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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

作者:   董浩


第6章  殊途同归人安在

  “红”与“黑”的较量——死亡与"升官"——魂兮归来——“画圈”
  
  当现实环境的险恶把原先想象中囤垦戍边、扛枪卫国的光荣和浪漫的憧憬击个粉碎后,任何可以离开兵团农场的手段知青们都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生活的艰难,每天都有大量的知青流回城市,使国家铁路的有限的运能都放在运人上,比如,上海到昆明的客运列车本来是隔天发一趟,后来不得不每天发一趟,而且不少知青因“囊中羞涩”以至坐车不买票。同时他们返城后并不及时返回而滞留,又给各自的家庭和城市社会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更有甚者,相当多的“少数女知青”被相当多的“一小撮”上司蹂躏,为了返城或生存,她们都抛下城市女孩的矜持,“心甘情愿”地伺候这些“土皇帝”,或嫁夫生育,或甘当“玩物”。凡此种种,都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癸丑年(公元1973年),福建蒲田的一个小学教师李庆霖给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种种困难。领袖阅后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寄给他,并回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由于知青境况越来越糟,于是,各种走后门的投亲靠友、“困退”、“病退”、“当兵”、“推荐上大学”等五花八门的返城运动悄然兴起。因此知青们“创造性”地挖空心思寻找离开农场的途径。如为考取大学而不惜自残肢体以换取休息而得以有时间来补习文化,又如,大量地服用“麻黄素”以引起心动过速而指望能“病退”,再如嫁、娶内地的男或女,以期离家乡近一些……

  这些手段大致可用“红”与“黑”来概括。所谓“红”,就是通过自身拼命地“改造”来获得提干、参军、病退、被推荐上大学等机会,这通常是平民子弟的做法,比如前面提到的女知青N等;所谓“黑”,就是通过后门来实现上述目的。比如第7团第4营8连的昆明女知青苏建萍,就是先在昆明打通某些关节,带回了权威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然后自己再在连队装癫痫病,仅“发病”一次就办成了“病退”。

  但是,能离开农场的能有几人?大多数家庭是没有门路的,于是大多数知青只有在苦闷中度日,有些知青,为了返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其实,“红”与“黑”的道路也非彼此对立的,在许多时候“红”与“黑”是以互相转化、结合的方式出现的。这通常是“知青贵族”的手段。

  原上海长风中学的76名知青被分配在第2师第7团第4营。时至今日,每当同学们有机会相聚时,会谈起两位男女同学,当年他(她)们乘同一列火车,分在同一个连队。而他(她)们的命运也都是在同一年——癸丑年(公元1973年)时人生的轨迹发生相反的突变。

  屠梅丁,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不能被遗忘的沉重而又黑色的名字中的一个。他风华正茂的生命在癸丑年(公元1973年)嘎然而止,把年轻身体永远留在了他决不愿意留的地方。而留下他肉体的原因恰恰是不想留下的灵魂,这实在是一出黑色的悲剧。

  屠梅丁,生于已未年(公元1954年),家住上海山阴路,是原上海市长风中学红卫兵团团部成员。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据他说,味精是他外公在日本发明的,所以味精的原名叫“味之素”。他,1.77米的个子,背微逅,长着一张在人前总浮着微笑的十分生动的圆脸,圆圆脸的上有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和一双圆圆的耳朵,给人的影响是友好温顺、具有较强的“外交”活动能力的。有人说,他的死亡是由于他向某个美丽的女生求爱不成,而决意走“红”与“黑”相结合的路,籍此离开“伤心地”。他希冀凭借自己的活动能力和自身的“改造”,渴望成为一个“准知青贵族”,来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如果屠梅丁“甘心”扎根,那后来的悲惨就不会发生了。

  癸丑年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他和平常一样,外出展开他的“外交”活动。这次的地点是营部机务排。当他得知有台机车在外抛锚时,便主动放弃休息把一根钢丝绳扔进驾驶室后,便陪一位驾驶员驾着履带式拖拉机去把故障车拖回来。“东方红75”在宁静宽敞的橡胶园里全速地奔驰着,显得十分惬意和意气风发。机车的巨大的轰鸣和履带飞速地抖动声打破了橡胶园的静谧,连互相之间的对话也要大声喊叫。这时,屠梅丁发现由于震动,驾驶室里的那根钢丝绳已大部份被颠出去,快要缠在飞速滚动的履带上了,于是他就想用脚去把它钩上来,哪想到,就是那根他随手扔进驾驶室钢丝绳一下子把他的脚套住,并把他活活地拽出驾驶室而绑在履带上,跟随着飞速滚动的履带一轮轮地向前……钢铁的履带残酷地每转动一轮就在他身上碾一次,一轮……二轮……当驾驶员发现屠梅丁的惨剧时,立刻慌了神,竟然忘了煞车,也想去用脚钩死套在屠梅丁脚上的钢丝绳扣,指望把它解下来,于是他也被卷入履带……无人驾驶的“东方红75”机车就这样拽着两个年青的生命一直到撞倒橡胶树后才因水箱撞破而停下。这时的屠梅丁整个人已被钢铁履带撕成残肢碎体,惨不忍睹,气息全无……殷红的鲜血在履带的压痕上汩汩地聚成小血洼……

  最终在M同学等的护送下,屠梅丁被安葬在团部医院后面的山坡上。面对一座新坟,前去送别屠梅丁的同学都流泪了。不知道是伤感还是愤满?是为屠梅丁还是为自己?屠梅丁的时间在此时此地终止,瞬间化为永恒。终年19岁!

  啊,19岁!一个多么辉煌的年龄。如果说一个91岁的人的逝去,带走的仅仅是夕阳;那么一个19岁生命的夭折,带走的却是朝霞!

  团部按“因公死亡”的有关政策,每月把他工资26元的40%按时寄回上海。至今应该没有中断。

  使我们不解的是,他们竟不知道在飞驰的机车上这样做是操作规程所不允许的吗?“谁知道,我当时吓坏了,脑子了一片空白,自己怎么被卷下去都记不得了,连疼痛和害怕都记不得了,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吧?”那个将终其一生与双拐为伴的驾驶员仰天叹息着。他比屠梅丁稍幸运,仅一条腿被碾断,造成重大残废。最终他以病退回到上海。

  此次事故在第7团,特别是在原上海市长风中学赴云南兵团的知青中引起极大震动。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每谈起云南,仍要想起屠梅丁。而那位婉拒屠梅丁示爱的美丽的女生直到现在仍把屠梅丁的死因归结于自己,有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心结,浓重阴影始终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当她遇到什么坎坷时,就委屈地说:“因为屠梅丁,是老天在惩罚我……虽然我根本不爱他,何况我已经有对象了……这不能怪我……”她的双眸里时有一丝抑郁和阴翳闪过,使人为之叹息。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首往事,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屠梅丁的死亡实在是整个知青命运的缩写,是因历史的倒退所造成的。面对死者和生者,我们不禁要问:屠梅丁希望通过走“红”与“黑”相结合的道路而离开基层连队,最终达到离开兵团的目的,是因为那位女生拒绝他的示爱而萌发并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吗?他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能力成功地离开基层连队,他一定在想:“为什么有人能籍此离开基层连队,而我就不能?我也要奋斗。”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即便那位美丽的女生接受了屠梅丁的求爱,屠梅丁就会“甘心”在兵团扎根吗?答案是显然是否定的,他(她)们一定会通过“红”与“黑”的道路去寻找回城之路的。因此那位美丽的女生是无须有着歉疚和自责的心理的。愿她早日卸下背了近30年的重负。

  哦,归去来兮。我那友善温顺永远19岁的同学屠梅丁,愿他灵升天国,魂归故里。

  芳,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有着传奇色彩的响亮名字中的一个,她成功地通过“红”路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从而脱离基层连队进入团部机关。她与许多知青干部一样,在动荡的岁月里无数次地表示要扎根,而且宣誓决不动摇。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发誓扎根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竟是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这也实在是一出具有黑色幽默的喜剧。

  芳,家住上海四川北路,是工人的女儿。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很本分的女同学,她长得极普通,是那种看过一眼后转过身就会忘记的女生。好象也没听说过她有什么惊人的表现和突出的能力。癸丑年的有一天,某个同学自豪地告诉我,我们长风中学的“铁姑娘”芳从基层连队直接调团部任副政委,兼团党委副书记,我大吃一惊,也不知她付出了什么巨大代价。旋即跟着骄傲起来,毕竟是我们长风中学出来的,是整个第7团上海知青中职务最高的。虽然我从未与芳讲过一句话,更无半点交情,但我对她印象不坏。

  因为从没见过她在大小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我听到的只是关于她的美谈,比如,有同学告诉我,芳虽身居县团级的高位,但从不以官位压人,仍然平易近人,也不怎么搞特权,依然保持着作为工人的女儿所与生俱来的本阶级的朴实无华。

  在庚申年(公元1980年)前后的大返城的浪潮中,知青干部们的处境实在很尴尬,在广大知青眼里,芳们已不能算“自己人”了,但在农场干部眼里,她仍是“他们知青”。因此在知青们闹得最厉害时,她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所以聪明地回上海探亲,从而远离使她难于表态的尴尬局面。直到大返城开始后,她刚返回农场就被推到处理知青返城工作的“第一线”。(“花瓶”副政委终于起独立作用了)在许多农场干部惟恐过去过分地压迫知青而遭痛打时,芳却安然无恙(这种“以夷制夷”的方法,果然是个高招)。

  这实在与她平时为人有关。突然想起:团党委看中芳作为兵团门面的装饰,也许正是由于她这个特点。要不,有能力的“铁姑娘”有的是,为什么选中她?我不知道芳看到一批批的昔日同学纷纷回城了,她心里的波澜是不是壮阔的。

  但我确切地知道,农场领导把放行知青的大印交给了芳,让她负责给知青盖章,一拨一拨的回城知青像一波一波巨浪似的团团围住她、冲击着她的办公室,连吃饭睡觉甚至上厕所的时间也不给她,以至芳大哭起来,毫无县团级干部应有的处乱不惊的风度。这就是我们的副政委,团党委副书记。褪去头上耀眼的光环,她本质上还是一个朴实无华知青女孩。

  也许人们会问:“红”与“黑”的“较量”就是这样极端的吗?当然不是!这仅仅是个别的现象。但象征意义却是十分典型,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们对前途的思考和追求。在“红”与“黑”构成的十字架前,我不由得困惑起来:怎么评价这种“较量”呢?

  多年来固定模式的教育,使人们在思维定势上总是把事物分成三种形态:在政治上分左、中、右;在观念上分新、旧、半新不旧;在处事上分上、中、下三策;在判断上,分好、坏、不好不坏……可为什么一定要习惯于机械地、黑白分明地那种绝对价值方式去判断呢?其实,充实与空虚,幸福与痛苦,高尚与卑劣,勇敢与怯懦,诚信与阴谋,不就是一种观念的差异吗?先人们说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从这个角度说,屠梅丁与芳殊途同归了。哲人们说了:幸福——就是对理想的期待!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追求!

  啊,副政委同志,如果让你重来一次,你还是选择这样的路么?我想你一定会选择局部微调的。

  自然,历史是不能重来一次的,但前后左右地反思一下肯定是有益的。

  我回城不久,芳也终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上海,顶替进了卷烟厂,由于她是县团级的副政委和党委副书记,因此成了当然的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又后来听说她由于能力不太强和大致归入“火箭式”干部等原因,职位逐级下降,最后成了车间里的普通工人。她的经历像画了一个圆,完成了从哪来到哪去的过程。知青时期的荣耀和既得利益在一夜之间全部褪色,她与普通人一起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可能面临着生存竞争。

  哦,别来无恙。我那朴实无华的女副政委同学芳,愿她全家健康,孩子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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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

引言

1章  此去关山千万里

2章  少年壮志话英雄

3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4章  艰辛岁月思前事

5章  梦断云岭家乡远

6章  殊途同归人安在

7章  青春做伴好还乡

8章  艰难创业百战多

9章  岁月如歌尽蹉跎

10章  与尔同消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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