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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蛮的岁月
1970年6月，不满18岁的我踏上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历程。当时家里属虎的二哥去了江西井冈山，属龙的我下到黑龙江，虽然各有所归，却使父母骤添了许多白发和惆怅。
7月11日，我们早早的收工回到九分场4号地"新上海"集中营，因为宿舍晚上没电，晚饭和所有的个人洗漱必须在天黑前处理结束。晚饭倒是简单，来了一个月，天天是大头菜咸菜和小米粥就馒头，洗漱就有点困难了。半盆水从头洗到脚，打了肥皂便没有更换的清水，男孩还可以将就，女孩确实是委屈一些，没多久“革命的小虫”就光顾了我们。上海人的爱用水是出名的，我们在农业排大院居住的时候创下了一项纪录：把一口日本人时代打下的40多米深的井水淘干，当地老职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晚上6点半，从后面的女生宿舍传出了细微的哭声，有人不小心打碎了上海带来的暖瓶，旁边有劝说的声音，渐渐的劝说变成了哭凄的和声。几个调皮的男生觉得好玩，发出一些怪声去逗她们，一时间也分不清真假。突然，有人提醒，明天是下乡一个月，她们是在想家啊。宿舍里顿时一片寂静，逗人的也没了兴趣，黑暗中逐渐传出男孩子克制的抽泣。这时，女生宿舍的哭声已经不可抑制，成了一个月来感情的总宣泄。最终大家在黑暗中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第二天，分场的钱副主任开会狠狠批了这批新上海，“嗯，什么革命青年，啊，晚上鬼哭狼嚎，什么玩意？”，数月后，钱副主任的家养狗被人吊死在家门口。
1970年11月17日，大地里的活基本结束了，除了捡包米等零星活，农场开始猫冬。我迎来了18岁生日，远离家乡和亲人，孤单和思念困扰着我，我和同学小姜商量，第一年批假是不可能的，只有擅自回家。早上，在小陈的护送下，我借道格球山农场往北安转车，没成想，当天去北安的交通车已经走了。一个人在格球山农场的招待所过夜，既担心农场领导发现后走不成，又怕回到上海和父母说不明白，让父母担心。迷迷糊糊到了天亮，总算老天不负我，顺利坐上了往哈尔滨的火车，想想这18岁的生日过的真窝囊。到了上海给连队指导员张司令去了一封平安信，才知道这次出走损失惨重，使我整整花一年时间才重新被批准入团，一气之下，我直接打了一份入党申请表明心迹。那时候，我们真年轻。
在农场，我有一个很投缘的天津知青大哥，他一直关心照顾我，说我是“傲霜枝”，给我鼓励。他本不该下乡，是个腰脊柱变型的残疾人，家里就老哥他一个，姐姐远嫁邯郸。可他硬是将72岁的老爸往邯郸姐家一送，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肉上，在天津河西区知青办软磨硬泡泡了个下乡名额，一路来了七星泡。下乡后，他什么活都干，冬天干活不带帽子冻坏耳朵，夏天，麦场舞钗子看不见人形，连年评劳模。更绝的是亮个口号“农场不变样，三年不回家”，硬生生下乡三年没回家。74年冬天，我临探亲前回连队去看他，诺大个二排宿舍只剩了他一个人，北炕上堆满了豆秸，南炕上就他一个被窝，铺的盖的拉了好几床棉絮，气得我直骂：“你他妈的真不是爹咒娘养的，大冬天的在这耗啥，这要一把火着了，你都不知道咋过去的”。那时候，我年轻，听说他前后追了几个女孩子，想谈朋友，人家不干。回城后除了一张党票，毫无优势，如今还是独身一人，他本应该属于那个时代，我经常会想起他。
老干部给我留下的回忆
我在连队呆得时间不长，74年就去了总场团委知青办，可就在连队的4年中，下一年大田，喂一年马，跟一年车，盖一年房，还真体会了不少东西。72年冬天，雪下得早，大田早早就没活了，知青们就等着放长假回家，可连队迟迟没动静，说是场部正动员过革命化春节，利用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整颗粒肥呢。好不容易，到了12月初，连队悄悄的开始放人了，又赶上连连的大雪，整个交通都封了，往嫩江北安去的嫩北公路上连个车影子都没有。这几天，老队长（那时已开始称队长、书记）张文台每天一大早不见人影，临走时总让知青们准备好行李，随时出发。有人猜测说老张的儿子在场部车队，张队长搞车去了。果然，第三天上午天刚放晴，张队长一身雪霜从外边冲进大院，后面跟着一辆往北安的大客车，“快快快，让青年上车”同时又招呼着客车司机到家吃饺子。原来，为了让知青能及时回家，老队长连续3天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回8里地去18队公路边等车，这不，今天雪停后第一辆客车就被他生生拽来了，司机嫌雪后的路不好走，老张走在头里趟路，硬是把司机感动了。三十年过去了雪地上张队长两行深深的脚印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04年8月，是我入党三十周年纪念，我特别念叨农场的两位引路人。
一位是当时的支部书记刘树清，他告诉我要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只要一天不批准，就要多一天努力争取，并现身说法因为丈人成份不好，他先后打了13份申请，考验了13年，最后功德圆满。以致我被批准时的思想汇报和入党申请材料足有1寸半厚，清理档案时增加不少的麻烦。就是这位指导员，给了我一次难忘的考验。1974年春节，连队早早开始放假，我也在作回家的准备。刘指导在北安开四级干部会议，专程通过轱辘把电话通知我等他回来。当时我受宠若惊，想一定是提前传达会议精神，便积极等待他的回来。会议开了10多天，连里的知青走得所剩无几了。好不容易，等到老刘回来了，第一天，没动静，我寻思领导刚回来，要处理的事多。第二天，还没动静，我想这些天都等了，不差这一天。第三天，还是没动静，我想刘指导一定是把电话通知的事情给忘了。这时，连队的上海知青已经只剩我一个了。晚饭后，我找到刘指导，鼓鼓勇气：“刘指导，您在电话中通知我等您回来，是要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吗？张金生他们还等我回去给传达呢。”“没什么，我考验考验你。”顿时，我看着刘指导一脸的真诚，说不清是感动还是失落。90年，我回农场时他已经离开七星泡了。
另一位是我的一位入党介绍人张传举，没有太多的文化，说话听不太懂，好像是广西四川那边的人，任副连长。老张是1939年的老党员，老红军，听说和张思德是战友。他话不多，办事认真，找我谈话从不脱欠。90年，我回农场去看他，他还记得我，4个子女比他还“窝囊”，一直没走出七星泡。我想，这样的老红军要搁在上海，怎么地也弄个局级巡视员，子女多少沾点光，好在七星泡领导对老干部也有一条照顾政策，离退休后都住到场部，总算也有点待遇。老张是个好人，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平常人，不会利用老革命资本，不会揽权，不会腐败，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还有一位关心过我的领导是场部刘殿义副书记，1976年，我和小穆的关系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弄得很多关心我们的人们都来帮忙。早晨5点半天刚放亮，殿义书记的儿子刘占臣“笃笃笃”的敲起了宿舍的窗子，“我爸在办公室等你”，我赶紧漱洗后来到殿义书记的办公室，他一副出门的打扮。“我8点去北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得半个月回来，就和你谈2个小时”谈话的内容已经淡忘，中心思想是革命青年要坚定立场，敢于坚持真理，走自己的路。7点半，车来时，我们结束了谈话。多少年过去了，这次谈话的场景在我的记忆中无法退去，一个边陲农场领导为了两个知青的事，在晨曦中谈心，这份关爱恐怕眼下的干部是很难模仿的。后来得知殿义书记英年早逝，我真是十分的难过。
知青的苦涩和无奈
1973年底，毛泽东给福建李庆霖先生的回信已经在知识青年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经过初期的轰轰烈烈，开始面对大量难以克服的实际问题，知青开始关心自己生活和命运中一些新的深层次的课题。这时，黑龙江甘南事件和农场王景双、高鹏污辱女青年事件逐渐暴露。74年下半年，先期派去的“上海知青慰问团”接受了农场知青生活状况调查的任务。这次调查是独立进行的，农场领导给予方便支持，不直接参与。我和慰问团组长石宝仁等老师在75年上半年花了整整2个半月，挨个步行调查了农场25个知青点，我们实行不坐车，不住招待所，不听汇报，和知青同吃同住听情况，了解了很多真实的知青生活情况和知青的要求，这些在慰问团写给农场的汇报中都真实的有所反映。第一次跋涉农场的山山水水，我们从科洛河旁的六分场，一直到紧挨公安部林场的十分场23队，真切感受了黑土地初夏的美丽，也感受着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上海知青对生活的渴望。十分场有一批上海半工半读大专的学生，当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但为了回城既不能谈朋友更不敢结婚，唯恐失去苍天难得怜悯的机会，青春的欲望和现实的差距折磨着知青们。18队一位知青酷爱音乐，自制了一把虽然走调却还能弄出动静的提琴，整天捧着，他说“我想结婚，可我连养自己都困难。到那时，儿子哭老婆叫，我只好给他们拉一首酱油之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曾经让来七星泡检查工作的杨富珍同志当场流泪：六分场一位青年因为摘了一棵葱被关一星期的“小号”。在那狠斗私心一闪念，“彻底打倒资本主义土围子”的年月，什么荒唐的事情不能出现呢？六分场有一位很优秀的天津老高中青年，当过老师，干过队长，一只眼睛还有残疾。76年临离开农场时对我说“不是我不爱农场，实在是这儿不容我。”说这话时，他残疾的眼睛眶里噙满了泪水，落后和世俗最终让一个早符合病退条件的青年选择了离开。
1976年是最后一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因为一位农场干部安排自己刚刚涉世的女儿顶替了一位上海知青的推荐名额，使这位上海女知青再一次失去和在哈尔滨翘首倚盼的男友直接团聚的机会。这位女知青辗转数年直致79年顶替回城后，由上海再调回哈尔滨才结束了分居生活。整件事情的发生不仅有农场高层领导的官官相护，而且连机关支部初审的意见都完全否定，作为支部委员的我深深感受了农场旧势力的可怕，叹息知青命运的乖戾，这种感情的挫伤至今难以释怀。
成千上万的城市知青将自己的一腔热血贡献给农场的同时，为农场的权势制造出空前的机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无悔的爱情
1979年，大返城使我们回到久别的故乡，了却了老人对儿女的思盼。但异地婚姻却再次让我们陷入夫妻分居和思念儿子的相隔之痛，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要偿尽中国现代五十年历史所有的艰难坎坷。这一来就是整整6年的分居，孩子回上海的第二年就到了人学年龄，整个学龄前教育就是在有爹没妈有妈没爹的奔波中渡过的。1985年，小穆在办商调时，办事员好奇的说了一句“真不容易，分居6年，干吗不你在哈尔滨他在上海自己找呢？”“没办法，‘介绍人’不在了，说不清”“谁介绍这缺德事？”“毛泽东啊！”大家一时语塞。确实，要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没有上山下乡，那会有这般轰轰烈烈的两地姻缘，那会有这三十五载延续不断的故事。
知青中，痴情执着的男女绝不在少数。19队有一位上海青年，78年借光老职工的陋室勤奋复习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却不想在短暂的接触中，老职工的闺女对男孩萌生了爱意。现实中，一位是上海求学的帅哥，一位是土得不能再土的“泡癞子”，真有点天方夜谈，成为一厢情愿。第二年暑假，男孩回农场探访，已经和别人有了婚约的女孩经不住单相思的折磨，思想受到刺激。男孩得知消息，感叹：世上难觅能为我如此痴情的女子。为了心上人，男孩发奋读书，毕业后继续考研，最后上海不留，分配去了南京部队，使女孩成为随军家属，有情人终成眷属，缔结了一段美满的婚姻。
一对同样优秀的青年，1975年，爱情刚刚萌芽的时候，男孩按政策回城到了哈尔滨，唯一的要求是请家里想法将女孩办回城。不久，男孩的母亲病重，病榻上牵着两人的手，要求他们相互照顾。79年女孩接班回了上海，两地书成为思念的红线。当时，我已经饱受分居的困扰，真不愿看他们步我们的后尘。问男孩，男孩说“我无法弥补她从75年至今4年多时间的等待”，问女孩，女孩说“不能失信对男孩母亲临终前的承诺”，如今他们生活在上海，即将大学毕业的孩子，完全秉承了父母为人诚信的本质。
知青的爱情是沉重的，虽然饱受风霜、坎坷，却依然充满幸福，爱情无悔。
尾语
下乡三十五年了，离开农场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当年的人和事开始淡忘，而唯有这知青情结却像陈年的女儿红愈来愈纯越来越浓。“浓浓黑土情、悠悠青春梦”连接着七星泡人无尽的痴情旧话。20队赵申生去美国时，每个星期和我通电话。妻子埋怨他“什么朋友，离开这么远了嘛就算了”“怎么和你说呢，我和你相识三年，和他们是三十年，明白吗？”——这就是知青情结。
有人把下乡称为吃苦，我的一位境外同事甚至视中国的下乡为“炼狱”。然而，上山下乡锻炼了知青，十年的坎坷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农场是我们永恒的话题。一个知青就是一个故事，一个知青就有一段回忆。今天，我依然自信：因为我们的努力，世界更精彩；因为我们的奋斗，历史更回味。知青走过了黑土地上最辉煌的一段经历，创造了中国现代一段特殊的伟大的历史。
（作者系黑龙江省七星泡农场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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