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山区人民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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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山区人民心连心

作者：彭静珠

　　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我们到江西黎川县社苹公社团星大队上港生产队插队落户。这是一个离公社所在地十多里，只有十七户人家，近百人的小山村，丛丛叠叠的大山像堵堵高墙，把山里人和外界隔开。这里没有商店、没有学校、没有任何加工作坊。说是农村，农民每天做饭的大米也来得很不容易。为了不影响下地干活，老乡必须利用大清早或者傍晚集体收工后，才能挑着谷子翻过大山到六、七里以外的宏村公社的集镇上加工。新中国成立至今，村里还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会计朱友发读过两年私塾，算是这里唯一的“秀才”。孩子们想上学，必须翻过几座大山，步行十多里才能到大队办的小学读书。家长担心孩子在路上不安全，只好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呆在家里，有的照看弟妹，有的帮着父母打一些猪草或者上山砍柴伙，要不就三三两两趴在地下滚泥丸。

　　知青来了以后给山里人带来了知识和希望。一次，队里开会说起孩子读书的事，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了许多心里话。老乡说，为了孩子们读书，以前村里派人去外乡请过几位老师，来了以后不是说生活太苦，便认为报酬低，一个个呆了没几天就跑了。现在来了这么多上海人，建议村里办一所学校，让孩子在自己的村里上学，也省了大伙的一份心思。队长朱木华同志采纳了大伙的意见，有意从我们这些上海知青中选出一人当老师。可是说起当老师，谁也没有经历过，怎么备课，怎么教孩子，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大半年过去了，一九七零年春天，队里决定让我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有的朋友对我说："小彭，你得想清楚，以前请本地的女仔都教不了，现在你一个上海女孩能行吗？"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但办学校是老乡的热切希望，我怎能扫大伙的兴，眼睁睁看着孩子失学？领导相信我，又有家长的支持，我一定要试一试，做一名山区的“孩子王”。那时办学真不容易，没有钱，没有教室，黑板、桌凳也没有。没办法，队里只好暂时空出一间旧仓库做教室。朱队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扇黑不溜秋的门板用锅底的黑灰擦了擦，说是给我做黑板。孩子们听说有书读了，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把自己家里的桌子、凳子抬到仓库里，大桌、小桌、高凳、矮凳排在一起，一所生产队（村民小组）办的上港民校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我成了山里人自己的赤脚教师。报名后，学龄儿童只有八人，有的已经陆续读过好几回，算是读过一年级吧。另有几个超龄儿童，还没有启蒙，只好让他们读一年级。学生要买书，可是许多家长连一元五角钱的书本费也交不起，怎么办？我动员那些读过一年级的学生，把以前用过的书借给新同学，谁知道他们的书早就撕掉了，好在那时，小学只开设语文、数学以及音乐和劳动课，要买的课本不多。我带着自己准备春节回家用的十几元钱，跑了三十多里路去县新华书店，帮孩子们把书买回来。要上课了，一个老师如何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我试着以讲台为中心，让一年级学生坐一边，二年级的学生坐在另一边。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新课，让二年级的学生预习课文或做作业。为了让孩子们既学到文化又得到体育锻炼，我向队长要了一块旱地，带领学生挖沙坑，制作跳高架，教他们跳高、跳远、跳绳、踢毽子、做操。家长见孩子天真活泼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微笑给我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一年以后，学校的班级增加了，教学的困难更大了，从教两个年级的复式班逐渐变成教三个、四个年级的复式班。我担心班级多了，教学质量受到影响，没想到学期结束时，学生参加中心小学的统一考试，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我们队办学校得到了上级教育部门的认可。我们民办学校，没有礼拜天，也没有什么“五一”节，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我利用这两天时间参加公社教管办组织的教师业务学习，向公办老师请教，提高自己的教学效果。我们的办学情况被反映到县里以后，县教研室、公社教管办，曾多次来我们学校听课，总结复式班教学经验，还特地组织全公社老师来我们上港民校听复式班公开教学课。

　　一晃几年过去了，同来的15名上海知青，走了14 人。曾经热闹了一阵子的小山村，如今寂静下来。村里的孩子们，已经一批又一批的从这所简陋的学校毕业，他们有的上了中学；有的后来参了军；有的成为这片红土地上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他们的成长，让我感到很欣慰，也让我更加喜欢赤脚教师这个前所未有的神圣职业。我忘不了这里的乡亲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的关心，忘不了每次回上海的时候，他们争着帮我拎行李，把我送到七、八里外的汽车站的情景。我决心留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工作之余，见谁家的孩子头发长了，我就替他理发；村里的妇女想学织毛衣，我就手把手的教她们；谁家婆娘要走亲戚，买来衣料要做衣裳，我利用的休息时间替她们裁剪，帮他们缝制衣裳。我懂得一点护理常识，也会一点针灸，遇上乡亲们有什么头疼脑热的，给他们一点药，或者替他们扎上两针，让他们少一点病痛的烦恼。生产队离大队医疗所太远，社员看病不方便。有时医生来队里给病人诊过病以后，留下一些针药，我就按照医生的嘱托，给病人打针。有一年，东面排的余大叔卧病在床好几个月，需要天天打针，家里穷，出不起出诊费，病人家属隔三差五的去大队医疗所把药取回来，我就每天抽出时间按时给他打针。后来，大队小学的周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是城郊一所公社中学的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们结婚了，第二年秋天，我们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可爱男孩。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学开设英语课，急需英语教师。有人知道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向公社推荐我，让我到社苹中学教英语。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七、八年的社员和孩子们，可是，事不由己。离开生产队那天，全队群众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村口，他们再三叮咛，要我常回队里看看，说要是遇上什么困难，就告诉他们。老乡是那样的热情，又是那么的真诚，我感动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

　　宏村中学是黎川山区规模最大的农村中学，学校对英语教学很重视，因为缺少英语教师，每个教学班，一周只安排了三节英语课。一九七八年秋天，我被调到宏村中学担任四个班的英语教学。白天上课，早晚还要下班辅导学生，而且学校还要我带“徒弟”，帮助一名有点英语基础的教师，尽快熟悉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教材，掌握外语教学的基本方法，以便进行工作。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这是组织的期望，我一定要带好这个“徒弟”，备好课、教好课，不能让学校失望，让学生因为英语成绩上不去而影响未来的前程。过去在民办小学工作，学生少，比较简单，如今到了大的学校里，情况很不一样。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白天认真工作，课外与学生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帮助他们解决学习英语的困难。每天上完英语课，就向那位跟着我学习教英语的老师征求意见，与她一起研究教材，讨论教学方法，帮助她尽快的掌握英语教学的基本方法。不久，那几个班的英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一次参加抚州地区上百所中学的英语竞赛，班上的阙细春同学便为县里赢得了唯一的一个三等奖。

　　一九八七年初，县里把我从农村中学选拔到县一中教英语。消息刚传开，班里学生的情绪像炸了锅似的，他（她）们围到我身边，说这问那，许多女同学还哭了起来，说舍不得我离开，担心我走了以后，自己的英语成绩会退下来。我再三劝导他们，我说学校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老师接替我的工作。第二天，我带着儿子和两个双胞胎女儿去县城中学报到，两个班的学生和老师硬是要给我送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看着汽车走远了才离去。

　　初到黎川一中，生活条件很艰苦。那几年，学校规模迅速扩大，老师也增加不少，住房十分紧缺。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不足八平米的房子，我带着三个孩子，用几块木版勉强架了两张床，摆了一张单人小课桌。儿子读初一，两个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他们晚上要做家庭作业，我要备课。没办法，儿子作业多，只好让他用小课桌；两个女儿很懂事，知道妈妈的难处，掀开被子，用床板当桌子，蹲在那儿写作业。每晚他们完成作业以后，我开始自己的工作。

　　初到一中，学校没有马上让我做班主任，安排我教初一年级两班英语（一个成绩好的班，一个成绩十分差的班），外加几节美术课。知道我工作负责，对孩子很有爱心，又住在校内，叫我兼管女生寝室。住校女生来自全县各个乡村，有的学生礼拜天甚至要挑着大米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才能返校上课，个别学生难免赶不上食堂蒸饭时间。一旦发现谁没有吃饭，我就将家里的饭让给她们先吃，无论如何不能让她们饿肚子。她们是家长的精神寄托，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关心她们是我的职责。

　　每天晚上熄灯前，我去宿舍了解女生是否全部就寝，叮嘱她们关好门窗。天气变化了，叫她们注意冷暖，预防感冒。有一位姓严的学生下晚自习时，不慎在楼梯口扭伤了脚，我马上带领学生，把她送到医院上好夹板，然后把她背回学校继续治疗，给她敷药，背她上厕所，同寝室的同学也轮流照顾她的日常生活。高三（5）班有一个叫万国红的同学发高烧，病情严重，我立即叫来一名学生一起扶她去医院急诊，替她挂号，付药费。第二天，家长闻讯从乡下赶到学校，看见女儿平安无事，十分感激。

　　我是老师，是家长，也是学生的朋友。在家里，孩子向我说心里话，想到的，看到的，在学校听到的，统统说出来。班上学生也一样，他们的心底话，乐意对我说，相信我。有一回，学校一位领导的孩子患肝炎，出院后需要在家休息一些日子，孩子就是不听，天天吵着要上课，家长无可奈何。我知道后去看望他，告诉他为什么不能马上上课的道理，安慰他养好身体，康复后我会挤出时间给他补习英语，孩子听了我的话，没有再吵闹。后来家长对我说：“彭老师，真佩服您。我是家长，却说服不了自己的孩子，学生都听您的。”

　　山区学校与大城市的学校不一样，小学没有外语课，进入初中学生才开始接触英语，学起来比较费力气。我想，身为教师，首先应当让学生明确学习英语与加快祖国“四化”建设的密切关系，让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学习积极性才能得到更加主动、更持久的发挥，学习效果才能更好。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我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哪怕他们学习上取得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给以充分肯定。课堂上给他们创造更多的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大胆的去实践，让他们得到更多进行日常用语和会话练习的机会。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差班的学生，慢慢的喜欢上英语课。他们有了疑难问题，马上问老师，从不把问题留到第二天，两个班的英语成绩提高得很快，差班的英语成绩比其它学科的成绩提高得更快。

　　从第二学期开始，这两个班的学生每次参加全县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的考试，平均成绩总是名列全县几十个教学班的前茅。九四年，我班五位学生参加第二届“中国中学生（全国）英语奥林匹克竞赛”，其中张学、左瑜、章正超三名学生分别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这是黎川县教育战线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奖励，我能为黎川山区教育增添这一新的光彩感到高兴。

　　在黎川一中十多年，我大部分时间担任初三年级的班主任，教毕业班英语，学生的英语成绩一直比较理想，得到学校和广大家长的好评。学生爱戴我、信任我，每学期领导深入基层，组织全年级学生评议任课教师，给每位教师评分，大多数学生都给我记满分。他们高中毕业后，无论考取什么大学，是清华，还是北大，依然忘不了初中阶段学习英语的往事；每逢教师节、春节，忘不了打电话，寄贺卡，把他们取得的成就告诉老师，表达他们对母校、对老师思念之情。在江西三十二年，人民养育了我，他们的革命精神鼓励我克服了前进中的许多困难，让我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虽然只取得一点点成绩，人民却给了我许多荣誉，县委组织和宣传部门为我摄制专题片，进行宣传；县一中几乎每年都评我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们插队落户的上港村，如今通了公路，农民用上了电灯，安装了电话。村民不再守着几座山、几亩地过日子，他们纷纷走出大山，南下深圳，东去闽、浙，打工、经商，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一个样的发生变化。县城日峰镇，更是旧貌换新颜，昔日的残砖破瓦房，变成了今天的高楼大厦。绵延数里的宽阔而热闹的新街，代替了从前弯曲冷落的小巷。如今，我的孩子已经长大。儿子交大毕业后在外企从事软件开发；双胞胎女儿，北大毕业的，在上海交大工作；留学英国的做了律师。一家五口在上海，但我忘不了红土地上那一张张勤劳、朴素的脸膛，忘不了他们的善良和真诚，我和第二故乡的亲人们永远心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