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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楼的“娘”和“大”
谢明珠
一张不寻常的日历，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日子，一个永久性的纪念，一个让我们激动、痛苦、兴奋、自豪的时刻----1970年4月16日，一行上海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蒙城平原。
中午在小涧公社午餐后，被生产队用牛车一路颠颠拉到陆圩大队杜楼生产队。到队已是夜幕降临，四周一片寂静漆黑，湿湿的土腥味迎面吹来。当时知青房还没有盖，我被队长安排到农民杜荣修家，高低不平地走了一段，拐了个弯进了二间破旧土矮草房。外间土抬桌上放一盏半明半暗的小油灯，两面三刀张绳攀的小床，一条铁丝横跨屋中间，上面搭着旧衣物；里间堆一些杂粮，一张土坯大床上铺着秫桔，一条分不清里面的破被。这一家四口人，队长介绍户主是饲养员，中等个头，着黑棉袄，黑棉裤，戴着顶旧黑线帽。那个年代也看不清实际年令，脸有点扁，还有稍许白麻子，含着旱烟袋，一付忠厚老实相。主妇沈兰英，梳着蒙城妇女特有的鬏，满嘴没有一颗牙，一脸层叠纵横的皱纹，饱经风霜。大女儿比我小四个月，当时就管我叫“大姐”。小女儿才七岁，留个小平头，瘦得像猫，睡觉时，我轻轻问：“我怎么称呼您们？”主妇说：“你和俺梅儿一般大，就叫我‘娘’，叫他‘大’吧。”从此，我们就结下了母女之情，父女之爱。
第二天参加队里点花生，每人脱一只鞋盛花生种，娘脱两只，一只给了我。七十年代，杜楼是蒙城最偏僻、最贫瘠的西伯利亚。男劳力顶星戴月，一天出三勤才能得壹毛八分钱，女劳力还要少。钱对当时的农民是多么重要而又难挣啊！那时娘干什么活都在我旁边，象一把无形的大伞为我遮风挡雨。锄地帮我多锄一尺，割麦替我多割一垅，浇水多给我浇一桶。最难熬的是傍晌午，娇阳似火，整个大地晒得冒油，大家恨不能一步锄到头，割到头，好到树荫下喘口气，而娘却顾不得擦汗，慌得帮我割，帮我锄。多少次，这无私可贵的援助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知青都是单身，挖沟打塘都得上前。有一年的三伏天，挖坛城“四号沟”。娘一连去看望我五次，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唯迟迟归......。”每次，娘都替我抬几小时的土，见我又黑又瘦，心疼得直落泪，给我煮十个鸡蛋。当时十个鸡蛋虽然只值五毛钱，但能买三斤半盐，够一家吃两个月哩。娘农活手把手教我，生活上更关怀备至。当我累了，想家了，不想做饭了，一碗香喷喷面条荷包蛋会递到我手中；雨天没柴禾做饭，一天三顿小妹给我送饭。家中做改样饭，好吃的总给我留一份。赶集回来，不是桃、杏、就是花生、糖。左邻右舍都讲：“不去的哀痛，被化作永远的纪念、永恒的力量。
人有情，而岁月是无情的。蒙城日新月异，而辛勤劳作的“大”在一天天衰老，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心肌梗塞”默默地走了。我披麻带孝，痛不欲生，跪守了三天三夜。那一幕幕，一桩桩，一件件，“大”为我操心受累情景呈现在眼前：替我担水，替我犁自留地，春耕秋收，替我卖公粮，替我套牲口。我的一切重活全由“大”承包。“大”有着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杜楼几十户都留下他足迹，对谁都是有求必应。那年月，我上城开会、学习，都是“大”半夜拉架车送到小涧或者蒙城。每年回上海探亲，“大”用架车装上我的大包小包，让我坐上，他却一步一个脚印行走五十里，这无怨无悔的爱使我刻骨铭心。我怀着和家人团聚的喜悦着心情坐车走了，可“大”还饿肚子，忍着刺骨西北风独自归去。记得有一次到蒙城没能赶上班车，在车站过夜，“大”怕我冷，租一条被为我御寒，自己冻得缩成一团，脸都变紫了。他把这浓浓的情，厚厚的爱留给了我，而带走了我近３０年的无限眷恋，扯不断的乡情，生命中永远的牵挂。
（本文作者：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６日插队小涧公社，现在蒙城县劳动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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