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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吉安遇险
师傅的家在吉安市，第二年从天河出来后，师傅将休整的地方选在了离天河比较近的吉安市，这样就可以做到养蜂探家两不误了。我们将蜜蜂放在了靠近郊区的烈士公园里面，可以就近采些蔬菜瓜果的花。师傅的家就在离烈士公园不远的赣江边上，他吃饭睡觉都可以到家里去解决。我住在公园的简易花房里，吃在公园的职工食堂里。
当时是文革的第二年，也是全国局势最混乱的一年。文革第一年主要是舆论造势，先是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大辩论。接下来就是大串联，毛主席一次次地接见红卫兵。终于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纷纷如痴如狂地投入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们都组织红卫兵，大人们就组织什么赤卫军、造反团、战斗队。几十个人就是一个兵团，一两个人也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那时候街上走着的总指挥和兵团司令，比现在街上的经理还要多。全国亿万民众，绝大多数都是怀着对党对领袖的质朴感情，怀着对祖国命运的崇高责任感投身这场运动的。可事实上却沦为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愚氓，变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当时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成千上万，观点、口号、背景也千差万别，其实归根到底基本上也就是“保”字号和“造”字号两大派别。江西的情况与全国差不多。江西的“保”字号得到省军区的强力支持，而得到中央支持的“造”字号就将矛头指向了省军区的几位领导。“保”字号的主力军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农村、小城镇是他们的根据地。“造”字号以学生和产业工人为主，大、中城市为他们的根据地。而像吉安这样的中、小城市是两派势力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从城市出来的学生，当然是持“造”字号观点。因为蜂场没什么事，所以我也经常上街参加辩论。城里毕竟学生、工人的势力大，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斗，老保们终于顶不住了，有的撤到了城外，有的选择了沉默，局面似乎平静下来了。我没有料到，这平静下面竟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乘着这平静无事之时，我返回场部报账去了。刚到场部的第二天下午，师傅就打了个长途电话来，说我命大躲过了一劫。原来在我离开吉安的当天晚上，老保们就率四乡农民攻陷了吉安，并对全城造反派进行血腥镇压。住在我对门的一位造反派也惨遭毒手，肋骨被打断了好几根。师傅要我报完账先回炉前农业队躲上一些日子，等局势平静后再通知我回来。江西其它地方也风云突变，全成了老保们的天下，只有省会南昌这座孤城尚在造反派手中。我们农场所在的峡江县位于吉安的下游，是个农业小县，造反派的势力原本就很薄弱，主要就是县中的学生和农场的知青，形势一变我们受到的压力也很大。这时流言蜚语也特多，今天张三说赣江漂下了两具被割掉耳朵的男尸，明天李四说又漂下了一具挖掉了乳房的女尸。搞得人人如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往山上窜，晚上睡觉都不得安宁。我索性将铺板搁在篮球架上面，晚上就爬上去睡个安稳觉。过了一段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后，师傅写信催我回去，说是要转换蜂场了。我见县里局势尚未明朗，迟迟不肯动身。几天后师傅又来信，说不能再拖了，否则蜜蜂得挨饿了。我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起程。
到了县城，没发现什么异常，市面次序井然，于是我买了一张到吉安的船票。在上船时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位曾经和我争论过的老保，他也认出了我。互存戒心的我俩因对前面局势都没有底，所以彼此心照不宣地互相回避。他进了后舱，我进了前舱。
小客船逆流而上向吉安驶去。江岸风景如画，我却毫无赏景的雅趣。离我不远坐着两男一女三位大学生模样的人，他们在谈话的时候露出了造反派的观点，遭到了舱内许多持“保”派观点人的围攻。这时我真想站起来声援他们。但经验告诉我，只要我一开腔，也必然会陷入声嘶力竭疲于应付的困境之中。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一次次地强压下想声援他们的冲动。
客船鸣笛三声，吉安到了。我抬头眺望码头，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码头上红缨飘飘，刀枪闪闪，站满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房顶上还架着几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缓缓靠岸的客船，如临大敌。我暗自庆幸自己幸好没有加入辩论，可想到后舱那位冤家，我赶紧拎起行李拼命往出口处挤去，也顾不得别人的抗议责骂，嘴里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继续往前硬挤，总算被我挤到了前面。别人是下船，我可是逃命。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哪来这么大的力气，若不是门口那人死死地拽住铁门栏杆，我一定可以第一个下船。
门开后，两根红缨枪一抬，前面那人下去了。“叭”地一声，两根红缨枪又拦在了我前面。一番盘查后，第一人放行。红缨枪一抬，我掏出工作证和养蜂证明走了过去。“什么观点？”“我是拥护解放军的。”我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既投合了他们的胃口，又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他们草草地看了一下我的证件，又寻问了我两句。也许他们见我很像一个学生，也许他们听出我带有一点南昌口音，负责盘查的那人用手朝他后面的一块空地一挥：“你站那边去！”他旁边一位汉子不由分说地把我往那边推去，他们又继续盘查第三人。第三人放行了，第四人也从我身边过去了。我望着四周持枪兀立的凶汉，心中叫苦不叠。我想他们现在还只是怀疑我，等到后舱那位冤家出来我就真完了。我想起旅行袋中还放着蜂场一笔不小的活动经费，被他们发现我就肯定活不了。我脑子一阵玄晕，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再次环视四周时，突然发现我身后一丈多远的地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蓝衣人。虽然他背着一支短枪，可是面相倒是挺和善。我快步趋前将证件递上去说：“老师傅，我是一个养蜜蜂的，我师傅刘xx就住在鼓楼下xx号，我们的蜜蜂就放在烈士公园里，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也不知他是认识我师傅呢？还是被我哀求的口吻所触动。他翻了翻我的证件后还给了我，轻轻地说了句：“你走吧。”我强压住心中的喜悦提起行李向码头的台阶走去，台阶边站着的两个汉子持枪一挡，不允许我走。我对他们说：“是那位老师傅让我走的。”我回头望了望蓝衣人，只见他对那两人点了点头，两人这才将长枪收了回去。我提着行李走上了码头，出了武装人员把守的码头大门后我才快步疾走。又走了百多米，我站在上面往下看，只见那三位学生站在了我刚刚站过的地方，我想他们肯定完了。
到了师傅家里，我破天荒地向师傅发了一通脾气，并将刚刚侥幸脱险的经过讲给他听。他轻描淡写的说了句：“我怎么知道码头上还查得这么紧。不过你这小子还真是命中有贵人呢，否则抓到东方红木器社（当时吉安老保的大本营）不死也要脱层皮。”
晚饭后不久，马路上传来一阵阵的汽车声和鞭炮声。我跑出去一看，只见一辆辆挂着行军锅的运兵车隆隆开过。一打听，才知道是支左野战部队进城了。后来才知道，进吉安的支左部队兵不血刃就进了城。而进抚州的支左部队却是打了一场硬仗才得以进城的。因守城老保多为退伍转业军人，又有地方部队便衣参战，所以这一仗被毛主席他老人家定性为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内战。这一仗打得很惨烈，有许多红卫兵跟着野战军一道攻城，这些学生崽凭着誓为革命献身的勇气，只知道一味的猛打猛冲，又不知道利用地形地物，死伤惨重。当时是说死得重于泰山，现在看来，只是泰山上面的一棵小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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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进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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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上海江西峡江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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