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痛苦与幸福

　　1969年元月，淮北平原上降下了四十年不遇的大雪。皖北的农民在瑞雪兆丰年的期盼中，夹带着疑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迎来了几万上海知识青年。19岁的我，带着16岁的弟弟，与另外六名同学也在这一年来到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大队开始了十年难忘的农村生活。

　　这十几年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性格，也商定了我的事业和爱情。它留给我的痛苦与幸福的回忆，至今犹如发生在昨天。

痛苦

　　1971年12月20日，天气又阴又冷，县里开会纪念毛主席发表上山下乡指示报告会，让我上城发言。而公社水利工场又把我们生产队的小拖拉机征用去了。队长施良富再三嘱咐我，当天一定要赶回来，因为拖拉机的事，我们队又与大队书记闹翻了。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二个多小时，赶了60多里路到县城参加上午的大会，没有吃中午饭，又骑车赶回楚村水利工地。那天下午，老天开始下冰凌雨，水一落到地上就结了冰，衣服湿了也立即就结了冰，我混身就象穿上盔甲一样，又硬又亮，头发上也结着冰，象个冰人似的。地非常滑，我不敢骑快车，小心地把着车把，冒着雨慢慢地赶路，天黑时到了水利工地。晚饭已开过了，社员们正准备散去。大伙一见到我，立即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诉说着今天下午公社开广播大会，点名批评我们的事。

　　原来，我们生产队全体社员省吃俭用，费尽力气集资2700元购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大家都把拖拉机当宝贝。而公社和大队在冬天搞水利时，要借用这台机子。社员们不放心让让外队人来操作宝贝拖拉机，提出派机手和拖拉机每天抽水，由大队给报酬。大队不同意付机手报酬，提出把拖拉机借给他们。相持不下，最后妥协为我们生产队免费为大队抽水服务。但是，大队书记向公社汇报后，公社书记却在广播里点名批评朱集生产队，特别是知识青年，太骄傲狂妄，尾巴翘到天上，“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买到拖拉机？买到拖拉机就反对共产党？不执行党委的决定，阻碍农业学大寨....”队长和社员们又气又急，公社书记批评得这样历害，如果强行把拖拉机开走怎么办？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趁公社还没有行动之前，把拖拉机开回家。于是，我和拖拉机手施良壁一起立即到抽水塘发动了拖拉机就朝朱集开去。水利工地离朱集不到十里路，我们提心吊胆恐怕遇到阻碍。一直开到我们知青住的房前，我才放心。罗芸听到拖拉机声出来，我对她说：“我先把车停进粉坊里，你快给我弄些吃的，我饿死了。”罗芸答应一声就走了。天漆黑，拖拉机的车灯也不很亮，粉坊有一门坎，施良壁开了二次，开不进去。我告诉他，我告诉他，要先把机头翘起来，再按下去就可以进去了。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忽然，我的手一震动，一阵疼痛，顺着车灯，看到我的纱手套破了；慢慢拉下手套，大拇指已经没有了！手指断在手套中，断下的手指还连着近一尺长的白色的筋，就像牛筋一样。

　　社员们和同学们都十分着急。施良壁把拖拉机又退出了粉坊，大家赶快把我送到公社医院，公社医院的外科医生已经睡觉。社员和同学们敲门，他不肯在这样式冷的冬夜再起床，没有办法，社员和同学们又跑到公社大院找到公社副书记陶秉鲁。陶书记赶到医院，再找到这位医生，让他起床来替我处理伤口，此时已是半夜，而我从早上六点吃了一个冷馍之后，再也没有吃过东西，又冷又饿又痛，这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痛苦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陶书记向县里汇报了我的手指轧断之事，知青办找了一辆吉普车到公社医院把我接到县医院。县医院医生打开伤口（此时，我也仔细地看了我的伤口），只见大拇指还留着一截骨头伸露的外面，手指象一个黄鳝的头，我的心非常难过。医生说处理得太晚了，可能要发炎。他打了麻药，缝了几针，把骨头包在皮里，说过一个星期再拆伤口。然而，不久伤口就化脓了。这时省医院下放的医生来了。这位医生对我说：“拇指是手的另一半，十分重要。我们希望能保留你的拇指的剩余部份，但要你配合，动手术时不能打麻药。同时，我们要剪去你手指上已坏死的皮肤。有的皮肤看上去是好的还有血，但实际上神经已死，所以在剪的时候一定要剪到你感到痛的地方才是有用的皮肤。你一定要注意，只有剪到痛时才叫，不痛不要叫，否则你的手指一点也保不住。”我咬着牙答应了。我躺在手术台上，头偏向一边，任凭医生一刀一刀地剪下去，眼泪直在眼眶里转，我忍住了。后来医生又说，骨头太长了，要锯掉一截，我咬着牙也忍住了。医生又说，皮肤不够，要从手臂上割下一块皮来补到手指上，只听到“擦”一声，我的手臂上一阵痛，一块皮就割下来了。后来医生又说皮不够，又割了一块下来，这样在我小小的手指上，这位医生缝了30多针。医生的技术可谓精堪，但他每缝一针，我却清晰地感到从皮中肉中扎进，穿过去的疼痛。在缝这30多针时，我脑中一直在想书中读到的革命烈士在监狱中被针扎手指的情景，并鼓励自己挺住，不要哭不要叫。

　　我挺住了。这一年，我21岁。从此以后，我又遭遇了多次肉体与心灵的痛苦；但是，有这这一次经历，其他的痛苦我都忍受住了。

幸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与赵国屏特别谈得来。按照习惯，晚饭后，插队组的同学和社员都聚在一起闲谈。队长每天都来，谈的话题很广。谁累了，想睡觉了，谁就先退出。逐渐地，每天深夜就只剩下我和赵国屏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各种话题。从唐诗到歌德的诗，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到《中国历史》，从《地心游记》到现代科学前景。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谈情说爱，只是谈历史、谈文学、谈科学、谈生产发展前景；但舆论已经传开，说我与赵国屏在谈恋爱。

　　我喜欢赵国屏不仅仅是因为谈得来。他有一句话确定了我们的关系，他说：“我只能做爱国主义者，不能做共产主义者。因为我感到自己不够坚强，达不到标准。”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时，有同学对我说，必须与某某公社书记搞好关系，因为我们入党都要靠他。这话使我很反感。对比赵国屏，我就更认同他的可贵。

　　要做共产党员，一定要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有完美完善的品德。在内心深处，我也总感到自己无法达到共产主义者的要求。但是，当时的大队书记一直欺侮我们生产队，而我们队又没有能出头的党员。因此，当我们知青小组被评为先进后，作为户长又是户中大同学中唯一出身较好的（职员）我，就被大伙认为应该入党与那些不怎么样的党员去争一争。经过知青办、工作队以及包括赵国屏在内的同学们的力劝，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很快入了党，当了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直至县委副书记。当我与赵国屏默认相互的特殊关系时，我已是县委副书记而他还未入党，于是引来了很多麻烦。

　　县委书记徐友贞一天来找我说：“小俞，听说你的对象是小赵？”

　　我说：“是的。”

　　徐书记说：“小赵不是党员。”

　　我说：“是的。”

　　“为什么不入党？”

　　“因为他说他只能做爱国主义者，做不这共产主义者。”

　　徐书记摸着下巴哼了半天说：“不是党员就很麻烦。”果然，不久就听说有人民来信到省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说我阶级立场不稳。以后，又有人来调查，不仅调查我找对象的阶级立场，还有因为我担任“招生、招工领导小组”组长，让“出身不好”的人去上大学、招工的事。好在徐友贞书记为我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而我自己也无所谓是否去当官。所以思想上也没有什么压力。

　　记得有一次，地委张书记来蒙城，又问我：“小俞呀，你与小赵的事要做好思想准备，这可是要影响你的政治前途的！”我于是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张书记，您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县委副书记时，我就说过，什么时候领导认为我不合适，就可以把我换下来。现在，还可以换下来啊！”张书记说：“你要说服小赵入党啊！”看来，赵国屏入党已经成了关键问题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灯下看书，来了一位省公安厅的下放干部。他也是上海人，平时对我们上海知青特别关心。他也称我小俞，说有事要找我谈。他十分郑重地说：“听说你找了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做对象，这使我们这些寄希望于你的老干部很失望。你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应该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只顾个人恋情而辜负了贫下中农的培养。......”他讲了很多，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今天也难以全部回忆起来了。

　　此后，又有大字报贴在了县委大院的门口,说我找了国民党的伪市长的儿子做对象。然而,我抱定了无所谓的态度，一笑了之。

　　当然，后来知青办王怀然主任和上海慰问团的张组长不断地做说服工作，加上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对赵国屏的思想震动很大，他终于写下了入党申请报告。赵国屏的报告很快被批准，并担任了朱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但是，仅一年半后，他就被以“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为理由，免去了大队书记的职务。这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知青在安徽被作为审查的重点，我被“停止工作，等待审查”。郑永辉同学的自杀使我十分震惊。在怒斥了那些卑鄙小人之后，我卧床不起，病了两个多星期。朱集大队的社员唯恐我遭人暗算，男女老幼出动，每天有几十人到县城坐在我的房门前保护我，并以示抗议，这样一连近十天，声势震动了县城。我再三劝社员们不要再来了，以免耽误生产。后来，队里每天留下两名妇女陪我睡觉，四名男劳力睡在门外保护我，直到形势稍稍稳定。现在，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会热泪盈眶。

　　当时，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写检讨。我根本就不承认有错，也根本不愿意写检讨。没有人敢来要我写检讨，只有徐友贞书记硬着头皮来对我传达，“这是地委的要求”，“这是省清查办要求的”，以及“这是最后一份”之类半哄半劝的“通知”。然而，无论是哄是劝，我就是不写；没有办法，只能由赵国屏替我写检讨。每次下了写检讨的通知，看护我的社员就赶快骑车回大队通知赵国屏，赵国屏就赶快来县城。他写完之后，再由丘丹凤、何逢辰等几位同学负责抄写之后上交。他写了什么，我不仅拒绝看，还气鼓鼓地看他们抄写。于是，他们就指使我去烧粉丝汤作夜宵。直至今天，我一喝粉丝汤就想起了写检讨。当然，徐书记的无奈，同学们的情谊，赵国屏的辛苦也都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有人这样卖力地为我写检讨，真是莫大的幸福！

　　在我们确定特殊关系后的六年，即1979年的7月1日，赵国屏和我结婚了。赵国屏的父亲在北京开会，发来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表示祝贺。慰问团的老师傅和插队的好友们参加了我们简单的婚礼。在大家送来的礼品中，最特殊是是陈嘉林送的林则徐的画像，上面题着赵国屏最喜爱的一句话，“ 苟利国家生死以。”这幅画，至今挂在我们房间的墙上。

　　1979年，我调至天长县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赵国屏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我们每年只能在寒暑假见两次面。所以，我们多用书信交谈，有时也写诗。但这期间最有意义的是，他将他在复旦读完的《高等数学》课本与习题及答案送给了我，我每天晚上坚持自学，整整做完了同济大学《高等数学习题集》上的约2000道微积分习题，为我日后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赵国屏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已有两年了，因为不会做饭，再加上学习工作极其紧张，身体很差，寄回来的照片上看去总是瘦骨嶙峋的。他父母看了，十分焦急，我当然更是心疼。原先，我不想去美国。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到美国，不懂英语，只能做家庭妇女，不符合我的性格。但此时，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赵国屏给当时我任职的滁县地委和天长县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们批准我去美国。地委向省委汇报，省委组织部不批准。我去找了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他曾任省知青办处长，也认识我们。他说： “组织上要重用你，你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我很认真地说：“黄书记，我相信，天长县或安徽省如果没有我这个副县长，仍然可以找到或培养出比我更好的干部，但是，我如果失去了赵国屏，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丈夫了。请您批准吧！”黄书记还是没有同意，后来，地委书记吴炎武被我感动了，他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在省公安厅翟处长及天长县委书记徐其锦等的帮助下，设法替我办出了护照。1985年7月我到了美国，开始了新的8年奋斗。
　　
　　在美国，我们才真正开始了两人世界的、朝夕相处的生活。我们相互帮助、相依为命。相濡以沬。在赵国屏的帮助和支持下，我顺利地获得了经济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30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金钱和地位都不是幸福，只有相知才能相爱，只有相爱才有幸福。1984年，结婚5年的我们，仍然天各一方。圣诞节，赵国屏写了一首长诗给我，最后四句是：

　　“但须情义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霜雪更比青丝美，相知相爱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