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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初中毕业，像现在的孩子在众多的学校中选择一样，我在江西、安徽等等中选择了反修最前线黑龙江。
参加工作了，“文化程度”也成了初中毕业，可我每次这样填表时总觉得底气不足：我真的毕业了吗？
我没有证书。没经过考试哪来证书？再说了，初中三年学到什么了？怎么考？再说了，有哪位老师敢对革命小将出难题？再说了，那年头谁有证书？甭再说了，其实，初中毕业说白了就是在初中待了三年。不然，凭啥要人称你知青？
在北大荒的林场，我成了小木匠，熬了9年又成了“老木匠”。在锛凿斧锯都基本掌握后，我发现，我这个知识青年最缺少的就是知识！
起先，每当盖房子前，师傅们都会先把房架1：1地画在空地上，然后依样画葫芦地套出样板，再用样板复制一个个房架。这就是“放大样”。
“这么麻烦，不能计算吗？”每当我有疑问，师傅便会瞪我：“你来？”
虽然在中学里也摆弄过几下圆规三角尺，可是三年来我只学到了三角形的内角和=180度。算下来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学1度！
难道千里迢迢就是为了来当“土著人”？我不甘心。
终于觅到了一本李瑞环的《木工简易计算法》，书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造房子的各种快算法，还有详细数据备查。就凭它，我枪毙了“放大样”，还极大地提高了工效，把师傅们吓了一跳。
很快，我就明白：没什么好得意的，我还只是一个没有文凭的初中毕业生。
那一年，场里要给汽车队盖一个大车库，因为要停放吊车和安装修车用的行车，车库的中段就设计成高出一块。窗高，门高都没问题，问题在高出的屋顶。
在结构设计的讨论会上，瓦工队长老王提议中段高出部分的屋檐向山墙外挑出60厘米，这样很漂亮，像天安门。
我反对，虽然我不懂空气力学，但是知道上海的高楼下面风最大。恰恰车库就造在山脚下，如有大风刮来，势必顺着两端屋顶的坡面往上折，正好掀掉漂亮的大帽子。我建议：屋檐最多探出20厘米，甚至没有，直接将山墙砌过屋顶。再三权衡后，场长拍板采用了老王的方案。这本来无话可说，可后来的事却不得不让我耿耿于怀。
房子很快就按图造了起来，屋面上已铺好了油毡，刚要往上挂瓦片时，刮来一阵不很大的风，屋顶一下就被掀起了6米多，往后一折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幸好大家逃得快，未伤着人。
后来，场长没怪我为什么不去参加抢险，只是怪我为什么没有文凭？还是知青呢。你瞧人家老王就有。
我要读书！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有一张看得见摸得着一摔就会响的文凭！
我开始发奋。先进了函大的语文班，发誓要拯救我那惨不忍睹的写作，再让弟弟把用下来的课本统统寄过来……。
电池和蜡烛在无情地消耗着，我的羽毛渐渐地丰厚起来了。
有过几次工农兵大学名额，但我不谙关系。
恢复高考时，我斗胆报了名。
记得考政治前，监考老师宣布完纪律后加了一句：“有看不清的地方可以提问。”马上就有一考生举手：“名词解释里的‘国家’是指哪个国家？”我想笑，见没人笑，便忍住了。待考完语文后又听到一位同仁把古文《愚公移山》中的“吾死之后，孀妻弱子”给译成了“我死掉以后，我的妻子还会生儿子”时，我看到了希望正在像吹气球一样地涨大。不过，气球很快就漏了：我报考的专业只招一人！我当然不是那个人，还撑着看啥？立马走人回去上班！
回沪工作后，我长出了一口气。反正要到陌生的电子技术领域去适应，便打算用业余时间系统认真地给自己充充电。我去夜校考初中，一不小心撞进了高中。一定是那些电池和蜡烛在做功。
三年后，因为分数，我又被保送进入工人大学。在那里，老木匠驾轻就熟地成了班里的“制图大王”。可是，来之容易的机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珍惜。我辍学了，只因没照顾好一名孕妇，以至女儿早产夭折。
84年调到了公司工作，那里的干部们正在抢电视大学企管专业的名额，谁都明白，那是一种半卖半送的待遇，哪有我的份？
我再次发奋：老子要读就读正宗的！妻子也决定放弃正在攻读的会计师，准备专心在家照顾又将报到的宝宝。我明白她的心。当年，我考进了财大。
这才是我真正的梦。捧着大红的录取通知，我想起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小学时我是个数学尖子，有次考试还弄了个年级唯一的满分，学校里那么多人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们。
我想起花了用三年光阴掌握的180度和那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
我想起函大和工大、想起放大样和掀掉了天灵盖的车库、想起老王和场长、想起林场小学校的孩子们在齐声朗读课文：“地道里有了（le）望孔……”。
当然，我没忘记去想起那些壮烈牺牲的电池和蜡烛。
有点学历果然好。因为它我有过一点小小的权利。我的签名尽管分文不值，却能决定一个公司员工的各种求学、进修能否得到公款的支持。我重视这个权力，但没用它卡过谁，因为我理解读书人。也因为它我曾受聘于某财贸中专做兼职。我尽心尽力，不搞淘汰，以至于我的教室人满为患，因为我要把每一个学员护送到最后的考场。
我总算为读书人做了一点点事，居然还被市领导接见过呢。
正应了那句“陋习难改”的常言：我又忘记了珍惜，“辍官”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无所事事，受不了讲话先绕圈做事先看脸的言不由衷。办公室里哪有钻技术、读职称、带徒弟那样爽快、那样真实啊。何况我的动手能力远远强于动心计。
促使我辞官还另有原因，它就像当年屋顶事件一样将了我一军，迫使我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
八十年代末一天的课堂上，我正在阐述社会主义的6大特征，有位学员在座位上突然发问：“社会主义有没有阴暗面？”
虽然备课时已预设了可能的提问，但意外还是不可避免了。我迟疑了两秒钟，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那么，请老师举例说明。”显然，来者不善！
举例？这最容易陷入纠缠不清的就事论事中去。我可没那么笨。于是大大地板书了两行字：“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性质”。在大家都认同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我开始说明：一种社会形态中必然会有其他性质的事物存在，比如，在我们的身边有共产主义战士雷峰，也有剥削、迷信、腐败等资本主义和封建性质的残余与渗透，后者就是你看到的所谓阴暗面……。
“不善者”渐渐收起了得意，频频点头。
第二天，公司党委找我“聊聊”，顺便仔细询问了事情经过以确认我未出格。
有告密的？！一丝不祥掠过。想起父母都是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结果一个冤死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一个也被奸佞诬陷饱尝监禁之苦。我不寒而栗，再也不敢“与官共舞”了！趁着还未被撂倒。
并非只有惊弓之鸟才讨厌躲在暗处施冷的惊鸟之弓。
努力了半年多，终于逃回了最“安全”的最基层，在纯洁的技术领域，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读啊读。之间，又有几次上上下下的享受，我已无动于衷。
现在，我有了令圈内人羡慕的技术职称和一大摞证书，其中浸透着同志的帮助，家人的支持和环境的逼迫。这些硬纸片使企业大大获益，自己得到的只是自得其乐和难言的累。
大把的时光被读掉了。年纪真的不饶人，虽然离“痴呆”尚远，但许多零部件已开始不听使唤，尤其是内存极其有限的记性，就像一盘旧磁带：再老的歌都能播放，录却不行了。
我开始厌倦无聊空洞的培训和进修，厌倦外行领导的装腔作势指手画脚。终于，领导也厌倦了我对“新生事物”的“拎不清”。我很识相地将早已名存实亡的主人翁地位廉价出卖给了昔日的“公仆”，留下打拼一生刻在身上和心里的伤痛，与单位解除了“婚约”。
今天，我常常危言耸听恐吓儿子：“不好好读书，将来没出息的！”儿子从不质疑，只是我行我素敷衍着。倒是我自己在搞不懂：这一辈子读啊读的，将一个知青读成了“知叟”。可是，出息了吗？
（作者系黑龙江爱辉县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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