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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江西上高县锦江公社插队七年，至今已过去三十多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年代已离我们渐渐远去，然而有些经历却仍然保留在我的脑海里，令人难以忘怀。我愿把这些记忆的碎片整理出来，让与我有过相似经历的老知青朋友们分享我的欢乐和痛苦，喜悦和忧伤，也希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的子女，了解真实的我们。
1、偷吃甘蔗
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灰色的云布满了天空，看不见星星，只有一片淡淡的月光透过云层，撒在田野上。
村庄里已经没了什么声息，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农民们早已结束了聊天，各自回家睡觉去了。一个同学觉得无聊，提出是不是到生产队的甘蔗地里去吃甘蔗。正好这几天大家都觉得口里没味，也不想这么早就挤在一起睡觉，还不如去散散心，我也赞同。于是，我们一行三个人就拿好手电筒和镰刀上路了。
其实也不远，只有一里路的样子，十分钟就到了河边的一块长得很好的甘蔗地。不用说话，大家就各自动手，挑最粗的甘蔗就砍。一会儿的工夫，每个人就抱着几根甘蔗坐在河边啃起来了。
甘蔗很甜，每根甘蔗的根部就更甜，所以我们就只吃甘蔗的下二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和嚼下来的渣就一起往河里扔。我们边吃边聊，一会儿就吃完了。大家觉得不过瘾，就又去砍甘蔗。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根，好象有十多根吧，只觉得嘴里很甜。
可是，望着慢慢流淌的河水，我觉得不对劲，怎么老觉得河边的树怪模怪样的，它似乎老在变换着形状，而我坐的那块土堆，我越看越觉得眼熟。猛然间，我嘴里的糖水咽不下去了，一股凉气从我的脊梁骨里升起。这不是上个星期那个死了的十岁小女孩的地方吗？那天她被大人从河里捞起来，卧放在这土堆上倒着肚里的水，但最终还是没活过来。我突然“哇”的一声叫起来，吓得同学们打了个哆嗦，忙问我怎么回事。我结结巴巴的说了那个女孩的名字，一下子，那两个同学也愣住了，大眼睛瞪着小眼睛，半晌，“哇”的一阵鬼叫，也不顾脚下什么给拌着，连滚带爬的直往村里逃。
跑进房间，我们三个人边喘气，边相互瞪着眼睛，半天回不过神来。
这一段经历，我们每次聚会都要提起，而每次提起，都还觉得心惊肉跳。
2、流血经历
我从小到大，没有受伤流过多少血，而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的左手就被刀割伤过几次。
一次是在“双抢”农忙割稻子的时候。那时候年轻，做什么事都喜欢争先，我和几个小老表比赛看谁割得快。
江西的镰刀是有一根一尺长的木柄，而刀是半圆形的，磨得很薄，十分锋利。割稻子的时候大家一字排开，每人负责割六行水稻，右手持刀，左手抓稻，割一排就转身把割下的稻子放在身后的地上，割得快的人就会割到前面去，慢的就拼命追。
那些小鬼动作很熟练，没几下就把我甩在后面了，但我也不示弱，等我掌握了要领后，渐渐地追上去了。那些在田埂上放牛的小孩子们还不断为我鼓劲呢。可是，正当我要冲到前面去的时候，一用力，刀一偏，自己的左手小指头就感到一阵灼痛，把手拿到眼前一看，不得了，只见一块肉挂在那儿，血正不断的往下趟，我一阵目眩，眼前一片黑。
只听一个小老表说，快，小吴割破手了，快把手包起来！他说着，来到我面前，
张罗着拿手帕把我的手指包扎起来，然后就叫另一个小孩送我去大队的卫生所了。
以后的几天，队里为了照顾我，我的工作就是晒谷子，就是在晒谷场上翻晒刚打下来的稻谷。在农忙时节是不可能休息的。
俗话说“十指连心”啊，这手指疼痛的味道真叫人心烦的。割水稻时割伤手指有过好几次，动作一快就要出事。
但我还有另一次比较厉害的流血经历是在切肉时被菜刀切去了一块肉，那也疼的厉害，真够我受的。那是在我搬到了大队的农科所以后。一次在厨房帮忙时，在切猪肉时一到下去，感到手指（中指）一疼，一看，一块白色的约半厘米的肉连着一点指甲在案板上，和切下的猪肉在一起。没有人陪我，就我自己用右手紧紧抓住不断流血的手指，举过头顶，紧走慢走去卫生所。本来走十分钟的路我走了二十分钟，那个疼啊，不是一般的疼，血留多了，头还晕呢。
后来我问同伴，我的那块肉到哪去了，他们都说不知道。哈，我说你们吃了我的肉！而我那天因为手疼得厉害，根本就没吃饭。
3、与愚昧作斗争
我们下乡的时候，是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是，我们接受到的，并非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而是不可避地同时接受了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愚昧的思想，久而久之，我们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产生了疑惑。
那天在地里锄草，大家一字排开，边锄边开玩笑。也许是无聊，也许是农民愚昧的本性，说着说着，几个老表的话题就转到女人身上去了。他们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女知青们听不下去，都埋头干活或故意离远点。只见一个青年农民走到一个只顾低头锄草的年轻姑娘面前，先是说下流的话，然后就上前动手动脚。那女青年出身地主家庭，那时是属于被监督的对象，平时在村里低人矮三分，也不敢反抗，便怯怯地往后退。那男青年得寸进尺，越发肆无忌惮。大家一起哄，他就动手强行脱去了那女孩的衣服。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女人（还是个姑娘呢）的裸体。不过当时我们都很气愤，光顾着去和那些“贫下中农”评理，并没有去直面那姑娘的酮体。
那女孩最多只有20岁，力气也不大，衣服也破旧不堪，几下就被脱光了，充满青春气息的身体就这样白晃晃地暴露在大家面前。那农民把她的衣服扔给其他人，传来传去。女孩边哭边追衣服，两个富有弹性的乳房象是在控诉一样地跳动着。可是哪能追得到呢？她捂着身子蹲下哭着，孤独无助。
我们几个上海男知青十分气愤，责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哪知他们还嘲笑我们，还要我们男的去摸她。女知青冲上去抢衣服，也被他们骂。直到女知青不抢回了衣服还给了女孩才算了结。可怜那女孩几天都沉浸在恶梦中，无法出工干活。那女孩的父亲去说理，还挨了斗。
在乡下，有的农民很原始愚昧的。他们由于生活无聊，常在田间地头打打闹闹，男男女女滚成一堆。 在这样的场合再看见女人的身体，我们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4、与蛇共舞
在农村，第一次看见蛇的情景，我也记忆犹新，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感觉，恐怕一辈子也抹不去。
那天的劳动是收油菜籽，也就是在山坡上铺几张竹垫，把已经晒了几个星期的油菜放在竹垫上用木枷使劲打，然后用筛子筛去壳，再把剩下的混有垃圾的菜籽用风车风去垃圾，剩下的就是干净的油菜籽了。
我的工作就是用筛子筛菜籽壳。是和几个知青在一起，还有几个小孩。这种活被认为是轻活，半劳力做的（知青都算半个劳动力）。当时我们都嘻嘻哈哈的，谁也不会料到会碰到蛇，而且是一条花蛇。这条花蛇就在我双手捧着的筛子里。当我看到我正在筛着的油菜籽里晃出半截红、黄、黑相间的蛇尾巴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是条蛇。我正奇怪呢，怎么这儿还会有花绳子。还是在我身边的一个小孩叫了起来：“蛇！”我才定睛看清楚了确实是条蛇。我全身一紧，下意识的把手里的筛子扔了出去。果然，一条约50公分长的花蛇游了出来，几个小孩一涌而上，几下就把蛇给打死了，而我还在一边哆嗦呢。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胆子大了许多，特别是小孩教了我们许多关于蛇的知识后，我也认识了什么蛇是有毒的，什么样的蛇是没有毒的。以后，被我打死的蛇不计其数，也不知吃了多少条蛇。
5、遭遇雷电
那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当时我已经在生产大队的小学里当民办老师了，那时知识青年当老师的还不多。
傍晚时分，我从县城往家赶。当时是不象现在这样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我必须是靠两条腿走完十里路，最后还要翻过村前的那座小山。从县城回家，走公路要花一小时，走小路只要四十分钟。我考虑天马上要黑了，走小路不方便，还要穿过好几个村庄，会遇到狗，我又特别怕狗，我就选择了走公路。
这条公路是刚铺的柏油马路，白天被太阳烤过后，一股沥青的清香弥漫在马路上。我沿着马路边紧走慢走，不断躲闪着来往的汽车。没多久天就黑了，没有月亮，满天的乌云，一会儿就看不见自己的手指了。好像要下雨，我急了，没带伞啊，如果下雨，我肯定被淋个落汤鸡。
好不容易来到了那座小山前，只要一翻过它，就是我们村前的水库大坝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了山。一种寂静、阴森的感觉扑面而来，除了我，剩下的大概只有鬼了。马路上有车来往，而这山上只有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这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都是摇摇晃晃的树和它发出的声音，我怎么听，都像是有人在跟着。可我又不敢回头看，只有加快脚步。但是我加快了脚步，好象跟着的“人”也加快了脚步。我的心突突的跳着，偏偏这时候开始电闪雷鸣，我吓得跑了起来。
江西的雷可是有名的，每次下雷雨，我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每一个雷好象都是在头上炸响的。这次也不例外，伴着雷声还有闪电，这闪电是桔红色的，十分耀眼。我奔跑起来，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我顾不得看怎么样，爬起来又跑。当我跑到山顶，看到了那条大坝时，我才缓了一口气。我一心想抛开身后的“人”和可怕的雷电，我朝着那条大坝直冲下去。
就在这时候，一个雷在我头顶上炸开，一个红色的火球从我的身边擦过，直向水库扑去，我的眼睛一下睁不开了，耳朵也瓮嗡直响。我蹲下了身子，差点哭出声来。
后来我是怎么跑回家的，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撞开房门时，把那两个知青同学吓得不轻。
6、和蚂蝗打交道
我在江西农村时，基本上做遍了所有的农活，大到耕田（在农村，耕田是属于最难的活之一），小到放牛，还都做得挺象样的。
我们下乡到生产队的时候，正是"春耕"开始的时候，耕田的活是春耕农活中最大、最难的事。我们刚去，兴趣正浓，积极要求和那些耕田好手们一起干。当挽起裤腿，脱掉鞋后，望着那一片浑沌沌的水田，心里还是有点担惊受怕的，直到农民告诉我们这块地没多少蚂蝗时，我们才小心翼翼地下了水田。田里的水是冰凉的，我冻得缩回了刚伸出去的腿，差点想打退堂鼓，但看大家都下了田，我只好硬着头皮踩下去。
刚下田时农民把着手教我们，后来就跟着我们，在一边看着，再过一会儿，就让我们自己操作了。老表们连声夸奖我们学得快，说上海阿拉，聪明，学得好快，要得！可是，没多大功夫，我们就显出毛病了。一个是管不住牛，二个是扶不正犁。这牛挺欺负生人的，还会偷懒。农民用牛是吆喝加鞭子的，我不敢鞭打，声音也不响。再说这犁也很重，总要犁歪了，有漏犁的地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犁了浅浅一层，歪歪斜斜的，像在地面上刨了一层皮。先前看老农甩牛鞭子犁地挺潇洒的，没想到自己犁起来却这么费劲。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原来干农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真切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诗的含义。第二天队长就不让我们耕田了。
一天下来，浑身没有力气了，但是感觉还挺好，挺新鲜的，学农活的兴致冲淡了离乡背井的惆怅。我还写了关于耕地的日记呢，那时候才十七岁，还是小孩子啊！当然，最终我还是学会了耕地，在以后的劳动中只要让我耕地，就能保质保量了。
说起蚂蝗，真是令人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四月中旬，开始插秧了。这时候， 田里的蚂蝗就多起来了。
插秧很累人，要弯着腰，一手分秧，一手插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青一天插不了多少。一般来说，一块地没插完，都是不能够休息的；可等一片地插到头，插完腰却直不起来了。有时候，我想直起腰来休息休息，但一看周围，大家都弯着腰闷声不响地插，没人直起腰来休息，便继续干活。这样就很容易受蚂蝗的叮咬。一开始我也有些怕，这虫子软绵绵的，深褐色的，象皮筋一样，可以拉长的，你要拉它，它还拼命地往你身体里钻。你要打它，还打不死它。在上海读书时我就知道，这玩意儿要用盐，才能把它给弄死。可在水田里哪来的盐啊？只要它一旦爬上了腿，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给拉下来，但它叮得很紧，钻得很深，总要拉下点皮肉，当然就会流血了。有的田老表们叫它蚂蝗田。好几次，我插过秧的地方留下了一滩血水，那是被蚂蝗叮咬留下的痕迹。
可苦了那几个女同学，蚂蝗一叮上她们，胆大的就自己拔，胆小的就只会哭，叫别人来拔。一天下来不知要哭上多少会回。我们男知青把蚂蝗拉下来后把它扔在远处，但是一会儿它就又游了过来。还是那些农民有办法。他们拔下它后用一根硬点的草杆子顶着它的头，然后把它的身子翻过来，使它的内脏暴露在外面，再插在田埂上，它们就彻底死掉了。太阳一晒，一会儿它就被晒干了。
有一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发现脚趾间怎么粘呼呼的，低头一看，只见脚指间都是血，再用手一扒，不得了，一条蚂蝗还在脚指缝里，血吸的饱饱的，都成一个球了。原来晚上洗脚时没洗干净，没注意，让它躲在里面加餐了。
7、当上“革命文艺工作者”
下放的头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极左的思想路线和文化路线使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整天是样板戏和“战地新歌”。而那时候也正是年轻人吸收文化粮食的时机。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除了白天的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只能看看充斥着政治内容的报纸，听听有线广播，没其它的事可做。也只有广播中的样板戏音乐和“战地新歌”好听些。
远离城市的农村生活实在枯燥。我小时候参加过少年宫合唱团， 喜欢唱歌。可文化大革命一来，使我再也难以与音乐结缘。插队以后，更不可能有什么音乐的梦想了。但我依然没有改变对音乐的爱好，而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每天广播“革命文艺节目”的时间一到，我准会坐在喇叭下（那喇叭是挂在电线杆或是墙壁上的）。它反复的播，我就反复地听。时间一长，那些样板戏和歌曲我都能背出来了，特别是“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我能背出全剧的音乐来。
都能背了，再做什么呢？那就唱吧。于是，我就开始放开喉咙模仿歌唱家们唱开了。我唱歌的场所有两个，一个是在山上，一个是在住地对着门外。我放了近一年的牛。在山里放牛时，周围没有人，我把牛放在一边任它自己吃草去，我自己就开始“演出”了。也许我唱歌的能力就是那时候打下基础的，因为唱歌要放松喉咙的，在山里没有人，我可以没有任何约束的唱。虽然没有听众，但我唱得很用心用力，沉浸在对优美旋律的陶醉中。
到了晚上，什么事也没有，我就站在房门口，面对着一片黑暗的夜空，放开自己的喉咙。时间一长，我竟然有了一批“听众”。每天晚上，我如果“演出”迟了一点，河对岸（我的住处前有条不宽的河，我一个猛子能潜到对岸）就会有人叫：“上海佬（他们知道我是上海人），还不开始啊？”如果我再晚了一点，他们会开玩笑地叫：“怎么搞的，是停电吗？还是喇叭坏了？”这就说明，我的唱歌已经有了点“水平”，已经被“听众们”比作广播了。
真正让我的唱歌水平发挥出来显示出来是在1974年的一次公社的“民兵文艺汇演”上。当时我是代表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民兵去参加的。虽然没有伴奏，但我的一首“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倾倒了所有人。立刻就被公社干部定为正在筹建的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成了一名专职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我后来的一切，包括读书、工作、成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8、偷鸡
我是1970年4月21日下放的，在我们之前，也就是1969年3月有一批社会青年去了那地方。这批无业人员都在社会上混过，大都有不良习气 （当然也有好的）。他们在农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偷鸡摸狗，吃喝嫖赌，当地老俵恨死了他们。
我的大队里也有三个。开始的时候，他们经常来我们这儿玩，混吃混喝，而我们则很有分寸的和他们接触。后来就不来往了。但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和我们一起住在大队农科所，故事就多了。
在生产队的时候，这个人就曾偷了老俵的鸡拿到我们这里来，说是买的，要我们杀了吃。等我们吃了后，他再告诉我们这鸡是农民的。后来又有过几次。每次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们中也有人挡不住诱惑，也去偷鸡了。
要知道，当时大家都很穷，农民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养鸡养鸭的，鸡蛋都舍不得吃，要去卖钱或者换油盐的。当老俵发现鸡没了，开始无目标的骂偷鸡贼，时间一长，他们发现，很可能是上海人偷的。因为上海知青的一个坏名声就是会偷鸡。
我们上海知青那时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由于没花功夫种菜，又没钱买菜，经常处于缺菜少肉，营养不良的状况。有一次，我们队几个男知青忍不住嘴馋，偷吃了一只老母鸡。 毕竟那时候才17、8岁，不懂事啊。
我们刚吃完鸡，没多久就听见一个老太太的哭骂声。我们出去一看，只见她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很悲伤的在“唱”骂调：“哪个死偷贼啊——没有良心的啊——偷吃了我的鸡啊——吃了会死啊——。”那一声声哭骂，挺揪人心的。我们听了感到不是滋味，挺愧疚的。
一个女知青就提出来，以后谁也不许偷老俵的鸡。 这以后，在生产队，我们确实再也没偷过鸡。
可是，我们搬到了农科所后，因为是集体样养的鸡，觉得吃了也没什么，在嘴里实在无味时，也会偷个鸡来吃。我虽然没偷过，但我吃过不少。前面说的那个社会青年，偷鸡的本领高得很。他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偷了鸡来，在自己房间里杀、洗了后，就拿到我们这里来，说烧了一起吃（我们有煤油炉）。
农科所的农民几次发现没了鸡后，骂了一阵也就算了。后来那家伙又去偷了住在农科所的农民家的鸡，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女人哭骂的情景后，我们就骂了那家伙一通，数我骂得最凶。
在农村，我们吃过的东西可不少，除了鸡，还打过狗吃呢。老表们可遭了不少殃。
9、初当民办教师
我当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是在我下放的第二年。
那天，我正在田里劳动，一个大队会计跑来要我到大队部去一趟。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事。等我到了大队部后，我才得知是要我当老师！起先我还不肯，怕当不好。后来几个干部都说我行，说几个知识青年中就我的文化好。其实我还不知道我和大家是一样的文化程度吗？
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了。还不要说，脱下了劳动服，穿起了鞋子，不用再下田了，这感觉不要太好噢！要知道，当时全公社的三百名知青中，只有我一个人当老师啊（后来就不断有知青当老师了，有的整个大队的知青全当老师了）！同学们都很眼热的。
当时的学校是很简陋的，几个年级分散在几个生产队里。我教的是有两个年纪合在一起的班。
这个班共有二十来个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说是教室，其实就是老俵房子的一间屋。简单的黑板，简单的课桌，上课时甚至有老俵在堂屋里穿来穿去的。
我上课也觉得好玩。一会儿上这个年级的课，然后布置作业并让他们做；然后我再上另一个年级的课，再布置作业，然后下课。下一节课再这样上。开始我还不习惯，不久我也适应了。这在当时叫复式班，在江西农村很普遍。
当时学校就我一个老师，什么课都是我上，我也能决定所有的事。没有钟，更没有手表，什么时候做什么，全由我说了算。所以，有时侯我可以下课和学生玩很久。我和学生相处得很好。
大概也就是这样，决定了我的终身职业就是教师。说实话，我也很喜欢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感觉真好！学生也很听话，我讲的课能吸引他们。来听我上课的本地老师说我知识丰富，而他们除了讲课本里的东西就不知道讲什么了。
记得有一次我讲“刘文学”的课文，讲完了生字，我有声有色地朗读了课文。这本来就吸引了学生，接下来我又讲了其他的少年英雄的故事，学生都不让我下课了！
应该说我这个老师是当得可以的。放寒假了，我回上海过年。可我不清楚开学要回去上课的，在上海待了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我回队里去，才知道老师的位置已没了。
再当老师，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10、好为人师
我第二次当了老师后不久，大队就在大队部所在地为小学盖了一排新房子，于是，我也结束了"流放"，回到学校总部来了，这样一来，我的课多了，但也"专一"了。我主教五年级（毕业班）的语文，兼音乐、美术课，当然也是班主任。
这个时期的我，整天都是干干净净的，因为不用下地劳动。在乡下，老师是很受人们尊重的。老表一看到我，就很亲热的叫我"吴老鼠"（当地方言的"师"发音为"鼠"），还会来我去他们家里坐坐。哪怕是再穷的人家，也会拿出两个鸡蛋，煮碗面给我吃。当时，卷筒面是很难买到的。所以，后来几个同学都当老师后，嘴谗时就会提出去"家访"。我是属于当地比较受欢迎的老师，学生也是一大帮，有时还会带点土特产给我。
我的一个学生，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大队旁有一个"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就是现在的农大分校）农大分校没有小学，教职工的子女就到我们小学来学习。其中有一个"分校"校长的儿子很是聪明，成绩总是很好的。我写个提纲，再对他说一说，他就能写出个故事来。我教他怎么说，他就回去排练。结果他在公社的故事比赛中得了个最高奖。后来他考上了县中，到县城去读书了。
除了教语文，我还排练文艺节目，带学生去公社参加"文艺汇演"，总能得奖回来。有一次，我在上海过年时看了个电影，有一段儿童的舞蹈，回来我凭着记忆，把主要内容记下来，包括音乐，然后就给学生排练。没有乐器，就用我的一支笛子。结果演出时引起轰动，对我的评价甚高。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有一天，一个当地的老师对我说，有家人家看中了我，想要我娶他们的女儿。当时确实有个别的上海知青找了当地女子，因为下放几年还没"上调"，似乎绝望了，找个老婆成了家有个依靠也不错。
可我的脑子很清楚，我还年轻，前途未卜，我眼下连自己也养不活，怎么成家？我也不甘心留在农村扎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后来那个"分校"教师的女儿也有这个意思，我也没答应。那时有句话，叫"扎根农村闹革命"。我想还没到"扎根"的时候呢。
1975年下半年，我被公社调去（湖北）学习，准备回来办个轮胎翻修厂，我就离开了大队，结束了我的"教师"生涯。
11、救了女知青
其实，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出头，对一些事根本就不懂，对男女关系的认识还朦胧的很。说句老实话，关于男人女人的知识我还是在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上了解到的。在经历过一次帮助农村妇女接生后，对生育问题才有了点感性认识。所以，我对待男女关系是处于懵懂状态，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可能还怠慢了一位女同学。
事情的起因是我救了那个女同学。那天傍晚，我们收了工，浑身的臭汗和肮脏，迫使我们立刻跑到村前的水库边，想赶快洗个澡。可是，我们却发现那几个女同学跑得比我们还快，已经下了水。我们只好在水坝下面的茶树林里坐下休息。可是没多久，就听见几个也在玩水的小孩在叫：“上海佬浸水啦！上海佬浸水啦！”再仔细一听，果然还听到了扑打水的声音和女同学的叫声。我们二话没说，立刻往水坝上跑去。
等我们跑到水坝上往下一看，不得了！两个女知青正互相拉着慢慢爬上来，而另一个女同学没了身影，再仔细一看，只见有一只手在水面上摇晃。我下意识的第一个冲下去，用最快的速度游过去。我游到那只手跟前，抓住它就往上提，把她提出水面后又托着她的腰，几下就把她弄上来了。好一阵女同学才吐出水来，清醒了。
事情过后，那位女知青单独对我说了“以后不会忘记你”之类的话。当时我根本就不会想到什么地方去，只是觉得她对我很客气的。到我们各奔东西后，她对我仍然很好。我当老师后，她先在大队广播室当广播员，后来又当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有一次她从上海回来，对我说我妈妈要她照顾我。同学们也开我的玩笑，可我全然不知。一直到那女知青去卫生学校读书，离开了农村，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还碰到过一次，我还为她那古怪的神情感到奇怪呢。
12、游泳
说起在水里救人，还得说说我的水性。
我是在小学里学会游泳的，本来怎么也学不会，有一次天比较冷，我在水里冻得不停的划水，结果就学会了踩水，身体浮了起来，自然就会游了。下放以后，游泳的地方不成问题，我的水性就越来越好了。
我住在生产队里时经常在水库里游泳，搬到大队农科所后就在门前的小河里游，虽然只会几种姿势，但水性是属于好的。那条河的水很清，能看得见底（河中心有三米多深），而且水流很急，我很喜欢那条河。每天下课回来，我就会用脸盆端着要洗的衣服往河边跑。在那么清的河水里游泳，真有说不出的开心，特别是在大热天，因为水急，水很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河对岸就是县里的“劳动大学分校”，那里住着学校的教职工，还有一个桃树林，每到桃子成熟的时候，我们都会游过去，买桃子回来。说是买，其实是半买半送的。一是他们尊重我们，知道我们是老师，二是桃子多。我们是自己爬到树上摘的，一边摘，一边把好的桃子往湿短裤上擦擦就往嘴里送。每次去，都要买个几斤回来，能吃上个几天的。
这条河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除了游泳，我们还摸鱼呢。想家的时候，我还会一个人坐在河边，默默的望着月亮。
有一天，我们同学一起在玩水，大家提出看谁能一口气潜到对岸去。我们几个“一二三”后同时钻进水里，我在水里睁着眼睛，心里数着数，约数到30的时候，我看到了对岸的河边。我迅速摸着岸边的泥土露出头来，但是没看到其他知青。一会儿，他们都露出了头。哈，我第一！接着，我们又潜了回来。有一次我们准备到了另一个大队的知青家玩。心血来潮打算游泳过去。于是我们几个用塑料袋装着衣物，扎紧塑料袋，顺着水流“漂”了8里路， 中途还经过了一个水坝，虽然有危险，但我们都很兴奋！约有40分钟，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
13、太虚幻境
说到春天，在江西农村的春天里，有着许多的美景和故事。
我所在的农村，属于丘陵地区，蜿蜒伸展的小山到处都是。我住的地方是丘陵与平原相交的地方，村里那条小河的对岸都是平原，而我身后就是丘陵地带了。每到春天，除了桃花梨花以外，田野里到处有不知名的野花。我虽然不是女孩，但我也喜欢美丽的景色，所以我在星期天没事的时候，常常会一个人到山里去转转，采些野花回来插在瓶子里。
春天里虽然有春耕农忙的疲劳，却也时常有些乐事，比如，去山里采蘑菇，水田里抓黄鳝和泥鳅，小河里摸鱼，等等。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闲着没事，正好前两天下过点小雨，估计山里会有蘑菇了，我就穿好跑鞋，拿了只农民用的小篮子就进山了。
寂静的山里到处长着松树，和一些不大的灌木丛，掉下的松针和腐草在地上形成了薄薄的一层植被，被雨淋后还储藏着比较丰富的水份，只要一具备一定的温度，就会长出各种蘑菇来。我估计得一点也不错，我走进山里没多久，就开始看见了蘑菇。
这些蘑菇有些是有毒的，我已经能识别了。所以，我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和时间，就能采到很多的蘑菇。到后来，我发现开始采到的蘑菇太小了，但篮子又不够大，我只好采了个大的，就扔一个小的，不知不觉，我已经走到了山里很远了。偶尔一抬头，忽然发现面前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还长着一些不知名的小树，古里古怪的冲着我，我一下紧张起来，突然觉得周围阴森可怕，心里扑通扑通的跳起来。这时候周围静的很，除了偶尔一两声鸟叫外，就没有任何声音了。
我愣了一会儿，再也无心采什么大蘑菇了，赶紧沿着来路往回走。
虽然害怕，但收获还是很大的，除了那些大蘑菇，我还在回味着那个陌生的地方。后来我和同学一起又去过几次那儿，越来越觉得那里好玩。在那块大石头后面，是一个不大的水库，因为离村庄太远，所以没人来管它了。山，树，水，石，都有了，很美的。正好我看了当时作为批判书内部买的《红楼梦》，觉得那儿很象“太虚幻境”，我们就这样“命名”它了。
14、和女知青吵架
说起和女知青吵架的事，想想也真觉得好笑，毕竟那时我们都年轻，不懂事。
那是第一年的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生产队共有六个知识青年，三男三女。那时候一般是女知青烧饭，男知青挑水砍柴，还有种自留地里的菜。那天傍晚，大家收工回来，我们三个男知青在自留地里耽搁了一会，回来发现女知青没有在烧饭，而是各人在烧自己的洗澡水。当时我们只有一个灶，一口大锅，她们烧水洗澡，就不能烧饭，而且她们是三个人要烧三锅水，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们之间已经在闹矛盾了。
当时我们男知青就火了，还不只是为了她们没按常规先烧饭，说实话晚点吃饭也没什么，我们自己都有上海带来的饼干什么的。主要是觉得她们不尊重我们的劳动，——这水是我们男知青辛辛苦苦用铁桶走了好远的路一桶一桶挑回来的。可是她们要一人烧一大锅！而平时烧一锅就够他们用的了。于是那两个男知青忍不住说了她们，偏偏当时在烧水的是个脾气很大的女同学，就这么“干”起来了。
我当时没说什么，后来看看那个女知青实在是不象话，也就忍不住上去说了她。但是她也不干示弱，我的火气上来了，就劈头盖脸的骂上去了，我的嗓门又大，直骂得她流眼泪。当时我手里还拿着个碗，我说你再不讲理我就扔过来。谁知她反而走过来说，你扔！哈！后来是男知青把我拉开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们也提起过，大家都觉得好玩。上个星期天那个女知青还给我打了电话。哦，对了，还有好笑的事呢。我们三个男知青中的一个，和那女知青也吵得很凶的，现在和她是夫妇！他们是户口退回上海后结的婚，我们怎么也想不通他俩会结婚！
15、令人讨厌的猫
那时候的乡下的房子大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农民造的房子都很简易，砌四面墙，架个梁，再盖上瓦片就是房子了。我先住的生产队房子是古老的，还有木头的天花板，上面堆满了农民的木头或备用的棺材，那上面是老鼠和猫的世界。每天晚上，老鼠和猫就在上面打仗，那纷纷扬扬飘下来的灰尘会撒满我们的被子，还有那悉悉索索的声音会叫你感到上面不知道有多少鬼怪在吵闹。
那是我下乡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另两个同学到其他大队的同学那儿去玩了，也就是说晚上不回来了。要说起我的胆量，那时候也确实够小的。我晚上怕狗，还怕老鼠呢。
我一个人睡觉了。当然，我并不是害怕一个人，我只是怕那黑古龙冬的夜晚。
果然，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半夜醒了过来。肯定是被那天花板上的响声惊醒的。开始我想一定是老鼠在活动，就不觉得害怕。可是，那声音越来越厉害，一会儿是急促的沙沙声，一会儿是沉重的冬冬声，还会有一阵“呼呼”声，它会从这儿响到那儿，又从那儿响到这儿。我躲在被子里，越听越感到害怕。当那细细的灰尘粉末撒在了我的脸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我大声的叫起来，那叫声一定是比那楼上的响声更可怕，一会儿老俵们就点着煤油灯过来了。等他们弄清是那天花板上的响声时，都好好的把我嘲笑了一番。他们说，这猫捉老鼠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老表们笑着走了。
当一切都安静下来后不久，那令人讨厌的声音又开始响起来了，尽管我知道没什么可怕的，但我还是睡不着。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搬到大队农科所后还发生过。那次是猫在房顶上走，吓得我半死。
农科所的房子就是没天花板的房子，我躺在床上，就是看着瓦片。黑了灯后，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呢。我把巴掌放在鼻子前，眼睛就是看不见这手，就有这么黑！我透过瓦片的缝隙，还能看见比房间里亮的夜空。那只该死的猫（我后来才知道是猫）在房顶上散步，还会把瓦片弄得叮铛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小偷或者是坏人（那时候搞阶级斗争呢）想从房顶上爬进来。我也是一个人，也不敢叫人（怕被笑话），我只好拿了根民兵用的矛枪在床上坐了很久，直到没有响声才又睡下。
一年年过去，我的胆子终于大起来了，这种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16、鼠患成灾
在那时，农村里最多的动物大概就是老鼠了。
这令人嫌恶的小东西到处可见。田野里，墙脚下，柴堆里，床底下，只要有它啃得动的地方，都会有它那小巧的身影和那贼头贼脑的眼睛。我开始是怕它，因为从来没见过。后来是见一个就追杀一个，只要能打死的，就决不放过。
在农村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同学都分散了，投亲的投亲，调走的调走，房间多了，我就一个人一个房间了。我有一张专门用来放食品和食具的办公桌，那可是老鼠专爱光顾的地方。那时候还不会用老鼠夹子打老鼠，只好放任老鼠“来去自由”了。
一天晚上，半夜里我被老鼠啃东西的声音吵醒，我打开手电筒，发现一只老鼠还在那桌子的一个抽屉里吃东西呢。原来是我没把抽屉关好，老鼠进去“加餐”了。我气得很，就轻轻的起来，走过去，趁那鬼东西还没来得及逃出来，就猛的一下把抽屉给关了。那只老鼠在抽屉里拼命的咬啊抓啊，想从缝里逃走。我却在一边发愁，怎么来处理它呢？打死它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怎么把它给抓出来。
我站在那想里半天，也想不出办法来。我要是开抽屉，这家伙肯定就窜出来逃走的。我四处找，都没有适合的家伙能把老鼠给抓住。最后就想先这样关住它，等天亮了再说。于是我就又躺下睡觉了。可是那老鼠在抽屉里拼命啃桌子的声音实在是令人烦躁。我忍了半天，最后实在是受不了，只好起来，打着手电到外面找了个农民抓鱼用的小抓网，想把抽屉开条缝，然后用网罩住它。可是，我低估了老鼠的灵活性，我只开了一条细细的缝，还没来得及把网罩上去，这家伙就一窜出来逃走了。
我都气得呆了半晌，花了这么大的精力，连觉都没睡好，却是这么一个结果。从此以后 我就见一个老鼠就打一个老鼠，还真被我打死好多老鼠呢。
老鼠它那狡猾、丑陋、破坏性强的特性，成为人们厌恶它的原因。它可以把木制家具咬坏，可以把装东西的盛器（只要是能咬的）咬坏，还可以把我放在书桌里的书给咬坏，它还可以在我的床底下挖上好几个地道出口，更可以把一些袜子、书什么的拖进它的洞里，我的床底下到处是老鼠挖洞刨出来的土粒和被啃成碎片的纸。
由于我住的房子是没有天花板的，我的床上每天会被落上灰尘。我自己动手用竹片，编个和床一样大小的蓬片，铺上报纸，然后用四根细竹撑在床的上方，就象挂蚊帐一样的，这样一来，我的床上就干净了。但是，没想到却招来了老鼠。老鼠把我搭的这个“蚊帐顶”（夏天在下面就可以直接挂蚊帐）当成了它的“跳水池”！每天晚上就来练习“跳水”！
我是过了好一阵才知道老鼠在上面玩呢。开始我总在半夜里被“碰”、“碰”的响声惊醒，发现是在我的床顶上，接着就发现是老鼠从墙上跳下来。我总不明白，这上面又没吃的，为什么它会这样往下跳？在“欣赏”了老鼠好一阵子的表演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老鼠吃饱了喝足了，在上面跳着玩呢。
它先顺着墙沿爬到我床的上方，然后就一下子跳在我那床的蓬顶上，接着再跑到地上，再爬上墙。就这样周而复始，直到它累了为止。而我就一遍又一遍的听着，先是一阵“沙沙”声，这是在地上跑，接着是“嗦嗦”声，这是在爬墙，然后就是“碰”的一声，老鼠完成了它的整套动作。
我对它是无可奈何，我一点灯，它就不响了，我也捉不到它。我一关灯，一会儿它就又来了。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大概是它自己也玩腻了，我才结束了这场灾难。
17、当上了工人
我十七岁去农村插队落户，二十五岁考进大学，在农村的七年多时间里，自己还是处于不懂什么事的状态下。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是懵懵懂懂的，在感情上还从来没有过什么真正恋爱的经历。当然，我也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越轨的事。
开头的两年里，我们三男三女在一个生产队里，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她们是要求分在一起的，以图互相有个照应。我们三个男的也是同样，在上海时三家家长就说好的。在一起的两年里大家都只有这么点的年纪。两年后就分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观点也不一样了，就很难在一起相处了，到后来基本上都是“江西老俵补碗：吱咕吱（自顾自）”了。所以，在我们上海知青之间是绝对没有什么恋爱的，整个公社的近二百知青里也很少是上海人“成对”的。
在生产队的几年里，除了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农大分校”干部的女儿，我也就没和任何女孩有过什么接触了。那时候，连自己的生活都没着落，怎么有恋爱的心思啊！
直到1974年的11月吧，我被公社抽去学习，才结束了在生产队的生活。那是公社搞建设，想筹备建立一个“轮胎翻新厂”，调了二十多个青年（包括当地青年）去湖北的新洲县的一家轮胎翻新厂学习。那是我在农村的另一个阶段的生活了。
我在湖北新洲县轮胎翻新厂学习的时间一共是三个月，好象是1974年11、12月间去，1975年的2月份回来的。
在湖北的三个月里，我们是住在县招待所里，和工人一样上下班。我的工作是检验刚送进厂的轮胎，找出要修补的地方，做个标记。因为轮胎在翻新前要把坏的、空的地方修补好。这个工作和教书是没有一点关系，我做了真正的工人了！
我是幸运的，是所有工种里面最干净、最轻松的活儿，他们都眼热呢，也许是根据我的“水平”给分的吧。每天我是干干净净上下班，而同去的人却是一个个满脸灰尘，黑不溜鳅的回来。但我也吃过苦头，我的鼻子挨了一家伙，出了好多的血，还躺了几天呢。
那是一个下午，天很冷。我和往常一样，用一个大的铁扳手把要检验的大轮胎使劲撑开，好检查轮胎里面。可是，我把轮胎撑开后，正想弯腰去取木头抵住，没想到轮胎橡胶的弹力一下子把铁扳手弹了回来，那个铁把把就猛地击在我的鼻梁上，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我已经被抬到了板车上，正要被师傅们送医院呢！我看到我满脸的血，衣服上也是，整个头都在痛。
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后，医生检查了倒也没说什么，幸运的是没把我的鼻梁骨给打碎，他们都说我的鼻子高的好。
血止住了，就没什么看的了，给了点药，就回招待所了。几个上海知青凑钱买了袋奶粉，还有一些吃的东西。我在床上休息了三天，就有干活了。那时候是没什么劳保的，都靠“革命干劲”，我怎么好意思多休息呢？
可惜，付出了鲜血，大家学得也认真，没想到公社又决定不办这个工厂了，于是，我们打好行李“打道回府”了。但是，我没有象其他人一样回了生产队，而是被调到了公社，在“革命文艺宣传队”工作了，在那里一直干到我考上大学。那是后话了。
18、 进公社文艺宣传队
自我被调去湖北学习起，我就是属于公社的社办企业拿工资的人了，不再拿工分。而公社的“文艺宣传队”也是属于社办企业，它是一个半生产，半“宣传”的单位。有任务的时候，就是排练，演出，没任务是就生产。
我从湖北回来，直接就去了宣传队。这时候，这个有二十多人的宣传队刚刚成立了一个月。当时，我觉得一切都很茫然，什么都由不得自己，要我来我就来了，来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是因为我会唱歌，在湖北回来之前就有人告诉我要调我去宣传队。
我被分在和一个当地县城的知识青年住一个房间。这是公社林场的一处房子，四面都是长着大片松树和杉树的小山。说是临时的，以后会有个专门给宣传队的地方。住惯了农民的房子，有这么两人一间的、有天花板的房间我很满足了，至少不会有老鼠从上面跳下来。
一到宣传队，我很拘谨，觉得我什么也不会，而认为别人什么都行。每天早晨，那些人都在房子后面的树林里“呀呀呀”的吊嗓子，还有的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练着功。我看着他们那认真的模样，自己却不知所措。既不敢张口，又不会戏功，就和同我一起从湖北回来、一起调来这儿的上海知青在附近瞎转。这位上海“老乡”会敲扬琴，这也是调他来的原因。他对我很好，我在湖北受伤时就是他买了奶粉给我的（那时谁都没什么钱）。
一个女孩在卡着脖子在“依、啊”的唱着，我这位老乡被她的怪模样给逗得直乐，就冲着她扮鬼脸，气得那女孩直叫唤。一个男孩在空地上翻着筋斗，这位老乡又拍着巴掌直叫“再来一个！”当我们两无所事事的转悠了两三天后，领导来找我们了，说什么要开始练功了，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说不会啊，领导就说要我们先看看别人的。
别人在上、下午的时间里都是在排节目的，我刚来，还没给派上节目呢，结果我们还是轻松了好几天。接着就不行了，春耕要开始了，领导要宣传队准备一台节目到乡下去演出，我也就逃不掉了。我的任务当然是唱歌了，我记得我在宣传队唱的第一首歌是“农业学大寨”，是《战地新歌》里的男中音独唱。我还参加朗诵，什么“东风吹，战鼓擂”。几把二胡，扬琴，笛子，还有小号组成的乐队给我伴奏。就这样，我开始在农村的舞台上表演了。
这个宣传队绝大部分是年轻人，骨干力量中即有知识青年，也有本地的农民。知识青年中只有3个男上海人，其他都是本县城的知青。这些人都是从各大队抽调来的会表演的，当地人大都是一些会演当地戏的，或者会拉二胡、吹笛子的人。当时公社里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个“宣传队”，还真有几个会演戏的人。
由于我所在的公社是在县城边，交通、经济都很好，所以当地的一些干部子女都下放到这儿来。当然，这些知识青年中还真有些人才。
刘，会表演，吹小号，父亲是县交通局局长，
周，会表演，父亲是县食品公司主任，
李，开始不会表演，后来会演一些角色，母亲是县委副书记，
沈，开始不会表演，后来会演一些角色，父亲是县车队队长。
……
当时我谁也不认识，大家还不太注意我，我也不想显露自己，只是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几次上台之后，大家开始注意我了，不仅叫我独唱，还叫我朗诵。时间一长，他们就觉得我不同一般，那些一直很神气的本地知青也喜欢和我套近乎了。
19、参加演出
在农村演出很有意思的。在那个只有“革命文化”的时代，有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很“幸福”的。有28元一个月的工资，有轻松活泼的工作，每次演出还有的吃，很多人都很眼红。我在宣传队的近两年时间里，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觉得很愉快。
宣传队在林场只呆了一个多月，在完成了下乡演出的任务后，就搬迁到另一个生产队去了。那个村庄离县城约3公里，在那一呆就是一年多。
由于我在宣传队里逐渐显示出了才干，我在队里的地位就明显提高了。我和姓周的本县知青分到了一间房子，而大多数人是合住一间大房屋，隔壁就是猪圈。我在农村里不嫌吃的苦，不嫌住得差，就嫌茅房脏。那种厕所如果叫现在的年轻人看到，那会把几天前的饭都会呕出来。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大坑，上面铺上两块木板，四周砌个墙，加个屋顶就是厕所了。那个臭味真叫人恶心，夏天是地上还爬满了蛆。大坑里什么都有 ……我每次上厕所，都象是上刑场。
我除了唱歌朗诵外，还要编写一些节目。什么诗歌，相声，甚至还写“革命”的短剧呢。此外我还画布景，做道具，还拉小提琴，吹笛子，没多久我就成了宣传队里不可多得的一个人了。所以，我在队里基本上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有个特权，就是不用每天早晨和他们一起练功。还好，我不是吊儿郎铛的人，是属于叫领导放心的人。那时候我唱的歌基本上都是《战地新歌》里的独唱歌曲，偶尔和另一个女孩子唱一首男女声二重唱，最有名的是那首《农业学大寨》。有一次在县里参加文艺汇演，我们的这个二重唱还被请到县广播站录了音，在全县播放呢，效果还和中央电台播的差不多！
于是，我在县里也出了名。
在农村演出，是一件有好玩的事。
那时候，对整天只是干活的农民来说，能看上一场“革命文艺”演出，就象是等着过年一样难。我们一是有选择的挑选去演出的村庄，二是被邀请去。但不管是我们自己挑选去的，还是被邀请去的，凡去的村庄都要招待我们，好一点的是弄些猪肉什么的，差一点儿的就是煮碗面（当然里面有点肉）。对我们来说，不管吃什么都是好的。
演出的场子一般是村庄里祠堂的台子，有的好一点，有个大台子，小一点的就只能上几个人的小节目。通常是下午坐拖拉机去，化装，搭景，摆家伙。天黑下来时，农民们就已经坐的坐，站的站，黑压压一大片了。时间一到，宣传队的锣鼓就敲起来了。
我到现在还十分欣赏那阵锣鼓，也就是“开场锣鼓”。这些当地人还敲得十分的好听，很有调头，慢一阵紧一阵，疏一阵密一阵的，很入耳，城里人还不一定能敲到这个水平。
把人都吸引来了，戏就开始了。我和那个一起唱歌的女孩在锣鼓收尾时上场了，一句“锣鼓声声震天响”，一句“红旗飘飘迎风展”，接着就是“革命形势无限好，大赶快上促生产”。
也不知道老俵们是不是听懂了，只见台下的人们一个个都在咧着嘴，傻呼呼的在笑。
接下来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有快板，有小曲，有样板戏选段和选场。我想老俵们是不在乎演的是什么，在乎的是这么一番热闹。不过，那时候已经普及了广播，家家有拉线广播，听多了，他们也能听懂普通话。有时我们也编个用土话演的节目，让老俵们乐得哈哈笑。
演出完了，我们就忙着卸装。那时候没有卸装油，大多数时候是把一把猪油往脸上一摸，再用卫生纸一点一点的擦掉。这油彩一碰上猪油也能被化开，如果有点专用的卸装油就更好了，凡士林也行的。但不管怎么洗，也总洗不干净的，时间一长，我的被子一头就被脸上没洗掉的油彩弄红了。
最开心的是吃“夜宵”了，每人一大碗，呼呼呼的下去了，不够的再添，直吃得打饱嗝。然后大家伙又被拖拉机送回住地，嘻嘻哈哈一阵就各自睡觉了。
要说我那时候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演出经验了。现在我的本事大概都是那时候练就的，也许我能考上大学也要归功于这个阶段的经历了。
2004.5.8.
（本文作者为在江西上高插队的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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