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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
孙小力
1969年1月那个大雪初停的日子，我踏上蒙城那块土地，尚未满十五周岁。即有响应“最高指示”的强烈冲动，也有对满世界“红色恐怖”的厌恶，更为了摆脱所谓“家庭出身问题”的阴影，怀沣对世外桃园的一份希冀，我贸贸然却又是义无反顾地插队落户却了。对今后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认真想过，乍一见到白皑皑的淮北平原，心头还曾涌现过几许莫名的欣慰，有一种宁静和解放了的感觉，其实和眼前那个天地一色的混沌世界一样，当时的我，根本是混沌未开。
30年来，有人说知识青年通过插队落户获得了锻炼，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不经意间将城市文明送到了落后的乡间，也有人说这一切本来就是一场骗局......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对这场运动的负面影响我不再耿耿于怀，当然抱怨也无济于事。我相信：凡事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而对我来说，除了所有无可奈何的损失之外，最值得庆幸的就是认识了真正的社会理解了真正的人性，蒙城许许多多的人和故事，教会了我很多很多。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本来刻骨铭心的事情渐渐淡忘，可有些当初并不在意的人和事，却常会浮上心头，触动我许多联想，就像现在，回首蒙城的岁月，突然映现在脑海中的居然是那个人----赵芳亭。
刚刚下放到这个生产队的时候，社员名单中并无“赵芳亭”的大名，几个月之后，“赵芳亭回来了！赵芳亭把铺盖搬到小翠娘家，又给扔出来了！”纷纷扬扬的传闻给死水般的生活平添了不小的波澜，赵芳亭的出现，令饭场地头增加了许多故事。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一直在外流浪，被人瞧不起的外姓人还当上了生产队长，正儿八经地干起了管理工作，这一来，我们之间就成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个“戴”姓人聚居的村子，整个村庄几十户人家，只有两户外姓人，一户姓“徐”，是全村唯一雇农出身的赤贫农；另一户的当家人，就是这个赵亭芳。其实严格就起来，赵芳亭算不上是正宗的户主，他和那个曾经是他妻子、后来又被称作“小翠娘”的妇女早已分居，更何况小翠娘是本村戴姓居民的独生女，赵芳亭当初是被招赘的上门女婿，女儿小翠不姓他的“赵”，后来小翠娘又不认为个夫君，因此村里人都不把赵芳亭当作这个“戴”姓村庄的主人。赵芳亭也就常年流浪在外，凭借他种瓜的技术四处混饭吃。这次回来，他是想和小翠娘破镜重圆，可小翠娘没这个意向，于是一方软磨硬缠，一方死活不肯，闹了个沸沸扬扬。这时正巧原先的和产队长撂挑子不干了，队里没人肯顶这个缺，或许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也许是想让小翠娘刮目相看，赵芳亭走马上任了。
在村里人的眼中，赵芳亭根本就不是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做事风风火火，我行我素，就拿他要和小翠娘复婚的事来说，事先也不打招呼，自说自话撬开门，就把铺盖卷搬了进去，能不让撂出来吗？说话总是咋咋呼呼的，半里路外就能听到他的大嗓门，可谁都可以不听他的，同他顶嘴。这次选队长，也是有人存心拿他开心。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赵芳亭上任以后新鲜招术不少，其中最为重大的决策，就是废除以往按时计工的方法，改为按量计分。当时正是1969年的初夏时节，最要紧的农活就是抗旱“压红芋”，也就是在天旱无法利用自然降水的情况下，挑水栽种红薯。在赵芳亭上任之前，当地盛行的是“大呼隆”的工作方式，这恐怕也是所有人民公社实行的生产计酬方式，即只要出工，人人都能挣上大致相同的工分，反正男劳力半天四个工分，女劳力三分，儿童递减。于是有的挑水，有的挖坑，有的栽红薯藤，看似分工合作，热气腾腾，但进度不快，因为做多做少都一个样。赵芳亭则强调依照结果给报酬，不论大人小孩、男子妇女，多做多得，少做少得。上任伊始，也不和当记工员的我们商量，他就宣布了新的记工标准：栽种一垄给一分。号令一出，场面顿时改观，不再有人说笑打闹，个个争先恐后，可这一下苦了我们这伙知青了。
当时的我们，下乡才几个月，往常与社员们混在一直干活，有说有笑，挑不动了有人帮忙，做得慢了有人接应，也看不出什么差距，如今来真的了，立刻原形毕露。“一垄一分”，“分是社员的命根”，社员们只顾自己干活了，转眼将我们抛在后面，火辣辣的毒日头晒在身上，不见有人送水来喝，稍事休息的希望也成了泡影；太阳西沉，余睴也将散尽，仍然听不到收工的号令发出。腰酸腿疼肩头痛，这一切都已经顾不上了，为了自尊和脸面，哪怕是滑下水沟，哪怕是坐在地上往前挪，我们还是苦苦支撑着。终于，大嫂大娘们熬不下去了：“不干了！天黑得看不见，得回家做饭喂孩子却了！”我们正想起身尾随，赵芳亭却又吆喝开了：“接着干！每一垄再加一分！”这一招还真灵，已经往回走的妇女们又纷纷回头了。这一来不禁使人想起电影《突破乌江》中那个督促匪兵往上冲、大喊“再加烟土二两”的土匪头目，真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公社社员是主人，可不是炮灰”，我们再也憋不住了，有人冲着他就嚷了起来：“赵芳亭，你这是搞包工，是反动的刘少奇路线！”在那个年月，上纲上线本来是最管用的，没想到赵芳亭根本不吃这一套，两眼一瞪，吼得比我们更响：“什么毛主席路线、刘少奇路线，能吃饱饭就是好。”
那几天可把我们给累惨了。不过，赵芳亭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人员，他只是凭着本能发号施令。一个外姓人终究无法妥善处理村里人的各种关系，他本来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干了没多久，就因为这样那样的矛盾被赶下了台。当然，推行没多久的新记工法就此被废止，我们也着实暗暗高兴过一阵。赵芳亭下了台后，没有立刻离开村子，后来队里派我和他一起看管瓜田，我和他还有过较多的接触。在闲聊中，我知道他原来是建国初年的退伍军人，是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解放军战士，按照现在的政策，应该可以享受离休待遇，如果他是吃商品粮、是干部的话。可他却很少说自己是解放军，如若有人问他当的什么兵，他会不无自豪地说是“中央军”，其实他早先也是苦大仇深，国民党抓的壮丁，被解放军俘虏而改弦易帜的。可他偏偏连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也分不清，可谓毫无政治觉悟。
可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觉悟”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被大家视为不正常的小人物，说出了许多“正常”人说不出的话，说出了多少哲学家、政治家想都不敢想或不敢说的话。“能吃饱饭就是好路线”，求生存是人的本性，是天理，是不该受到压抑的，这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却都浑然未觉。“人之初，性本善”，而我们的人性被书本、被教条、被私欲、被所谓路线斗争、爱憎分明给扭曲了。我们指责赵芳亭“走刘少奇路线”，其实多少是掩盖自己不能胜任劳作的短处，更主要的，则是头脑中泾渭分明的路线觉悟，充其量只是传声筒而已，甚至拿着鸡毛当令箭，自觉或不自觉地到处扼杀人的天性。只有从赵芳亭那样无拘无束的乡民身上，我们才能体味到真实的人性，才能发现许多本来就不该丧失的人的纯真性情，进而意识到自己的愚味可笑，当然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在淮北的日子里，后来我又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遇到许多和通常的“觉悟”对不上号的社会现实，因此对人性、对人生、对社会，以及对以往的教育得失和各种运动，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我逐渐“糊涂”了。
（本文作者：1969年1月插队岳坊公社，现在上海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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