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第二故乡
王佩玲
安徽----我的第二故乡，她曾是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她曾把我从一个知识青年培养成党的国家干部，她使我从稚嫩走向成熟，她是我曾生活战斗了28个春秋的地方。
1970年5月，我和同学关安妮一起，来到了安徽蒙城县马集公社风光大队宁圩生产队插队落户。队长把我们安置在用泥坯垒起的三间草房中，房子没有窗，墙上留个洞，用几块泥坯竖起来留出几个小洞。能透进一丝光线，这就算窗了，白天一关门，屋里漆黑一片，屋子的后墙放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大方桌，用手一推摇摇晃晃，左边放了二张用绳攀的晚床，右边是用泥垒的二吕大锅，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和当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蒙蒙亮队长的哨子就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哎！真不想起床，但我小关还是互相勉励着，扛着锄头下地去了。早晨太阳一竹杠高时放工，上午要干到太阳当头，下午干到天黑才回家。到家浑身上下已没有一点劲了，但还要坚持着一个做饭，一个烧锅。我们烧的是麦草，吃的是山芋、玉米和小麦。春天我们和农民一起锄地；夏天一起割麦、整理棉花；秋天一起晒红芋干；冬天一起挖沟修路；烈日下我们给棉花找杈；下雨天给红芋插秧。1972年，我和小关两人共挣了2959个工分，除了口粮，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那时虽然辛苦，但与当地农民比，我们要好多了。当地交通不便，有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没见过汽车。一次我们在与农民交谈过程中讲到上海的马路都是柏油的，这时一个叫奋迁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就问我们，马路是不是专门给马跑的路，可见当时农村落后闭塞的程度。
为了使我们这个“家”有点生机，我和小关仍苦中寻乐，我们从队长家抱养了一条小狗，小关给它取名叫“来福”放工一回家，“来福”就摇头摆尾地同我们一起回家。家里来了客人，就及时给我们报个信儿，只要我们轻轻地叫一声“来福”，它立即就会飞跑过来，它给我们在农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记得1979年10月31日这天早上放工回家，我听见屋里吱吱吱地乱叫，我以为是猫在叫，仔细一听又不像，随着声音一找，原来是“来福”生仔了，到中午放工回家一看，一共生了五个小狗，三个公的，二个母的，都是黑白花的，个个都很肥，十分好玩，我和小关都十分喜欢它们。后来，由于我提干到公社去了，小关并到别的知青组去了，我们就把“来福”送给了队长。几个月后，当我又重新回到生产队时，队长热情地留我吃饭，并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说：“你来得正巧，‘来福’被我杀了，这就是狗肉，你吃吧。”我一听食欲全没了，一口也吃不下去，必竟“来福”在我们最困苦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过欢乐，并陪伴我们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给我们留下过许多美好的回忆。
1976年上海为了帮助知识青年走出困境，办起了许多加工厂，我作为岳坊区委的干部，负责组建岳坊缝纫组。当时上海运来旧的缝纫机三台，旧的拷边机一台。知青听说要成立缝纫组，纷纷找到我，要求参加，我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面试，条件就是原来要有些缝纫基础，结果汪中柱、蒋亚芳、戴小平、席红月等组成了岳坊缝纫组。缝纫组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开始了正常的工作。他们边干边学，缝纫技术也逐步提高，受到当地老百姓的一致好评。缝纫组以件计资，多劳多得，但大家都互相帮助，一起生活倒也其乐融融。自从缝纫组成立后，每逢赶集知青们总要到缝纫组坐坐，一来叙叙乡情，二来互相了解，沟通信息，缝纫组成为当时上海知青汇集交流的中心。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淮北大地，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除了种好地外，纷纷走出家门找工挣钱，原先说马路是专门给马跑的路的小伙子，如今已是走家串户专给人家做家俱的木匠了，我们队的年青一代一代也不甘心一辈子务农，通过勤奋学习纷纷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每到逢年过节，他们总忘不了我这个城里姑姑，带着自己家地里种的花生、绿豆、芝麻，自己喂的老母鸡到我家，给我报个信儿，报个平安。我们队的老队长，已是快七十的人了，也以常到我家喜滋滋地对我说，你们原先吃的那个味精，如今我们也吃啦！那个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记得当年有些知青返回城市时，曾诅咒发誓，再也不回这贫穷落后的乡村了，因为那时的淮北农村确实太贫穷落后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植根于心中的怀念之情日益强烈，不少知青自费结伴来到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寻觅往日的足迹，竭尽自己微薄之力去支援、帮助那个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的人们。今天，当我也离开安徽这块土地时，怀念、感慨之情十分强烈。因为今天的安徽已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市场物质丰富，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特别是淮北人的朴实、真诚，朋友之间的信任、关怀、工作收获的喜悦等一幕幕，一景景始终萦绕在心际。啊！安徽，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怀念你。
（本文作者：1969年插队马集公社，现在上海虹口区总工会工作）
|
