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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老唐庄
强汉顺
我在蒙城插队将近九年，先后在两个庄住过，要说令人难忘的事很多。这里只写一个小小的片段。
起先，我和杨灯海、胡瑞德三人落户在楚村老唐庄，住在村西头两间破旧的小牛屋里。我们都是在正统思想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锄草、插红芋秧、割草、甩粪、打场、赶车等等，短短几个月我们差不多学全了所有的农活。队长的孩子又小又瘦，一头疥疮，要被活进埋掉，我们自己吃粗粮，用节省下来的细粮和从上海带来的白药，救了他的命，我还为一个农药中毒的小伙子做过嘴对嘴人工呼吸，尽管最终无济于事。
我们在那一片出了名。第一年，杨灯海就代表我们小组一出席了县知青积代会。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一年多，杨灯海招工走了。又过一年胡瑞德当兵走了。只剩下我一人，因为我出身不好。在那段时间里，庄里的老乡议论最多的是，强这孩子干活最多，咋不能走？公社不讲理！他们称我好孩子，又叫我苦孩子。大队书记住在庄上，庄里有辈份的人压着他，要他到公社给我说情。每天晚上，小伙伴们总要七拉八扯地来说一会儿话，给我解闷儿。邻居唐金玲是贫农，老婆在跃进年死了，只有一个十岁多一点的男孩，我们爷仨合伙吃饭，成了一家人。这一切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开始为队里制作九二O菌肥，但是豆饼要用来喂牲口，不能大量上地。于是我找来两本针炙书，买了一副银针；第一次，就治好了庄里一个患面神经瘫痪的老乡。从那以后，凡是有空总是有人来我屋里刺胳膊扎腿的。若不是命运注定要改变我的生活，也许我就在这道上走了下去，好友吴新光现在已是一名出色的中医大夫了。
1973年，朱集插队小组招兵买马，我决定上那儿和他们一起圆那个未曾实现的梦。记得是一个秋天的上午，朱集的副队长施良芳赶了辆大车来接我，恍恍惚惚的，几个最亲近的老乡帮忙上了行李，粮食，队里大概还给了我一桶豆油。庄里很静，没人似的。大车驶出庄口，突然，有个老妈在说：“强，好孩子，走好！”接着就抺眼泪。一瞬间，我看见许多人都在抺眼泪，连最强悍的劳动力也不例外，几个小伙伴哭得背过脸去。大车驶离庄口，老乡们跟了出来，不时有人掩面朝我摆手，我茫然不知所措，看着曾经住过的草屋，看着屋前家后那些熟悉的树，几间小茅屋，道旁摇摆的草，还有天空里老有的几朵绢一般的白云，不知怎么一来，眼里也有了泪水。
大车远离庄子而去，时间亦飞快地逝去。我知道老唐庄已有了变化（这几年，队长的小儿子在上海打工，他是我家常客）。如果我能再次站在离开老唐庄时与乡亲们分手的地方，眼前一定又会重现当时的情景，那是一定的。
（本文作者：原插队楚村公社，现在上海家中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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