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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村已经有许多年了,尽管我现在生活在繁华的大上海, 每天感受大上海的城市气息与生活节拍，但我常常怀念当年插队落户的山村，思念着那里乡亲们，我会情不自禁地从照相册里翻出那些老照片，认真地追思上山下乡的农村生活。
三十多年了，老照片的深情呼唤，让我沉浸在已经流逝的岁月中，尽管照片的颜色已经发黄，但它见证了我在农村当民办教师的历史，我十分的珍惜它。
 那是1975年，我们凌江小学建了新校，学校有了一个象模象样的规模，有了一个正正规规的校门，我抓紧机会在校门口拍照留念， 照片中凌江小学几个大字清清楚楚，我拿着讲义站在校门口的台阶上，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尽管消瘦却掩盖不住青春的气息，显示出一种教师的自豪感。尽管教师的生涯短暂，但我确确实实的曾经拥有过它。照片保存至今，让我有了一分永远的思念。
我插队的凌江大队只有两个村庄，六个生产队。上村是一、二、三生产队，下村是四、五、六生产队，我们三个女知青都分在下村。
那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运动，白天我们要出工劳动，晚上，踏着小路上的青石板到生产队参加政治学习， 帮助社员们记工分。冬天里的夜晚很冷，生产队队部总是烧着木炭火，里面烟雾缭绕，光线不是很亮，灯光下我们与贫下中农一起讨论怎样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一起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我们虚心的向贫下中农学习，懂得了许多过去不曾知道的社会知识，了解了许多农村的风土人情。
大队干部对我们这些知青非常关心，经常会到生产队来看望我们，把我们这些文化人当成宝贝，希望我们用文化知识来改变农村的一些落后现象，大队里有什么重要的活动，也总是让我们参加，我们真正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
1974年开春不久，大队干部把我们三个知青从生产队抽调上来，派起了用场。我和小胡被派去当小学老师，小谢被派去当赤脚医生兼广播员，全部搬到大队部那座两层楼的砖房子里。住房条件改变了，生活条件也好了，吃饭在大队食堂吃，有专门的人烧饭，彻底告别了那红萝卜、白萝卜吃几个月的日子，也彻底告别了自己上山砍柴烧饭的历史，别提多幸福。
我们凌江小学总共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校长姓况，还有巢老师、李老师等五个老师，每人管一个年级。 我分配当三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三年级这个班有四十多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小的只有十岁，大的有十六岁，只比我小两岁。
我们上课的教室不大，又长又窄，是一间厢房改建的，只能摆两排桌子，室内光线不是很充足，但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相当不错的。
第一次走上讲台，学生们的眼神齐齐的盯着我，我的心跳得很快，不敢直面学生，就低头照着讲义讲课，学生在下面叽叽喳喳吵个不停，议论纷纷说听不懂，我觉得奇怪，我讲得这么慢，而且读得这么标准的普通话，怎么会听不懂？学生们说以前的老师都是用本地话上课，要求我用本地话上课，这可难住了我，我不知所措，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与学生勾通，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课，我像逃跑一样的离开了教室。
我问其他老师怎么来教这样的学生，两位本村的老师对我们还不了解，怀有一种敌意，而且想看我们知青的笑话，认为知青来了给他们带来压力，他们讥笑说，普通话是城里人说的，农村的孩子只会讲土话。
我想不行，我们要改变这种现状，要把孩子引上一条新的学习道路。我是三年级的班主任，确切的说我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大孩子，要做好孩子王还真不容易，从教学方式到生活方式，我和我的学生们有过许多的磨合......
我们班上有个学生人高马大，长得挺帅的，可就是读书不用心，自认为是班里的老大，带头搞乱课堂秩序，只要他一开口，全班同学就都跟着起哄，我想，只有把他管好了，才能彻底解决课堂纪律问题。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严厉地批评他，他不服气竟然和我顶起来，我气急了，走过去，拿出在学校练投掷的功夫，一只手把他从座位上拎起来，然后重重的摔下去，他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不敢吭声，老老实实的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学生们都看傻了，没想到老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把全班最大的高个摔倒在地。
尝试了我的性格脾气后，学生们再也不敢在课堂上吵闹。当然这种方法只能用一次，不能经常用，毕竟那时是“黄帅事件”发生的年代，天天强调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谁还敢大胆这样做？否则那就要天天写检查、挨批了。
教书的生涯是丰富多彩的，要想教好学生首先自己就要有丰富的知识。我一边教书，一边学知识，每天晚上，我都要给自己充电，拼音字母从头学起，对每一个字母的发音都要求做到正确、清晰。每次回家，就到处寻找有关教学方面的书籍，探讨新的教学方法。我给学生认真地批改作业，从他们的作业中发现每个孩子的特点，了解他们的个性，渐渐地我与孩子们之间的感情融洽了。
课余时间我教学生打乒乓球、打篮球，开展各种体育比赛，教学生唱《红灯记》、《沙家浜》等京剧， 公社管文教的主任正好在我们大队蹲点，也被我们几个知青的教学热情所感动，看见我刻苦好学，就派我到县教育局去参加了两个月的教师培训班，这个机会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回来后，我认真钻研教学工作，如何启发三年级的孩子写作文是我研究的课题，三年级的孩子语言能力还不是很强，能认识的字也不是很多，要让他们能够用学到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来描述自己眼里的情景人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要求学生从一件小事开始写，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写，在写作中充分运用自己认识的字词句，不要求写得多写得华丽，只要把真实的东西写出来就可以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练笔，学生们能写出一点自己的话，描述自己喜欢的景物，写作兴趣大增，班里很多同学都喜欢上写作文了。全公社三年级的语文老师还来凌江听我的公开教学课，这种情况大大调动了我的积极性，也很合我不服输的脾气，使教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秋天到了，我们带着学生去参加劳动。大队的山上到处是苦株树、茶子树，我们就带上干粮上山，捡苦株，捡茶子，漫山遍野都是孩子们的欢笑声，农村的孩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干活，分配给他们的任务都能够超额完成。
到了集合的时候，孩子们背着茶子聚集在老师的周围，他们把自己采摘到的不舍得吃的红山楂和糖罐子之类的野果子拿出来，捧在手里非要老师们吃，从一双双伸出的小手里我们看到孩子们朴实、真挚的尊师情，老师们吃了他们采摘的野果子，甜在嘴里爱在心头。
不久，公社下达了中小学文艺汇演的任务，要求每个学校都要参加，说到搞文艺汇演，老师们就直叫头痛，农村的孩子羞羞嗒嗒，拉拉扯扯也不肯上台，表演不出好节目。我就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协助学校组建凌江小学文艺宣传队。
其实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也爱美，也爱艺术，只是培养他们要比城里的孩子多费点时间多花点精力罢了。为了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我们专挑学习好、长得漂亮的学生当演员，挖空心思编节目、排节目，下功夫培养他们，农村的孩子是十分聪明可爱的，真正有了机遇他们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暗暗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在学习上他们刻苦，认真学文化；在生活上他们讲卫生、讲整洁。
每天下午放学后，宣传队的小朋友就留下来排练节目，清脆的歌声传遍了乡村，吸引着很多村民。孩子们放学后不再是回家打猪草、放牛，而是站在旁边看着学着，家长们也很高兴，加入到观摩队伍中，有孩子参加宣传队的家长更是骄傲，这项活动变成了全校同学都乐意参加的活动，全校上下拧成一股绳，校风大变。一点儿不象农村小学。
1975年的“六一”儿童节，况校长和我、小胡带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参加公社的中小学文艺汇演，获得了奖励，老师学生都非常高兴。6月15日，我们一起到照相馆合了影，留下了这一幅珍贵的照片。
照片中的孩子们穿着漂亮整洁的衣服，系着红领巾，规规矩矩的坐成了三排，他们这是第一次走出山村来拍照，紧张得小嘴都不敢咧开来笑一笑，但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机灵和天真。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底里就会涌现出一种深深的爱，我爱我的学生们，我爱这些孩子。
1975年我服从了公社的安排，离别了凌江大队，离别了凌江小学，离别了我那些可爱的学生。人虽然走了，短暂的教师生涯给我打上了深深的情感烙印，以后我也多次回过凌江大队，看望乡亲们，看望我的孩子们，每次学生们总是前呼后拥围得水泄不通，抢着汇报自己的情况。
1985年，我专程去了凌江一次，大队会计告诉我，老的大队干部基本上都离开了，有的退休了，我的学生也早已长大成人，大都外出参加工作了，他们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和称心的工作。
1999年，庆祝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再次到凌江，村党支部书记就是过去我们教过的学生，如果他不自我介绍，我是真不认识，说起名字我才能从他的脸庞上依稀看到当年孩提时的一些印象。他感叹地说，李老师，你们在大队教书的时候，是我们儿童时代最快乐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的下村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条笔直的水泥路直通村里，新房子造了很多，一排排整整齐齐。我的学生告诉我，村里的住房设计是乡里的试验点，以前的房子几乎要拆光了，一个现代化的农村已初具规模，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村里，我见到了当年的大队副书记、大队民兵连长，还有和我一道教书的李老师、漆老师，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岁月悠悠，多年不见，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皱纹，我们都感叹着老啦老啦……他们说，很多年都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只当你把我们给忘了。我说，不会的，你们知道我与凌江有着不解之缘,凌江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一辈子是忘不了的。
（作者为江西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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