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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坦言，我不能接受一些知青网站的朋友“不同意红河谷的思想观点但是肯定他的精神”的笼统说法。我们当初帮助红河谷，今天怀念红河谷，并不需要用他的精神或者优点来做理由。红河谷是我们的同龄人，帮助他是在帮助一个生命，尊重他就是尊重所有的生命。而且我也并不想掩饰自己对境遇不太好的同龄人有一种聂赫留朵夫式的赎罪情结，红河谷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句亘古不朽的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若干条理由，说明为什么死亡对人类具有吸引力。他也提出了为什么死亡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的一些理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原始的命题，即生命是可以而且只能由生命的载体-生命的拥有人自己而不是生命本体以外的其他人来进行处置的。这个命题尽管原始，但是人类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开始意识到。这场革命所举起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旗帜，奠定了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基础，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读着这些条款让我深深地感动。这些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未予明文规定的，大概立法人认为这些应该是文中自有之义吧。是的，红河谷的政治见解和我有着泾渭之分，但是，他曾经是一个生命，他的生命权与我的完全平等，他的生命权应当受到尊重。
当年在北大法学院读研时，有一次法社会学的朱苏力教授在课堂上提问，要求从法理学的角度谈中国应不应该废除死刑。同学中好几位各部委的司局长，还有政法系统的资深人员，他们在发言中都认为中国必须保留死刑，否则不足以震慑犯罪，改善治安。老师说他们的发言角度是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而不是法理学。后来老师看着学生名册叫“人大毕业的XXX”发言，我只好站起来，边想边说。我说凭直觉我认为应该保留死刑。我的理由是中国有这么多人，好人都嫌多，再留着那些坏人作甚？但是如果讲法理学，那就先要看生命的法律本质。于是我说起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原始命题，最后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异的结论：从法理学的角度讲，生命权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它只属于权利人自己所有，由权利人自己来处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死刑是不合“法”的，而安乐死则是合“法”的。
手边正好有一份资料，其中一组数字载明1966-1977年的城镇下乡知青总数是16,560,600人（源于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务院安置办的历年原始档案文件），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镇下乡知青中，红河谷所在的辽宁省比例最高（具体数字暂付阙如）；另一组数字是对1974-1979六年中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落户地死亡人数的统计：死亡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15,899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占死亡人数的61.9% 。备注中说明非正常死亡人数，主要由自杀致死、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刑事犯罪伤害致死、在救灾或减灾中因公牺牲或因工殉职、劳动事故伤害致死，以及在落户地发生的意外事故致死等原因构成。 在死亡人数的地域统计中，人数最多的是云南省，其次是辽宁，再次是广东。但是云南的死亡人数中包括了逃缅后被“宣告死亡”的人数，所以在实际死亡的知青中，辽宁籍仍占首位。
在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中，有一位我的朋友，原上海向明中学的陆华。她和她的10位同学到黄山茶场插队，在一次山洪暴发的时候，为了抢救仓库里的存粮（一说是上海市革委会存在那里的人事档案副本），全部牺牲。那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如此众多的莘莘学子正值求学的好年华被迫中断了学业，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非正常死亡" ，这恰恰反映出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命权的践踏。
同绝大多数下乡知青的命运相比，红河谷算是幸运的。他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下乡，未几当上了大队电工，后来又先后到公社和县广播站工作，一九七一年九月回城。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述了这些过程。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感受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你能有机会高举"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帜当上红卫兵，感到幸运吗？”他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是：“最有意义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一千八百万老三届学生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立即送到了农村。假如，中苏之间真的开战，把枪发给这些藏在深山老林中的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发给这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那么，他们必定是敢于冲锋陷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梯队。他们必定是敢于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好儿男。他们必定会为保卫共和国而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定忘记了知青们上山下乡的主要地点并不是中苏边境。“回忆录”里也有不那么慷慨激昂的地方：“七一年的夏天，解放军的一个通讯兵学校来法库县招收新兵。这是一个特种兵不是公开地大规模的征兵，军队的代表在县城里内查外调直到面对面的了解，相中我与法库县电厂的一个小伙子。当我们填完征兵登记表，准备穿上军装跟他们回部队的学校，学习通讯技术的时候，广播站的领导安排我到外地出差，当时真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等我硬着头皮出差回来的时候，发现部队领兵的解放军干部已经走了。当时我那心情真是又急又恨，恨不得骂娘，真想立即卷起铺盖卷回三尖泡当我的知青去。后来冷静下来一想还是不能蛮干，这里再不好也比青年点强，这里再累也比青年点轻巧，有多少知青羡慕我的工作啊！……”红河谷到底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后来的史学家一定会感谢他的这句真话：一个把上山下乡当成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人，同样不喜欢从事农业劳动。
红河谷对那些年的历史作了他自己的解读，他的解读会给后人带来误导，但是这不能怪他。他所经历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阶段，而文革和上山下乡应该说是特殊之尤。中国政治所特有的神秘色彩象一层烟雾挡在多数人的眼前，不仅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解之谜，就连我们这些亲历者也往往从不同的视角在揣测，然后争论不休。从另一个角度讲，时代的变迁一下子打碎了在过去被奉为神明的东西，而理论解释不了令人眩目的变迁，理论显得浅薄而苍白，于是有的人回过头去向“毛泽东思想”寻求答案。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热”重新泛起的原因？
悲也红河谷，喜也红河谷。悲的是他壮年早逝，留下了尚未成功立业的孩子和无助的妻子；喜的是他在思想上终于“从一而终”了，不必去经历我们这些人所经历过的那种铭心刻骨的涅磐般的痛楚。因为涅不涅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权利。正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尊重，华知和老三届两个知青论坛上没有对红河谷发表的文章展开批评或者讨论，即使有个别批评的贴子也都被管理者及时删除了。对一个垂危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让他含着微笑离去更让人欣慰了。
[作者简介] 齐简，女。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初中生，下乡插队到内蒙古。现在北京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原文载于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第６期《知青》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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