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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雪皑皑，
北风早呜呼，
冷饿交作出寒屋，
两只馒头填肚。
手握大锯铁斧。
脚踏群山树丛，
整日劳动皆辛苦，
寂寞夜半单孤。
1974年—1975年冬季，生产队里回上海探亲的知青不少，剩下没几个人了。我和另外一个同伴还得每天上山伐木放树。天气依旧寒冷，环境依然恶劣，我们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也是冷冷的。无奈之中，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小诗。虽略显凄凉悲伤，但确是当时最为恰如其分的真实写照，也是内心最直接的宣泄，毫无半点做作。时隔三十年，本无意拿出，偶见知青网上有征稿启事，就作为我对知青生活的一种回忆，也作为我这篇文章的引子。
1978年，那是我在农村生活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拨乱反正，了结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当时的政治气候已经开始回暖，即使在农村，也好象有那么些新鲜色彩在点化曾经一度的灰暗。此时我们老道店生产队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上海青年在为农村的建设而忙碌着。
刚过元旦，老队长阎宝奎让我和另外一个当地青年到县里去学习放电影，因为生产队想买一架电影放映机来改善一下农村枯燥乏味的业余文化生活。那时，买一架8.75毫米放映机连同一台便携式发电机需一千多块钱，这一千多元钱现在看来好象无所谓，可在当时的农村也真是够奢侈的了。那些年，我因为喜欢摆弄一些小电器而且在社办工厂呆过一段时间，又有管理柴油发电机组的一些经验，就被老队长作为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推到了这个岗位上。在呼玛县电影管理站，我们学习了电影放映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技能，经过努力我还通过了大兴安岭电影分公司的考核。结业后，我捧着甘肃光学仪器厂生产的电影放映机回到了生产队里。从事兼职放映员的行当。
当时，由于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电影事业重新起步，很多过去拍的优秀电影仍遭禁闭，新拍的电影还有相当浓厚的文革气息，而且数量极其有限。尽管如此，每当有电影拷贝过来，全村的男女老少就象过节一样欣喜若狂，吃过晚饭早早地来到大会场，等待电影的开幕。
记得有一回，呼玛开往瑷辉的大客车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新影片，片名为“儿子，孙子和种子”是一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喜剧片。当时能看到这一类新拍的喜剧片，老乡的兴奋决不亚于现在大都市播放好莱坞大片时的光景。晚饭后，全村几百号人都来了，特别是一群小孩在机器旁好奇地转来转去，象过年似的。好不容易等到天黑，电影机“哒哒哒哒”地转了起来。可偏偏在放映的过程中，放映机扩音器部分的一只大功率三极管坏了，电影哑吧了！这可把大家给急坏了。当时，我还算沉得住气，没有元器件，无法当场修复，就来个应急处置。我当即向另外一个社员借了台收扩放三用机，加上我自己的一台1.5瓦的电唱机，两台机器连在一起，一台作前置放大，一台算功率放大，虽然声音轻了点，但好歹将就着把电影给放完了。散场后，我一边收拾家伙一面想，当初业余学的一些电子技术还真派上了用场，要不然这种尴尬的局面如何是好。后来，我到县里出差，顺便买了零配件把机器给修好了。
那一年，没有片子时，我就和社员一起生产劳动，来了影片就努力为大家服务。我们队在山里还有一个新点，那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来去一趟，得在马车上颠簸十几个小时，顶着星星出发也要伴着月光才能到达。有时，我确实觉得蛮辛苦的，但只要一看到山村里的男女老少因为我的到来而兴奋欢喜的样子，我也就忘了自己的劳累、自己的孤独了。面对这样一群憨厚的农村朋友对精神食粮如此的渴求，我好象觉得自身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在天地间发着光，照亮着一小片枯渴的田野。
1979年，我们剩下不多的留守青年随着政策的调整，终于要回上海了，临走时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第二故乡一呆就是十年，在我的记忆深处，还真有不少人和事值得好好回味，不管有多少酸甜苦辣，对我们走过这段路的人来说都是上了一堂大课，包罗了人生万象的大课，很值得思考和总结。
回首以往，感慨万千。每每沉浸在回忆过去的万千思绪当中时，总想说点什么来作为寄托。重读自己当年写的那首透着寒气的小诗，我想说：只有承受过阴冷潮湿的无奈，才能体会到温暖祥和的惬意。
(作者系黑龙江呼玛县三卡公社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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