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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次生命
朱军
1990年5月26日对于我来说，是极其兴奋和难忘的一天。一大早，我和夫人戴曙驱车前往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大操场，出席隆重的毕业典礼。一年前，我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以全优的课程学习成绩获得统计学和遗传学博士学位。当我走上主席台，从校长手中接过学位和毕业证书，向坐在观众席上的戴曙挥手时，脑海中不禁浮现出19年前集体户知青与生产队的社员把我从农药中毒的死亡边缘抢救过来的一幕幕情景。
1969年元月我和上海卫焦战斗队的知青一起赴安徽蒙城插队。我们复兴中学的6名知青落户在边远的立仓公社高皇大队圩东生产队。下乡以后，看到当地的家业生产很落后，我便与集体户的杨鹃、包佩璋等知青一起在生产队搞起了科学种田。我们3名知青与生产队的梅英娘、五老妈、罗锅腰等老年社员组成了科学种田小组，承包生产队棉花田、玉米田的管理。我们通过引进优良品种，采用科学的栽培管理技术，使试验田的棉花、玉米成倍增产。
1971年6月的一个清晨，我们来到棉花田给棉花施肥，忙了一大早也没能取出氨水。大家围着存放氨水的大铁桶束手无策，我心里一着急，便卸下农药喷雾器的皮管，插入大铁桶用嘴吸氨水。结果不但没有吸出氨水，反而把遗留在皮管里的“1605”有机磷农药残汗吸入口中，顿时我感到口舌麻木。不久，我便头晕恶心，四肢无力，呼吸困难，浑身火燎一般。早饭后，生产队长王振平见我没出工，找到我们住处，当他推开关闭的房门，发现我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浑身红得象煮熟的蚂虾。
就在几个月前，我们生产队的6头大老犍因为吃了少量农药拌种的棉籽而全部死亡。王队长见了我当时的情景，不寒而栗，立即找来几位社员，用门板抬我到公社卫生院抢救。集体户黄红等知青跟社员一起护送我，他们从圩东几乎是一路小跑赶了6里路，到立仓卫生院时我已失去了知觉，卫生院医生立即组织抢救，公社领导也赶到抢救现场，并与县医院取得联系要求增派医生。但直至下午我仍然昏迷不醒，王队长见情况危急，立即赶回产队，与其他知青商量安排我的后事。傍晚时分，县医疗队赶到立仓，一起参加抢救。当盐水吊到第8瓶时，我才苏醒过来，听见科学种田小组的梅英娘、五老妈二位大妈在我床头哭泣。她们裹的小脚赶了6里路，在我病房里已经整整守了大半天了，县医疗队的一位医生根据我中毒的程度，曾估计我最多只能活五年。
我在公社卫生院治疗期间，公社李一峰书记和他的妻子多次来看望我，并送来鸡蛋等营养品。出院后，我回到生产队休养。当时我家境贫困，无力购买营养品。生产队王振喜副队长经常把自己喂养的鸽子和鸽蛋送给我补养身体。队里的青年也争先恐后地为我逮鱼摸虾。在生产队社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但对大田农药仍有强烈的药物反应。陈嘉林、张荣国等知青将我当时的身体状况联名向安徽省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反映。组织上考虑我的身体已不适应农业劳动，要求我退回上海。我拒绝了组织上对我的返城安排，坚持在生产队开展科学种田。因为我的第二次生命是蒙城人民给我的，我立志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农业科技事业。
在上海养病期间，我经常身揣冷馒头，步行到市图书馆查阅农业科技资料。我还到上海郊县参观取经，带回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在我们知青和社员的共同努力下，生产队的科学种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受到了县社各级领导的表彰。
1971年高校招生开始，县领导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特意拨给立仓公社一个名额，推荐我回上海读大学。县委俞自由副书记和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陈熙华同志为此事出了不少力。我为了以后还能回农村搞科学种田，只填写了安徽农学院农学系一个志愿。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蒙城，在楚村公社朱集大队农科队开展科学种田，直至农村实行分田到户。1979年我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被公派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在我取得博士学位后，正值“六四”事件发生不久，尽管导师再三挽留我，亲朋好友也希望我在美国定居，但我仍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回国的道路。在我的心中不能忘怀的是，与蒙城乡亲们共同生活和奋斗的日日夜夜，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中国广大的农村还有许多与蒙城一样贫困的农民，我要回去为他们做些事。
回国后，我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从事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我曾多次回蒙城，看望生产队的父老乡亲，并向当地推广我们选育的优良品种。蒙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继续为蒙城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作者：1969年插队立仓公社，现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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