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红河谷，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临到提笔，又不知从何说起。看似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一段平平凡凡的人生，实在却是五味杂陈，意蕴深长。
转眼间，红河谷离世已经一年。就从他的死说起吧。
想起近年来，一个个老三届朋友陆续逝去——远的不说，就我们那个不足百人的武汉知青艺术团，几年来就走了四大骨干：词作家何帆——1999年死于肺癌。主要策划人黄战——1999年自杀，我的小说《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就是以他为原型的。著名电视主持人管苇——2003年死于白血病。晚会主持人，市总工会干部廖世昌——2003年死于心肌梗塞，一个月前我刚刚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当有人再一次看到那场《我们曾经年轻》的晚会光碟时，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名字，已是他们在阳世的遗物了。
他们大多与红河谷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似的思想理念，他们大多死于和红河谷差不多的年龄，五十上下。网络上，也不时传来一个个同辈网友的丧讯……难道一代“祖国的花朵”，遽然间就到了渐次凋谢的季节？
红河谷最后的日子，应该说是苍凉又辉煌的。说他苍凉，是他当时早已贫病交加，灯干油尽。他患病数年，没有正常收入，没有医疗保障，要不是许许多多的网友及热心人的鼎力资助，他会倒在写作《追随红太阳》的半途中。说他辉煌，是因为他终于在与死神的赛跑中赢得了胜利，他写完并亲眼见到了自己那本数十万字的著作《追随红太阳》。他离世的前几天，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说给我亲笔签名赠书的事，他声音很虚弱，也很亢奋，他一点也没有说到自己的病痛，只在说自己的那本书。据说那时他已经常常意识不清，手也不听使唤，一个字好半天写不囫囵。我收到他的书时，已经成为遗著了。上面的赠言竟然非常工整有力，除了将“敬上”写了两遍外，其余却看不出什么病态来。
红河谷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五天，他几乎就是为着成为一个纯粹的共和国新人，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本名叫“王世新”——做一个新世界的新人。这是他那没有文化的父母，特地跑了一百多里路，找到他当老师的小姨给起的一个名字——一个沈阳郊外的普通农民的儿子的名字，与当时最高当局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于是，这个叫王世新的孩子和他的同代人一起，成为标准的一代“共和国制造”——从他们降临的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共和国这个新人的制造工厂里，接受着全方位的教育与熏染。没有哪一代人，像他们那样受到一种如此纯粹的教育与熏染。原来所有可能对于一个幼儿，一个少年发生影响的因素——地域，种族，宗教，阶级，父母，亲友，同学伙伴，街坊邻里……一切一切可能施加于一个孩子的影响，都在一片巨大的，强力的，无处不在的新世界话语中，消遁得远远，变得微弱无力了。
我曾在给红河谷《追随红太阳》的序中写到“世新是正宗的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曾经有一个如童话般美丽而温暖的名字，叫‘祖国的花朵’，他们被描述了一个极其美妙的图景，不管是他们的当时，还是他们的未来，那将是一个与他们的父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都不同的幸福而甜蜜的图景。很长时间里，他们都陶醉在这种描绘之中。并立誓为此奉献出一切……” 等到他们刚刚懂事的时候，他们听到一段令人热血沸腾的话语，那一段话语曾是这一代人天上的太阳，心中的明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至今，我打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一泻而出，我自信一字不差。）所以，这一代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放射着迷人的“共和国制造”的乌托邦光彩。读着红河谷的文字，就像读一本共和国的简明编年史——几乎共和国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在一个叫“王世新”同龄人身上被记录了下来。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反帝反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四旧，武斗，大联合，上山下乡，及至其中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有的是他耳闻目睹，有的是他亲身经历。在那种强大的教育熏染下，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王世新，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这种内心的“共和国”是如此强大，以至常常影响他们一生的思维与眼光。以至很久很久以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也没有从那种境况中完全走出来。所有在这种乌托邦童话中陶醉过的人，都会记得那种幸福感——尽管那种岁月非常拮据，有时候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来形容，也不为过份。但是，那种把世界许诺给了自己的崇高与快乐，远胜过物质上的享受。
我与红河谷的交往，除了几次电话，邮件，几乎全靠他生前生后的那些文字。看得出来，红河谷是纯朴的，诚实的，正直的，坚强的，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聪慧的。唯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清晰地看见“共和国制造”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红河谷的文字，主要着墨于共和国的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这是“祖国的花朵”们刻骨铭心拂之不去的岁月，也是他们见证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在红河谷生命最为脆弱最为苦痛的日子里，他没有依常情写下自己当时最关切的个人遭遇与情怀，比如生死，比如亲情，比如治病的煎熬与家境的窘迫，比如一代人不曾料想到的悲惨结局……总之，他当下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他都没有涉及，而是从他出生一直写到一个“乌托邦”时代的了结。他写了自己经历的大小事件，及至日常生活，同时，这一切又都是天然的融入在一个巨大的时代话语之中的，这就是一代人的情结。
红河谷的一生，刚好被分为几乎等长的两个阶段，一段就是他倾注最后的生命力量记录下来的前二十七年。一段是对于他来说充满震荡、惶惑与苦难的后二十六年。我想，对于红河谷来说，最大的困窘，就是如何面对这两个阶段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背离？变异？还是延续？
我们可以读出红河谷对于那个时代的肯定。他的肯定，与那些政客们，意识形态家们的肯定当然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的非功利地、真诚地信奉那种高蹈的道义情怀。由此，也可以读出他对当今暗含的批判。只是他不能找到这种批判的武器。
“世界是你们的”成为一代人的幻觉。当一个人身不由己地被下了“岗”，当一个人工作大半辈子，依然只有一方勉强蜗居的斗室，当他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却无钱来支付自己最基本的医疗费用，当他早已失去对这个世界的权利（也许从来都不曾有过），却依然不愿发出对那个乌托邦的质疑——这世界是我们的吗？那许诺什么时候兑过现？什么时候可以兑现？抑或是“世界是我们的”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需要谁来许诺给我们吗？红河谷是诚实的，他写下的那许多场景是真实的，惟其诚实，惟其真实，才让我们看到他和许多同代人的悲剧——在这强大的幻想中，失去了发出一个人的疑问的能力。
想起那个时代还有一段让我们热血沸腾壮心不已的话：“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一二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
无数青年，心里揣着这一段话，走向荒漠，走向边疆，走向异国他乡的战场。无数青年，在这一段话的激励之下，抛弃安乐，抛弃亲情，甚至抛弃生命，去拥抱“一个人类最为壮丽的理想”……我想，直至今天，许多人再重温这一段话，还会涌上许多激越之情——那是一段不可忘怀的青春梦想与人生热望。但是，这一段话，它隐含的那么多苦涩与悖论，我们至今还有能力去思索它，清理它吗？
红河谷曾深情地写到他当年唱过的那些歌曲：“……每当我们哼唱起这些歌曲，眼前必然呈现当时的一幕一幕，或是孩童时期的玩耍，或是学生时期的浪漫，或是激情振奋的劳动场面，或是憧憬美好的未来，歌曲伴随我们与共和国同呼吸，共成长。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融到共和国的生命中去。”一个自己的生命在极度疼痛之中行将终结的人，内心依然充满美丽的童话。
红河谷及他的许许多多的同代人，在他们睁眼看这世界的时候，接受到的，是一种完全被控制的信息，数十年下来，这一类信息，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灵魂之中。
红河谷，从一个从小就立志并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生命融到共和国的生命中去的共和国新人”，到一个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的危重病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的人生，但是，更深刻的悲剧却在于，他无法看清这种悲剧及其根源。
"东方升起的红太阳，带着几十载的光辉落山了。追随红太阳的人们也淡淡的消失在夕阳红里。毛泽东真的走了……” 这是红河谷最后的留言，毛泽东真的走了，红河谷也真的走了。正如他所说的：“追随红太阳的人们也淡淡的消失在夕阳红里。” 这是一个真实地，全身心地生活在乌托邦中的人。在这一点上，红河谷或许是幸福的。
红河谷以他的文字，更以他的生命历程，叙说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红河谷，一个时代的缩微图。
[作者简介] 胡发云，男。1968年在武汉高中毕业，下乡到湖北省天门县插队。70年返城后当过工人、统计员、工会干事。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任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近年来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等大量文学作品，出版过多部作品文集，作品多次被全国性刊物刊登选载或连载，并多次获全国及省市文学奖项。
原文载于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第６期《知青》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