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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家居住的地段也被纳入了动迁的范围，房子不久就要拆了。这段时间来，我利用空余的时间，在家整理衣物，早些作好准备，免得在搬家时显得忙乱。
星期日的早晨，我打开家中大壁橱的门，一只陈旧的红漆樟木箱映入我的眼帘，在旁的先生看到了说：“这次搬家，这只箱子可以处理掉了，这年代谁还用这箱子？”我忙说：“你不懂，别的东西处理掉我舍得，唯独这只樟木箱不能处理掉，这是我年轻时在江西农村近十年插队生活最好的见证物啊。”说着，朱大妈送我樟木箱的情景象电影一 样，一幕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1969年3月8日，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我和大多数知青一样，赴江西黎川社坪公社上港生产队插队，初来乍到，生活虽艰苦，但那时年轻，有朝气，对山区农村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和好奇。开门见山，山前层层梯田，山后竹林成片，山上开满了红色的野映山红。听农民说，深山老林里木头多的是，樟木、杉木、松木只要有力气去扛，扛下来就是你的了。逢赶集时，冬笋、笋干、香菇很便宜，樟木箱6~8元就可买上一只，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确实是很诱人的。当时队里的知青都买了樟木箱，都说又便宜又好，准备在过年时带回上海去，唯独我没有买。
这一切，被住在我们知青对面的朱大妈看见了，问我为什么不买，我对朱大妈说舍不得买。因为当时家中经济很拮据，父亲在文革中遭受冲击，收入减少了许多，母亲又没有工作，弟妹们又小，买东西都要精打细算，这次来江西插队，家中又用掉了不少钱。说起这些，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意想不到的是在一个月后，朱大妈给我送来了一只做工精致的樟木箱，说：“送给你，收下吧，不要见外，这是咱家大伯做的，他会木工活，家中樟木板多，又干又好。这樟木箱箱盖是整块板的，不是拼的，比赶集买的都要好。”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忙拿出钱来给她，可她执意不收，说要钱，我就拿回去了，说着就走了。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第二天收工后，我拿了些从上海带来的肥皂、白糖（这是当地农民最喜欢也是最缺少的物品）去大妈家表示谢意。在大妈家，看到大伯左手的两个手指用布包着，这是怎么啦，大伯吱吱吾吾地说：“赶时间做樟木箱，不小心给碰伤了。”我的心顿时不安起来，为了送我一只樟木箱，让大伯受苦了。那几天，我每天收工后，都要去看望大伯，直到大伯的手指康复。
1978年年底返沪时，我把它带回了上海的家，1985年结婚时，我把樟木箱油漆一新，包上金黄色的箱角，俨然成了我的嫁妆，带到了婆家。如今，这只箱子里装着的不是衣物，而是工作多年来获得的各种奖状、荣誉证书、大学文凭等一类的珍贵物品，这些物品和这只樟木箱一样，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只樟木箱凝结了大妈大伯对知青的厚爱，每当我看到这只箱子就仿佛看到了大妈大伯的朴实、真诚和善良，就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同时，也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如今，这只樟木箱伴随着我走过了三十五年的人生路程，可大妈大伯不知你们现在都还好吗？今秋十月，我准备去我的第二故乡——江西黎川社坪来看望你们，我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2004．4．28．
（作者系江西黎川社坪公社插队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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