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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谷一生做了一件事，“追随红太阳”。与他同时代的人也做了一件与他相同的事——“追随红太阳”。
在2003年12月底之前，我从未听到过“红河谷”这个笔名或者说化名，但这三个字总给人以亲近感，也许这与加拿大的那首民歌有关，记得在当知青时，身体刚刚发育，总有些青春期的萌动，于是，凡与“姑娘”、“爱情”或“怀念”、“眷恋”或“感伤”、“温情”等有关的字眼总引起我的遐想。你听见过这种悠远的呼唤了吗，如果你忘记了、淡薄了，那么你听：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多么寂寞多么凄凉；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
蒙《上海知青网》器重。当主编紫岩向我约文，我很自信地答应了，心想：这不难，稍微浏览一下，不就是尽量找出一些书中的亮点，并把它拔高使之理论化吗？因此，几天后当紫岩主编把“红河谷”尽毕生以一书的《追随红太阳》专门寄给我时，我仍是这种思想。然而我立刻知道我错了，因为面对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这种真挚的感情，任何不负责任的表示意见都是对作者的伤害和不敬，这也许也是我几个月来无法对《追随红太阳》表示意见的原因之一吧。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当初认为“不难”的事现在看来是“很难”，虽然心里常有一些思想在流动，但一直不能组合，支离破碎的，这也许与近来一直心情浮躁有关，总不能静下来，而看这种书，看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书抑或者透过这几百页的纸张与阴阳相隔的人做一长谈，是要静下心来的。这也许也是我几个月来无法对《追随红太阳》表示意见的原因之二吧。
红河谷一生做了一件事，“追随红太阳”。与他同时代的人也做了一件与他相同的事——“追随红太阳”。
大快红色的封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作者（或者我们）作为“追随者”的当年的思想：“东方升起的红太阳，带着几十载的光辉落山了。追随红太阳的人们也淡淡的消失在夕阳红里。毛泽东真的走了……”这使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失落，一种无法溶入“与时具进”的茫然。这种“茫然”其本质在与两个时代价值观念的差异。
“红太阳，带着几十载的光辉落山了”，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曾经的“追随者”们尽管生活在“与时具进”中，但心却留给了那个已经终结的时代——因此，他们无奈地希望早些退出——尽管是不想退出的。对于这种无奈，“红河谷”显得十分豁达：“可以自慰的是，这一代人已经尽力了。”但我以为这种只问播种不问收获的“自慰”式的“豁达”则更显得无奈。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经历来看待周围的环境，同样周围的环境也影响或限制着每个人的思想。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社会心理学认为，当具体的伤痛消隐之后，这些曾经的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时间久了就会回去寻求。
真是这样的吗？可我怎么也无法把曾经的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怎样才是伤痛的消隐呢？倘若这些伤痛没有“消隐”呢？我一直在这些似乎是哲学的命题前徘徊；思想似乎脱离躯壳，走过千千万万个门口，总能看见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身影向我点头，认不认识在这一刻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我知道他或者她曾是知青，曾是红太阳的“追随者”——无论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裹挟的。
自1911年“青天白日”推翻了大清龙旗而立国，38年后，五星红旗推翻了“青天白日”，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所未有的时代。自1966年在红太阳的光辉下，出现全民的疯狂至今，转眼间，又一个38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跨入了“与时具进”的新时代。
毫无疑问，人生与时间相比只是一瞬间，从历史的角度看，38年更无疑是弹指一挥间，但“38年” 所容纳的事件又是何等的广袤，而这2个“38年”却涵盖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或者说翻天覆地的内容。
显而易见的是，这2个“38年”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而只是数字上的巧合而已，且后一个“38年”对现今的40岁以上的中国人民来说，其影响是大大超过前一个“38年”的。人们可以如数家珍般的说出一系列共和国历史上对整个中国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等等，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2个决议，第一个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党以来的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第二个是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1949年之后我们国家所有的歧途和失误，都做了公正客观的结论。
这个决议对除上山下乡外的，在这些事件中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安慰或补偿，惟独上山下乡的参与者被遗漏或遗忘了。任谁也不敢妄断这种“遗漏或遗忘”是否是故意的，但绝大多数的知青们困苦的现状却是实实在在的。
“红河谷”与共和国同年，仅比我长4岁，他所记录的共和国所有的重大事件我及我们都经历了，但这些却在我的记忆中被淡忘了，一句极功利的带有很大蒙骗性的似是而非的话是这些淡忘最好的注释——一切向前看。但现在执着坳拗的“红河谷”却偏把我淡忘的事记住了，并要大家记住，他希望：“大家能利用晚年的宝贵时光，把印在脑海里的那段东西留下”。
人们通过回忆，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呈现，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到了一次强化。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
读《追随红太阳》，最大的感觉是由心理的震撼而引起的生理的反映。每读一章，我都仿佛有窒息感而要大口呼吸，因此不得不在1月寒冷的深夜打开窗子，让寒风带进的新鲜氧气来充实肺叶充实大脑，以至有几夜不敢再读。
在与“红河谷”的“交流”中，仿佛透过时空，我眼前顿现动乱、失学、大串联、红海洋，似乎听到童年的他睁着稚气的眼睛问：“......国家不是大地主了吗？”“那么，国家地最多也最坏吗？”面对幼童这类问题，我们寻常是笑骂着不与理会；自然，现在的我们更不可能苛求当年幼小的“红河谷”去《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求答案，但童言的无忌的“红河谷”却深刻触及到任何国家的立国之根本。
什么是恐怖？通常的理解是“朝不知夕”，《追随红太阳》中描述的“红色恐怖”更是可与法西斯一争高下；但我的理解是，当你明知在走向深渊而又不得不走的时候或者当你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是最恐怖的。我无数次问自己：“我们当年的下乡有意义吗？”尽管每次答案都是相同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这是不是可以回答“红河谷” 提出知青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究竟算作什么？”的疑问？但我还是在问。难道真的因为那种自出生以来的强大的纯粹的教育，以至我变得如此的不自信——面对显而易见的真理而宁愿视而不见而去做祥林嫂式的究问？
10年下放，留下遍地的记忆碎片。当我们试图用情感之线将这些记忆碎片一一拼接时，却发现，风雨中的颤抖、荆棘中的煎熬、绝望中的抗争，都交付这风吹雨打中。“红河谷”提出知青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究竟算作什么？”的疑问，可惜，他并没就这个质疑在书中展开相关的理性思索和讨论。也许他是要把这个问号留给我们？天哪，近2000万个问号！以此来对照《追随红太阳》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沉的切肤之痛和欲哭无泪的情感，我们活着的人，能做的就是“让我们一起做一点事。”这是《上海知青网》主编紫岩对我说的。
突然想明白了诗人普希金“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的意思：如果这些伤痛在有一天被我们的成就感所湮没或不屑一顾时，社会心理学认为的“这些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才会出现，到那时，到那时是何等的轻松自在。但是我们没有，这十字架我们仍还须背着。所以在这一点上，红河谷或许是幸福的？
红河谷一生做了一件事，“追随红太阳”。与他同时代的人也做了一件与他相同的事——“追随红太阳”。
“红河谷”是诚实、单纯的，他至死仍然有着坚贞的理想，惟其诚实，才见真实，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出“红河谷”对于那个时代的结论——有疑问的肯定。“红河谷”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豪迈：“假如‘老三届’们还年轻，仍然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可我要说，即使他们不再年轻，他们依然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因为哀莫大于心不死。
红太阳下山了，“红河谷”也走了。正如他所说的：“追随红太阳的人们也淡淡的消失在夕阳红里。”但我们这些曾经“追随红太阳”的人还活着。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结尾，以此送给我从不相识的“红河谷”，也权当本文的结束：“行文至此，夜色正酣，窗外万籁俱寂。光阴倏忽，青春不再。由此，我写下以上的文字，祭奠我和我那曾经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亲爱的知青战友们那遥远而永逝的青春。为生者，为死者，为在一切感情和物质上得意和不得意以及贫困的知青们。为人们不要忘了散落在他们周围的许多把青春和生命埋葬在从南蛮荒原到北国黑土上的知青们。”
[作者简介]董浩，男。1970年到云南军垦农场务农，1979年回到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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