因为“不关我的事。”

  第7团某连建在大山里,交通十分不便。知青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与其他连队相比要艰苦的多。长期的精神压抑和高强度的劳动,使男女知青在生活和劳动的相濡以沫中产生了感情。呜呼,具有5千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贪婪”扑向异性新鲜的肉体。上海知青D和他的恋人就是这样热烈地品尝着爱情的“禁果”,不幸的是女知青意外地怀孕了,但他们不能结婚,结婚意味着取消探亲假。而回上海探亲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上海已不是作为“故乡”那个抽象的符号那么简单,而是他们的寄托和每二年就可以去取食物的大后方。为了免于被取消二年一次的探亲假,他们决心把孩子打掉。女知青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带子勒腹部、拼命干重活、故意摔跤,以至到处找药吃,但那孩子仿佛铁了心似的牢牢地占据着年轻母亲的子宫……最后那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可却成了白痴,并且终身站不起来了……

  男知青D被作为流氓而五花大绑地押送到团部,每天带着脚镣进行强制劳动。他是“流氓”吗?大家都知道:不是!但没人站出来替他说话。因为“不关我的事。”只有他的那个孕妇恋人每逢星期天挺着大肚子翻山越岭地从大山里赶几十公里路往团部,为D送一些吃的和替换衣服。

  单就环境而言,在团部劳动,无论其强度和吃住条件肯定比D在大山里要好得多。

  可见“专政”的威慑在于心理的窒梏和精神的压迫。这使我想起曾经读过的陈若曦的一篇名为《纸铐》的小说。

  在这种社会价值的主导下,对生命的尊严的忽视潜移默化为一种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只要灾难不降落在我的头上,对灾难的反应就异常麻木和迟钝。然而,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集体冷漠,它会摧毁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以为灾难于己无关,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最终也会将灾难“分配”到每一个漠视者的头上。

  这种集体无意识使人很容易想起写在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的那首法国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悔恨之诗:

  起初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可不,面对对生命价值的摧毁行为,如果我们不吭声,以为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一旦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还会有谁来为我们主持公平呢?

  现在仍是漂亮雍容的上海女知青Q,直到现在仍对一些知青的恋爱投去轻视的目光,认为他们眼光短浅,意志薄弱。“不要太吓人哦……我从来就没想过在农场一辈子……不要太吓人哦……”她有过许多追求者,但她严格地把握住男女交往的分寸。“是的,当时有不少人追求你,你就没有动心或者中意的?”在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她。“我有过中意的……虽然他不是上海人……其实,一个女生独自生活是很艰难的……是很想有个男生帮助的。”她显然陷入回忆之中。“但我和他都坚持不越雷池,把彼此的好感牢牢地锁在心里,而不任其发展……不要太吓人哦……找一个人随便结婚,住在看得见天,四面漏风的破草棚里……盐水下饭……随便生几个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不要太吓人哦……”

  她的表情带着点夸张和自诩。“那么,当初你就知道自己能回上海?”某同学善意地揶揄她。“如果我能未卜先知,那我一定恋爱了……互相照应总是不错的……反正总能回上海的。”她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嘲讽。“我只有努力地表现自己,走曲线迂回的道路,也许有一天我能离开基层连队……毛主席不是说吗:‘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万一有一天能搞到一个病退证明,营部或团部也许会看在我的要求上进的表现上,放我走……可一旦恋爱,因感情问题而走不了,或者走了也牵肠挂肚的……又何必呢?”她很认真地继续说着。

  为了万一能走,而且走得省心。“不许谈恋爱!”几乎是全部的家长都这样叮嘱或告戒自己当知青的孩子的。也确实因返城而出现过诸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劳燕分飞的结局,可当初的知青呢?却是那么地想恋爱而又惧怕恋爱。究其根源,无非是害怕由城里人成了乡下人。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知青心。”

  在情感需要和理智现实面前,人们总是怀着极大的遗憾和克制被迫接受后者,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若非亲临亲为,这种选择带来的苦痛,岂是旁人所能理解的?倘若在今后的漫长里,更被事实所证明这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是错的,为这种选择付出的代价将是“一生”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女知青Q的想法是许多知青共同的做法——哪怕的确是错过了好因缘。

  话虽如此,但还是有个别知青出于政治上的幼稚?生活上或者一些其他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终于扎根了。他们如今生活的怎样?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成都来的电话:为了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成都知青发起一次重返云南的活动。当那些身着式样陈旧服装的扎根知青和服饰光鲜的他们互相面对面时,久别重逢的战友是经受着怎样巨大冲击和百感交集?

  第7团第3营某连上海女知青B,是一个扎根知青。她没有跟随大家一起返城而嫁给了老农工的后代。这30年她是怎样过来的是可以想见而不用一一道来,但更是一言难尽的。B皮肤黝黑,额头刻着深深的皱纹,关节粗大的手掌不时驱赶着蚊子。与昔日的战友相比,她更本谈不上保养,因此看上去要比她的那些城里的同龄人至少老上20岁。全然没有了一个曾是大上海子民的成熟妇女的风韵而恹恹然似一个边地老妇矣。她操着流利的滇西方言,向昔日的战友诉说着别后的境遇。简单地说,B的丈夫上山劳动死于毒蛇咬伤,儿子参与中缅边境的贩毒而被判入狱。

  我耳边似乎也响起了B的一声叹息:“当年我也回上海就好了。”的确,如果她当年与我们一起返城,也许遭遇不至于此?我想应该是的。毕竟在大城市里各种规章和法制要健全的多,似乎死于毒蛇咬伤和犯罪的概率毕竟要小得多。不知道上海是不是还可以接纳她?其实按政策,现在的她仍是可以回上海的——但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B决定要老死云南。

  因为有许多障碍阻挡了她的脚步。人心难逾啊!

  “使我们稍有宽慰的是她已经住上了瓦房——虽然很破旧,也有一些家用电器——虽然在我们眼里这些电器已经是淘汰的了。”这是电话那头说的关于成都知青返滇内容的最后一句话。

  甲寅年(公元1974年),兵团改制为农场,就像当年农场改制为兵团一样。随着现役军人的撤离,农场——兵团——农场,乱哄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场面在本来就不安心兵团的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知青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兵团来的,囤垦戍边、扛枪卫国是何等的光荣和浪漫。(在云南农垦10年,“建设兵团”只存在了4年,但知青们仍然下意识地拒绝“国营农场”或“农场知青”这些词,直到现在,当年的知青们依然习惯于用“兵团”这个称呼,自称为“兵团知青”,就是现在,一般在相互间的交流或介绍上还是沿用兵团时期师、团、营、连的番号。如“×师×团×营×连”,而很少称“×农垦分局×农场×分场×队”。似乎“建设兵团”的“档子”要比“国营农场”高似的,这真是个奇怪的心理现象。)“现在不算兵团了,“我们知青怎么办?”可农场认为,如果放任这种思想骚动、蔓延,整个农场势必陷于瘫痪。由此,农场中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空前地展开,各分场纷纷开展“表态”活动。

  表态,是非此即彼的宣言,有时是一种虚伪的矫情和谋生的手段,它只说明你表面上的立场和以此产生的影响,与你的真实思想无关。哪怕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本质上的需求,或者你根本就是违心的。因为面对太多的不确定,你有许多既得利益要维护。

  知青们分成两派。“扎根派”知青在各种大小会议上认真地宣誓,虔诚地的表态,也许他们是真心的。也许他们更明白,这不是真正的他们,而是给别人看的他们。然而这是形势的需要。但反“扎根”们则对此嗤之以鼻,始终认为,他们不属于农村,因此以沉默来抵制扎根。他们是诚实的先知先觉者。而且双方都能背诵并深刻理解老人家的语录:“最后胜利的取得,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世界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决不要轻易放弃,哪怕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

  随着兵团改制为农场,第7团“农田大战指挥部”亦更名为孟定农场第6分场。但因改制而引起的骚动却不象改制本身那样简单。由于该分场是新建单位,生活条件差,财产底子薄,劳动强度大,而且人员(包括指挥机关)全由全团各单位抽调组合,因此凝聚力、向心力就显得格外不足。星期天,如果谁要到6分场去玩,除非你事先预约,否则准扑空,人都回原来连队去了。在大家的思想里,6分场的连队并不是自己的家。所以人心的骚动与其他分场相比,第6分场各连显得特别动荡。因此在6分场,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尤为激烈。

  其实扎根是绝望知青的无力自拔的虚妄的精神宣誓。谁都明白,越扎根就越没希望,越没希望就越扎根。因为他们本质上还不够出类拔萃,既没指望回城,那么只能寄希望在农场混得好一点。可一旦有望回城,他们的转向决不比谁慢,这些人是典型的“红皮白心”,而这类人通常以知青干部居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苦衷。

  上海知青L,银行职员子女,原水稻连农工。他身体非但不是强壮的,而且患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按理,他是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可偏偏被分在水稻连当了一名农工。他勤勤恳恳地劳动,决不以身体不好为由而要求减轻劳动,尽管他确实需要照顾,甚至根本就不该上山下乡。他为人低调、谦虚谨慎而不张扬,也从不在领导或别人面前打任何人的小报告或说他人的不是。相反当别人在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提供恰当的帮助,自然这种帮助必须是有分寸的。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他是既不敢做,也不能做,更不肖做。因为“干好自己的事”是他为人的准则。因此在农场都是初出茅庐不谙人事的知青中,他的老练和沉着就显得格外突出(现在想想,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很佩服L知青当年就有的稳重和沉着)。知青L,在农场里的最终职务是孟定农场第6分场的副场长。

  知青L,虽位居第6分场副场长,想必他也不会安心农场,因为他明知自己的身体是不适宜在农场“坚持到底”的,但他更知道,“上山下乡”是国策,“国策”是不会因为知青们的不安心而改变的,而且他身为副场长的身份,更不容许他有依附普通知青的言论,因此,每当知青们在他面前流露出不安心农场的思想时,他就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总是找借口离开或者作某种“你们的牢骚是徒劳的”之类的暗示。可贵的是,在各种场合他总是尽量避免作扎根表态——除非不得已时也是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知青L,他比一般知青要来得更为成熟和稳重。

  L副场长最终积劳成疾,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旧病终于急性发作,由团部医院发出病
危通知单,才不得不丢下他苦难的知青战友而以真正的病退回到家乡。

  “……那时侯的农场实在太苦了……再会了……有空我们再聊……”这是他在30年后的一次聚会将要结束而临告别时,握着我的手淡淡地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貌似淡淡的一句话使我隐约看到L副场长当年的埋在心底的苦衷。

  对不起!L副场长——为在扎根与反扎根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误会过你。

  由于他的能力加上成熟和稳健,知青L,现任某银行行长。

  女知青N副连长,在营、连各级组织的各种扎根会议上,她总是以先进知青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她忠于理想,真诚地大声疾呼“横下一条心,扎根一辈子!”在戊午年(公元1978年)开始的知青们罢工期间,她顶住了种种风言风语的打击,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只是显有些得形只影单……

  大返城开始了,应该说,看着昔日的同学一个个的离开,想来N副连长的心理也是彷徨和落寞的,幸亏此时农场的态度从尽量不放行知青到动员知青离开,来了180o的转变——因为“知青是‘飞鸽牌’,总是要走的,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永久牌’!”——所以她还是得以踏上了归程。

  后来她所在的某服装厂与外商合资,女知青N,现任该合资企业人事部经理。

  这里想起毛主席的一段语录:“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当你成熟并懂得反思时,你已经不再拥有曾经有过的某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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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

引言

1章  此去关山千万里

2章  少年壮志话英雄

3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4章  艰辛岁月思前事

5章  梦断云岭家乡远

6章  殊途同归人安在

7章  青春做伴好还乡

8章  艰难创业百战多

9章  岁月如歌尽蹉跎

10章  与尔同消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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