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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

作者:   董浩


第7章  青春做伴好还乡
  

  “知青工作会议”——火山爆发——返城与战争有关?——赵凡的无奈和痛苦

  乙卯年(公元1975年)北越在美军撤出越南的第55天后就推翻了南越傀儡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可是,在战后越南,其领导人却醉心于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自导自演地给自己戴上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高帽子。

  越南以为自己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充足,还自认为自己经过战火考验的兵员战斗素质也是第一流的,而且刚同美国交手完毕,实际的自我感觉达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这时的越南,本应利用战后和平与良好的国际及周边环境,利用可以大大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和大量的外援,大力发展经济,休养生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长治久安。但由于1978年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歉收,使战后的越南经济萧条,负担加重,为此,一个共产党当政的国家居然就试图拣起早在19世纪末,作为曾经是敌国,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法国为了控制东方而设计的以越南为中心的“印支联邦”的设想,加紧对印支的其他两国实行奴役。它们一方面向柬埔寨扩大生存空间和移民,一方面蛮横地掠夺大米和其他资源并大肆掠夺和没收华侨的财产,用武力驱赶华侨以解国内的危机。越南终于在已未年(公元1979年)初攻占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这种大规模入侵邻国的军事活动的本质及其后果在后来的1989年2月,已被白发苍苍的西哈努克亲王发表的声明所证实,亲王提请国际社会注意:10年来已有100万越南移民在柬埔寨定居;冒充高棉士兵的越南军人已被安插进柬埔寨军队;洪森——韩桑林政权的各个部门、行政机关及其内外政策均受越南的严格控制与指挥。

  越南,穷兵黩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因中国不支持其“印支联邦”设想,也对中国进行军事骚扰。越南当局反华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大肆驱赶华侨和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进行蚕食,制造边境冲突。自戊午年(公元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后,越南不断在中越边境沿云南到广西一线不断制造挑衅和流血事件。战争一触即发。

  戊午年(公元1978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到了深入人心的第10周年,这一年的10月,国人瞩目的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又一次召开了,此次会议的背景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国内各个领域都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而知青是个很敏感、牵涉到全国千家万户,可以说是事关全国是否安定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此次会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全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今后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将遵从:“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老知青的去向问题。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的知青集中点之一。那里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北京、成都、重庆和昆明。不幸的是,云南兵团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要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文革中迫害知青的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

  比如:1974年,几千名知青沿着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昆明行进,徒步请愿,昆明与北京都为之震动,最后出动军队,实行逐个强行遣返。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查处的“河口事件”,就是奸污和捆绑吊打知青的大案件中的云南兵团某独立营营长贾小山和某连连长张国良。

  现在想起来,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最高决策层心中就有着隐隐的不安,要不何以中央设“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直至街道层层设“知青办”,而且每年都有不少“××知青慰问团”去各地巡回?

  四川省知青慰问团到云南的慰问活动揭开了黑幕的一条缝。

  慰问团的不少成员有子女或亲属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他们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连队,和子女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还和子女一同参加劳动。子女理所当然地将实际情况向家长汇报了:

  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进了马棚。云南亚热带地区蚊虫成群,尤其是马棚牛圈,更是蚊子、马蝇的聚集点。马有尾巴可以驱赶它们,而捆起双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过去。第二天早晨,当那个男知青被抬出马棚时,全身已肿得不像人样了。

  男知青小李和女知青小王,在中学时便青梅竹马,来插队后相亲相爱,这在当时当然属于犯忌之事,是没好好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不安心接受再教育的典型。他们有一次在橡胶林中谈情说爱,热烈亲吻拥抱时,被几支手电筒光柱照住,当即被扒得一丝不挂,押回连队,站在空场前面,接受全连一百多人的批判。

  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连队已成家常便饭,一些营和团部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都派知识青年去,每年都发生因排险、因砍大树、因山火而常有知识青年死去。有父母、亲属作为慰问团成员而来云南的知识青年纷纷悄悄哭诉这些遭遇,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说,因为慰问团总会走,也因为他们还要表现出为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无畏精神。

  但四川省慰问团的材料终将这人类史上空前的大奸污案的黑幕撕开第一道裂缝。最终在新华社有关人员经实地调查而成的内参出现在政治局会议桌上,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者的高度关注,并迅速做出了反应。责令云南省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处理迫害知青问题,中央工作组随后就到!

  而在此之前云南兵团1师独立营营长贾小山(副团级现役军人、战斗英雄)、1师2团4营教导员庞真权(转业军人、学毛著标兵)和连长张国良等因强奸、迫害知青,因周总理的过问已经被押赴刑场枪决。

  大公审终于开始了。河口——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的知青终于看到了“红顶土皇帝”的下场:在一种沉闷,肃穆的气氛中,主席台上一个领导拍案而起,大声宣布:“把犯人押上来!”在一排枪口中,十几名现役军人被押上会场。武装战士们冲上去,愤怒地撕下了十几个被审判者头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领章。在列举了这些“人形兽”的罪行后,军事法庭宣布:“第四师十八团的副参谋长被判十六年徒刑;第四师十六团的保卫科长被判六年徒刑……”

  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在云南农垦总局临沧垦区的孟定农场,知青们比任何时候都关心报纸,他们力图从字里行间看出一点对于他们命运的消息。小喜大忧、喜忧参半的情绪始终在知青们心中挥之不去。

  终于有一天“火山爆发”了。其实引起全体农场知青愤怒、也是导致云南农场知青首先公开打出返城旗号,从而成为引发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的导火线的,只是从“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知青工作四十条》里的一句话:在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学生,属于“农工”而不算“知青”!这句话使农场知青产生被出卖、被打入另册的感觉。与插队知青相比,云南的农场知青虽有每月26元的收入,但却少了插队知青所享有的国家补贴,准军事化组织的生活更使他们没有了人身尊严和自由。连当年素有儒雅著称的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一些干部迫害知青和奸污女知青的法西斯行径的材料后也击案而起,勃然大怒:“这不是共产党,这是国民党!”其实按一些色狼的所作所为,就是国民党政府也绝不会容忍的。

  前几年的以《中国知青梦》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已经把云南农场知青的苦难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里干最重活的是城里来的孩子,吃最大苦的是知青,就某些方面而言,生产建设兵团的确有点像“劳改营”——我们应该向这些作者致以知青的敬礼!

  现在“知青工作会议”居然把农场知青聊以自慰的“知青”桂冠和唯一的祈盼——接受“再教育”的权利给“剥夺”了。因为“再教育”也是“教育”,是“教育”就有“毕业”的一天,可现在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所谓“接受再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假的——他们终于明白了法国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悔恨之诗——虽然我敢说当时的知青们没人知道有马丁这样一个人,这样一首诗。但他们知道“团结就是力量。”

  1978年,云南农场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地知青都加入抗议队伍。

  在《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刺激下,于是,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开始了秘密串联,再次发动串罢工和去北京“上访”请愿的行动。

  1978年底,大批知青向昆明进发,这次军队没有出动堵截,知青涌入昆明,沿街声泪俱下地演讲,最后升级成集体卧轨行动。连滞留于昆明火车站的旅客也一边倒地支持悲愤的卧轨知青。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与老挝接壤的孟腊农场的知青砍倒了几百棵他们曾辛辛苦苦种起来的橡胶树以示决绝……

  “上访”知青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北京,并受到了王震等人的接见,以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先念等听说了云南农场知青境况之悲惨,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拍案而起,愤而下令枪毙了那些蹂躏知青的“红顶土皇帝”并派出中央调查组,调查云南农场知青的生活现状。平时很凶的各级领导突然都对知青“客气”和“敬而远之”起来,知青们不出工也可以拿工资,场、分场、连各级组织都纷纷尽力改善知青的生活……然而,这些都与事无补,也来得太迟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在交通如此不发达的云南,西双版纳垦区知青上访团到达何处;何时通过边境关卡等情况竟然如此准确地传到我们临沧垦区,传到我们孟定农场,而且决不会是官方的渠道,要知道,彼此间的车程至少4天,也无电讯可利用……知青们每天自发地集中到分场,互相打听情况。

  云南农场知青的骚动,已经逐步向全国城乡扩散,而且知青的骚动也明显对边境地区紧张的形势来说无疑是潜在的隐患,或许还可能被敌方利用?并且对人民解放军对越南进行反击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也许这是后来中央派调查组深入边境农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某天,分场广播站突然广播通知:“明天,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赵凡亲临我农场,召开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届时分场有车送大家……”这当然使知青们兴奋起来,“‘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赵凡要来?”虽然知青们知道赵凡的到来无非是当“消防队”,但“搞大了”,“有希望了”的念头还是在胸中涌动,大家奔走相告着喜讯和疑虑。应该说,在这场“知青运动”中,冲在最前面,也最有组织的是四川知青—— 坦率地说,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知青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却懦的坐享其成者——至少在孟定农场是这样!

  场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主席台好象一座孤岛,又像一条小小的舢板,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显得十分渺小。前几排的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穿着白衬衣,曾经无比自豪的头颅上缠着白布条,屈辱地低垂着,直挺挺地跪在沙砾地上,仔细看才能发现他们的膝盖部都在渗血,这种下跪已失去了本来所具有的哀求的色彩而变得具有强烈的示威和抗议的精神,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低下了藐视一切的头颅,显得十分绝望和悲壮。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已故的毛主席10年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们又算‘知青’了?不算‘农工’了?”人群中不时传出揶揄的嘲讽。居然惊动了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知青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失落已久的自尊……

  赵凡在垦区和场部领导的簇拥下出来了,当他看到前几排跪得膝盖渗血的知青时,应该说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立刻过去搀扶起他们,向他们、更向全体知青深深地鞠躬“知青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这话一出,立即引来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恸哭。

  接下来就是说他也有子女当知青的,他是可以理解知青的,等等。以及空洞无力并无新意的说教。赵凡在台上只是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他接着说:“……云南各农场长期缺油缺肉缺菜,女知青买不到卫生纸,妇科病十分普遍;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积重难返,知青自杀率为全国最高……这些党中央都知道,所以派我们来……进一步了解广大知青的情
况……”

  最后,赵凡说道:“……知青同志们,当前地区“小霸”越南在边境上不断制造摩擦,我们孟定农场虽然不与越南接壤,但我们也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安定团结,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的领导下,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赵凡是有他的苦衷的,他不能告诉知青们对越作战已近在眉睫,这是最高机密。他知道一旦把这个最高机密透露出来,将引起更大的骚动和混乱,局面将失控。

  “对抗”升级了,前几排知青有的咬破手指在白衬衣上写下“我们要回家”的血字,有的进入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绝食。群情激愤的知青开始骚动,人群中有人向台上扔石块,这是农场当局和“中央调查组”始料不及的,自然,主席台上的人在场部“警(卫)通(讯)排”全副武装的保护下,撤入场部。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想,这对于作为老一辈的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赵凡来说,应该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以为至少赵凡是同情我们知青的……。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孟定农场的知青骚动在整个云南农垦系统中可能属于“级别”较高的那种,要不,孟定农场不处在中越边境的位置,何劳中央首长的大驾?

  过不多久,从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传来好消息,孟定农场的知青开始逐渐返城了。据说这是邓小平在顶住了“两个凡是”后,替知青及其知青家庭作的好事,这又是一件顺应民心、深得人心的事。而云南农场知青的行动更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

  己未年(公元1979年)到了,我也终于收到了“顶替”母亲回沪的调令。这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呢?从庚戍年到已未年,前后达10个年头,期间探亲4次,现在,“小少离家”的孩子,好容易“老大归”了,这次可是永远的了。怀着“世纪末”似的“疯狂”,把任何可吃的东西统统吃完;把当初带去的全部日用品统统留给了老农工,颇有些“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潇洒。这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做法有点“张狂”,其实不然,在我心深处是对10年来给过我帮助的人作最后的感谢,对自己的青春作一次“祭奠”,以面对新的人生……。

  早晨,一样的天气晴朗,美丽的彩霞依旧漫天。与过去任何一天的早晨没什么区别,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新的一页翻开了。分场机务排的拖拉机来了,就象当年接知青一样,但今天却是专门送我们走的。坐在拖拉机上,面对在路旁默默地目送我们走的老农工和他们的孩子,突然想起“青春无悔”这个词,我开始有点依依不舍起来,喉头仿佛哽塞了似的。想起了许多……那些?哪些是我难于忘怀的?丝毫没有“风飘飘而吹衣”的感觉。也许今后我会有机会再返回去看看?

  其实,在今天看来,这许多纷繁复杂的思想岂是苍白贫乏、多少带点色厉内荏的一句“主旋律”式的“青春无悔”所能涵盖的?顺便说一句,当我每每听到一些时来运转的同龄人高唱着所谓“知青精神”的调子,看到他们高扬着“青春无悔”和旗帜时,在我眼前便出现动乱、失学、红海洋;疾病、饥饿、芦苇荡;蚂蝗、毒蛇、伐山林以及雨季的泥泞、旱季的酷热。

  我感到困惑。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到底有多少人愿意重返?他们何必向那些一误再误、或者没机会没能力、有能力没机会再或有机会没能力的同龄人炫耀自己的“成功”?如果他们认为“无悔”,当初又何必返城?或者让子女们荒废学业去他曾经流过血汗的地方实实在在地住上几年,也“无悔”一次?我不知道……自然,旅游不在此例。现在那些孩子们的所谓“吃苦夏令营”与知青们的当年相比,实在是“玩笑”而已。但至少我自己仅希望有机会或者带女儿再返回去看看,凭吊青春,仅此而已。而决不会让女儿去云南孟定住上几年。因为它今日以及今后的结果是那么的沉重,沉重得让人“有悔”的无比痛心疾首。

  由于中越边境的冲突,行程被终止,但也终于在2月10日与分场小学的女教师倪红一起踏上归程。到达昆明是2月17日,在昆明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最多的人群是返城的知青和越军俘虏以及在火车站广场上摆地摊的从越南逃回的华侨难民。

  这天,中国政府正式向越南宣战。

上接 第6章 殊途同归人安在  下接 9章  艰难创业百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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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戍三十年祭

引言

1章  此去关山千万里

2章  少年壮志话英雄

3章  我以我血荐轩辕

4章  艰辛岁月思前事

5章  梦断云岭家乡远

6章  殊途同归人安在

7章  青春做伴好还乡

8章  艰难创业百战多

9章  岁月如歌尽蹉跎

10章  与尔同消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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