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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隆冬，大雪铺天盖地，掩埋了漠河北红的村庄。生产队有一个孤零零的地方叫“下头”，那里的天地一片白色，只有村东头那座白桦林，露着影影绰绰的疏影，预示着人们村庄就在它的背后。
这年，中苏关系依然紧张，经常传来“老毛子”侵扰我国边境的消息。北红这一带历来太平，可人们的心就像一张刚上紧的弓，绷着警惕的弦，因为沿黑龙江北岸的峭壁之上，修筑着苏军的无数暗堡，设防得固若金汤。而我国这边，除了一个村庄和一个边防站的哨所之外，什么都没有。
已经临近春节了，生产队里派不出多少适合女人们干的活儿，只剩下“下头”地窖里的土豆种子还要挑选一遍。队长就把这轻松的活儿给了我们几个女知青去做。从村里到“下头”有七八里路，一条宽敞的马车道通向那儿，与黑龙江平行；车道高于江道数十米，隆冬季节，全被白雪掩盖着，一派“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荒凉。
这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无风无雪，暮色暗合。我们从“下头”的窖底下爬上来时，满袖尘埃，两鼻孔糊着煤烟，寒冷又饥饿。我们连忙戴好狗皮帽和棉手套，归心似箭地匆匆往回赶去。此时原野空寂，大雪无痕，除了脚下“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四野一派静谧。走了约摸十分钟，我们隐隐听见远处有什么声音时断时续，一时听不分明。过了一会儿，渐渐清楚起来，是一种机器的轰鸣声。我们环顾四周，发现远在我们身后五六里路的江面上，有两个小黑点在慢慢移动。那是什么呢?谁也不去理会。不一会儿，黑点逐渐变大，响声在寒寂的空气中格外清晰，似是拖拉机的沉重的马达。然而，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根据往日的经验，不太可能是我国的车辆。难道这天外来客竟是苏联军队的武器装置？正是大雪封江的时节，江面成了天然的车道，主航道位置上行驶着各种车辆，不能作为越界犯境。可在这荒郊野外，求救无门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年轻稚嫩的心不免惴惴不安，涌起了好多恐怖的想法，每个人都不由得加紧了步伐，肚子反倒不饿了。走了一阵，看看前边，白桦林在呼出的白汽中若隐若现，显然还有好多路。后边呢？两个黑点正在快速膨胀，轮廓也渐渐清晰，是装甲车一类的冰冷的怪物。不知谁带头跑了起来，逃命时的奔跑是不要命的，我清晰地听见自己和别人大口喘气的声音，一道又一道汗水顺着我的背脊流下。两旁的雪地开阔平坦，无遮无拦，连一个可以藏身的土坡也没有。如果老毛子们好奇心起，想对我们进行骚扰和侵犯的话，谁也逃不了：反抗？我们手无寸铁，力量悬殊；躲藏？周围大雪无边，横无际涯。或许还有暗暗期盼着的第三种可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以及大伙儿在今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敢去想的第四种可能：烈士鲜血洒江河，英勇就义。
我们一边跑一边飞快地转着脑子，那种种可能的结果在瞬间一闪而过，最后就只希望脚下露出一个地洞，好让我们躲进去，或者能像兔子一般“一步八个垄沟”，眨眼窜进白桦林里去。无奈两腿越跑越沉，像提着两口袋土豆，最后只好拖着走了，五六个人拉成了好长的一段“散兵线”。
“轰隆！轰隆！”
我回头一看，一阵晕眩，那两个怪物已经近在咫尺，暮色中，两辆架着大炮的履带式坦克，一前一后，耀武扬威，气宇轩昂地顺着江道冲来，瞬间与我们走成了平行，轮子上泛起阵阵的雪雾。我们已经跑不动，也不敢再跑了，生怕自己的惊慌和胆怯更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只要他们一时兴起，“嘟嘟嘟”地扫射几梭子子弹，一切都结束了。想到生命的完结，一刹那间，这世上的一切对我们都仿佛失去了意义。我们都有些茫然，减退了几分丧家犬的凄惶，在惯性的作用下既不回头看，也不停下脚步，一步一步地走着，显得不紧不慢，坦然自若，就像一群戴着狗皮帽的“小炉匠”。那个不慌不忙走在林海雪原间的黑匪，肩上挑着补锅担子，心中也泛滥着异样的情绪。
看到我们这样，两辆坦克的速度也减得慢慢的，并排跟着我们走。我们走快些，他们也快些，我们走慢些，它们也慢些，带着一种猫抓老鼠的恶意。此刻的我们已不怎么害怕，斜眼相觑，看见前面那辆坦克顶上突然掀开一个盖子，钻出好几个带着钢盔的脑袋来，对着我们“呜哇”大叫，还有个人使劲挥舞着两条胳膊，叫唤着什么。我们听不懂，也不去理睬，又“聋”又“瞎”地走自己的路， 并希望他们也赶快走自己的路。
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他们也感到无聊起来，脑袋重新缩了回去，立刻，两辆坦克“嘣嘣嘣”地加大马力，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我们也接近了村头那片白桦林，黑龙江在这里往北一拐弯，也迷失在视线中。
这一天晚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八两馒头和两碗土豆汤，以示生命的庆祝。命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汗湿了一套厚厚的内衣。
（作者为黑龙江漠河插队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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